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的生物：不为人知的隐秘天堂（上）

有苏煜骧2020年04月23日约 2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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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括号内为日本殖民时期称谓

当我们在讨论『钓鱼岛』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一系列诸多小岛的统称，这一串岛链位于东海大陆架南缘，台湾以北的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主要岛屿和众多岩礁组成，陆地面积在7平方公里左右，在港澳台地区又被称为“钓鱼台列屿”。

作为群岛中的主岛，钓鱼岛的面积约为4.3平方公里，相当于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天然岛屿——太平岛的8倍左右。从上方望去，钓鱼岛的轮廓仿佛是一颗东西长、南北短的“大番薯”，长3.5公里，宽1.5公里，中央为东西走向的山脉，主要由砺石质砂岩构成。北坡较为舒缓平坦，生长有浓密的森林，而南坡却十分陡峭，形成了万仞石裂的断崖结构，近岸多为历年累积的石灰岩珊瑚礁。

钓鱼岛山川河岳地形图 © Wikimedia Commons

从地质学角度看，钓鱼岛列岛基本上可以视为台湾北部山系向外海的延伸，处在一个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面上，主岛钓鱼岛上最高峰为海拔363米的高华峰，此外还有数座200米以上的山峰，受此影响，海雾常弥漫在中央山地周围，聚而不散，在山上形成类似热带地区独特的云雾林气候环境，也使得钓鱼岛成为列岛中唯一常年有溪流流淌的小岛。

早在明代航海导航手册《顺风相送》中便有关于钓鱼岛及黄尾屿的记载，也是全球最早提及钓鱼岛的史料。明清使臣为查勘航线，曾多次前往钓鱼岛，并且将这些岛屿用作通往琉球国的航海标志。

钓鱼岛上葱郁的林地，以棕榈科的蒲葵为主，拍摄于1979年。钓岛上的蒲葵实际上也是一个独特的岛屿变种（L. c. var. subglobosa），原产于琉球群岛及台湾岛，与大陆同族相比，其种子更大且圆，也更加耐寒. © : 新納義馬

尽管钓鱼岛的陆地面积只有4.3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3.5㎞²），但就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却表现出异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海岸干旱的石灰岩礁到山腰湿润多雨的亚热带森林，再到山顶受强风不断吹击所形成的低矮灌木带——钓鱼岛几乎拥有一个微缩型的『山地植被带』，在同类型岛屿中十分罕见。

仅80年代的调查中，就有维管植物103科244属339种被记录到，包括66种蕨类植物、272种被子植物和1种裸子植物。其中，钓岛细辛（Asarum senkakuinsulare）、钓岛金丝桃（Hypericum senkakuinsulare）、钓岛补血草（Limonium senkakuense）等3种为特有种，还有多和田氏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 var. tawadae）、紫花竹叶草（Oplismenus compositus var. purpurascens）及钓岛黄葵（Abelmoschus moschatus var. betulifolius）等数个特有天然变种。这些物种只生存在钓鱼岛范围内，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

多和田氏杜鹃又称钓鱼岛杜鹃，为钓鱼岛特有的一个天然变种，仅生长在山顶附近的多岩石带，树高约1米，花期为每年4-5月，花朵呈淡紫红色，盛放时十分壮观。已知该种分布狭小，且由于外来引入的山羊而岌岌可危，不过很早就有人从岛上收集了一些种苗栽培，经过多年培育，目前已形成规模并进入园艺市场，售价约为800日元左右，上图于1971年拍摄于钓鱼岛野外 © : 宫城康一

由于常年被海雾笼罩，钓鱼岛森林的内部实际上十分湿润，古远的岩石被厚厚的苔藓和地衣所覆盖；溪谷深处的峭壁旁，兰屿沼兰 (C. bancanoides）、台湾紫菀（A. taiwanensis）和芳线柱兰（Z. nervosa）纷纷冒出花朵。而在岩壁、树干和林冠层上，众多蕨类、兰花等附生植物组成了奇妙的空中花园。

岛上的亚热带森林主要以蒲葵(L. Chinensis)为优势树种，这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棕榈科植物，原产于东亚的亚热带地区。但随着近几十年来无节制的开采及破坏，目前华南沿海、台湾岛、琉球群岛等地的原始蒲葵林已经严重破碎化，只剩一些孤立小岛尚有相对完整的天然林残存。钓鱼岛上的蒲葵群落约有10000多株，受人为干扰程度少，或许是全球野外现存的最大一片蒲葵林的分布区。

附生于树干上的豹纹掌唇兰（S. luchuensis）. 1979年拍摄于钓鱼岛森林，该种生于低海拔山林中，受兰花贸易及森林砍伐而濒临灭绝 © ：新納義馬

除了挺拔的蒲葵之外，钓鱼岛森林中还有多枝紫金牛（A .sieboldi）、象牙柿（D. ferrea）、野茉莉（S. japonica）、桑叶葡萄（V. ficifolia）和短柄山茶（C.rusticana）等多种林木生长其间，一道风景。古老的火山岩遗迹上，稚嫩的爬山虎匍匐生长，海边开阔的草地中，芬芳的百合丛壮观绽放，而在附近山体的缓坡面，各类兰花与杜鹃摇曳生姿，远远望去，仿佛进入一片花的海洋。

出于政治归属上的敏感性，几十年来几乎从未有“兰花猎人”曾踏足钓岛，因而保留了相对原始的森林生态环境，包括阿里山鸢尾兰（O. arisanensis）、台湾眼树莲（D. formosana）、白网脉斑叶兰（G. hachijoensis）、长裂鸢尾兰（O. anthropophora）和雅美万代兰（V. lamellata）等众多生育于成熟森林的稀有植物，得以在钓鱼岛的天然庇护中繁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处于西太平洋台风的主要通道上，钓鱼岛海域几乎年年都受到台风侵袭。为了抵御台风所带来的生态影响，生活在岛上的植被群落不得不演化出了许多独特的性状，以适应生存。

