滴滴出行的云中疾走

文 | 阑夕

临近新春长假，滴滴出行的媒体活动接连不断，看起来，这家体量巨大的创业公司正在竭力化解来自国情层面的各种压力，无论是与交通部之间的博弈还是上市进程的逐步推进，都有着复杂而多变的内情。

让人想起一部正在院线热映的电影。

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新片《云中行走》用蒙太奇的方式呈现高空艺术家走上钢索的瞬间：浓雾迅速弥漫开来，整个世界都消失在虚无之中，只剩下脚心触及的钢索能被感知，而一旦迈步前行，雾气霎那消散，世界又再度复苏。

由约瑟夫·高登·莱维特饰演的男主角之所以可以将这门原本脱胎于马戏团的杂耍最终演绎到艺术的高度，正是因为他以极大的偏执和疯狂改变了表演的性质：它是关于如何克服恐惧和呈现勇气的伟大冒险，每一场都是绝唱。

愈是铤而走险，愈是行云流水——这也非常贴近滴滴出行的近况。

一月下旬，相隔不到一周的两场发布会，让科技媒体的记者很难忘记滴滴出行的橘色标志。

与无界传媒联合发布的《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明显意在反驳北京市交通委关于“专车加剧交通拥堵”的老调重弹，根据滴滴出行提供的数据，不仅北京并非是中国的“首堵”城市——连前三都排不上——而且滴滴出行的专车及顺风车产品平均每天还能为城市减少114万辆车的上路，出手打脸的力度颇重。

而在宣布获得招商银行战略投资的现场，滴滴出行对外树立的也不仅是它要进军互联网金融的旌旗，还有隐约传递了另外一个信息：此前业内更注意滴滴的“外资血统”，其实其投资阵营中的“国家队”也很齐整。

两件事情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同一个主题：在经历合并和长跑并取得了绝对的领先地位之后，滴滴出行在市场之外的生存隐患恐怕已经大于市场之内。

去年十月，交通运输部甩出的那份“征求意见稿”让滴滴出行们以及整个科技业界都有些“傻眼”，看似抬手放行的政策背后实际上是掐灭创新火种的无形之手，一旦落地实施，市场上的所有打车应用及其服务都将化作泡影。

好在“征求意见稿”本身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它更像是国家部委的投石问路，重在刺探市场回声。只是，尽管学者、企业、传媒和用户均对专车新政的内容表达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但是这种反对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答案其实始终都在一个黑匣子里。

第二只靴子落地之前，所有人都睡不安稳。

罗素曾在其著作中提出“文官”体制的重要特征：他们会对创造性的发明和改变趋向于否定。滴滴和优步亦都不会天真到认定交通运输部会就此偃旗息鼓，在新的草案出台之前，企业必须尽一切可能清除徘徊在咽喉附近的风险。

事实证明，互联网专车“利大于弊”的说法已经要不来宽容的对待了，因为只要有弊端存在，就会滋生为了拿掉弊端而打击繁荣的口实。至于专车与拥堵之间的关系，截止到目前为止只有来自高德地图的一份季度报告中的数笔提及，而这个结论是否经得住推敲，其实是可以怀疑的。

与三个月前北大组织的那场专车新政研讨会相比，滴滴出行和无界传媒——后者的国资背景更是熠熠生辉——的联手显得更加锐利，在最关键的运力增减这一指标上，滴滴出行认为大量有车车主因为专车服务的便捷而放弃了自驾出行的决策，最终实现了共享经济的最大作用：社会化的节省资源。

而北京大学教授薛兆丰更是喊出了滴滴出行就是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案例，这也让国务院未来难以“下狠手”。

从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强化交通运输部的集权职能便不难看出，作为“衣食住行”的第四环，人力及物力的运输属于政府极其重视的行业，就像数百年前“洋人在中国修铁路”一直被归入近代中国屈辱史的道理一样，此处关乎国家权力，很难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在发布会上，滴滴披露了那些原本并未被过分强调的中资角色：中投、平安、北汽、中信、中金甲子……它们都与国有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得过，而且安全。

“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象征前沿和突破的互联网行业未能免俗，也是相当遗憾的事情。

毫无疑问，滴滴出行已经开创了巨大的成功，就像《云中行走》里的剧情高潮，钢索早在世贸大厦的双子楼之间连接固定，剩下的就只有完成那件美妙动人的行为艺术。在云雾散开之后，滴滴出行既可以看到危险的深渊，也能够目睹迎接它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