钓鱼岛列岛的麝香百合可长到1.5米高，气味清新柔和，芬芳浓郁。图片拍摄于1910年

20世纪70年代时，曾有日本学者从钓鱼岛上收集了一批麝香百合（L. longiflorum）的鳞茎，通过对比种植发现，不同产地的麝香百合在具体特征上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钓岛种和琉球种在台风频发的夏季均不会抽芽生长，而日本种却无此现象，此外钓岛种的生长高度要比另外两种更高，叶片也更加纤细光滑，且休眠期相对短暂，这些特征使得钓岛上的百合能更好地排水，并在风灾过境后迅速恢复生长。

虽然偏居外海，不过自更新世以来，钓鱼岛列岛曾多次同大陆连接，已知最近一次发生在距今两万多年前的『玉木冰期』。所以在动物组成上，钓鱼岛列岛表现出与华南大陆和台湾岛明显的类似性，但另一方面，同时由于岛屿的隔离效应，经历漫长的岁月，钓鱼岛上也演化出了十分独特的生态系统，成为一处东海上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宝库。

已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的陆生哺乳动物极少，除了时而到访的琉球狐蝠（Pteropus dasymallus）以外，原生物种仅有主岛上的钓岛缺齿鼹（Mogera uchidai）和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等两种，且各自的数量十分稀少——后者迄今只有过3件标本记录。

末代冰期极盛时，曾将现代的台湾、海南、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与东亚大陆连接在一起，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恰好位于大陆架的边缘

钓岛缺齿鼹（M. uchidai）是钓鱼岛列岛唯一一种特有哺乳动物。该物种根据一具1979年6月收集于钓鱼岛沿海草地的雌性标本命名。与同属中其他物种相比，钓岛缺齿鼹的吻部相对细长，上下颚的前臼齿数缺少了3对，这与已知鼹科的任何属的成员都不相。因此，甚至有学者提议成立一个单型的岛鼹属（Nesoscaptor），主张将钓鱼岛鼹作为该属下唯一一个物种。

尽管如此，从头骨形态判断，钓岛缺齿鼹与生活在华南和台湾的小缺齿鼹（M. insularis）十分相似——这表明两者可能源于同一个祖先，或者直到很近的年代才彻底分化。考虑到迄今只获得过一件标本，主流观点一般将钓岛缺齿鼹视为缺齿鼹属（Mogera）下的独立物种，并不支持其作为单型属的地位。

钓岛缺齿鼹模式标本现藏于福冈九州大学

由于面积狭小，钓鱼岛列岛上的食肉动物并不多，除了追寻猎物而来的日本松雀鹰（A. gularis）及鹗（P.haliaetus）等猛禽之外，王锦蛇（E.carinata）和赤链蛇（L.rufozonatus）是岛上仅有的2种陆地食肉动物。其中王锦蛇广泛分布在钓鱼岛、南小岛及北小岛上，历史上也曾在黄尾屿有过记录，不过缺乏标本证据证实，而赤链蛇的分布却只限于钓鱼岛主岛，并不见于其他岛礁。

两者均常栖息在沿岸草地及灌丛中，主要捕食海鸟卵和幼鸟等猎物，也会攻击外来入侵的黑家鼠。由于缺乏竞争，有些个体可长到约2.5米，故而十分肥腴。有文章指出曾在王锦蛇的粪便中发现过绿海龟幼体的遗骸，表面它们也会挖掘沙滩上埋藏的龟卵，这在蛇类中是一种十分罕见的习性。

传统观点一般将钓鱼岛上的赤链蛇视作分布在台湾岛及华东地区的指名亚种（L. r. rufozonatum），但有指发现过一些颜色变异的个体，与分布仅限于宫古岛及八重山列岛的琉球亚种（L. r. rufozonatum）颇为相似。考虑到钓岛处于两亚种间的过渡地带，因此关于岛上赤链蛇的分类地位，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加以证实。

钓鱼岛上的王锦蛇

在此之外，还有另外4种陆上爬行动物栖息在钓鱼岛列岛，分别为铅山壁虎（Gekko hokouensis）、钓岛石龙子（Plestiodon takarai）、钩盲蛇（Indotyphlops braminus）以及一种尚未确定的滑蜥属（Scincella）物种。

这种滑蜥十分罕见，迄今只收集过2件标本，已知见于钓鱼岛及黄尾屿（？）。一般将钓鱼岛上的滑蜥种视为台湾滑蜥（S. formosensis），但亦有观点认为它们是来自八重山列岛的先岛滑蜥（S. boettgeri），至于其究竟归为何种？仍需更多样本及调查确认。

钓岛石龙子（P. takarai）是钓鱼岛列岛仅有的两种特有脊椎动物之一，生活在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和黄尾屿，常见于多岩石地带。该种曾长期被视为常见的蓝尾石龙子（P. elegans），但在形态上却与之有着较大的差异，例如钓岛石龙子全身一般覆盖28行鳞片，而台湾本岛和华南地区的蓝尾石龙子通常只有26行。此外钓岛石龙子幼体的尾部颜色非常浅淡，几乎为银色，但蓝尾石龙子幼体尾部却为鲜艳的蓝色，两者区分十分明显，因此在2017年通过分子分析被确定为一个单独物种。

钓岛石龙子

来自南小岛观察的表明，钓岛石龙子数量众多，并不罕见，并且经常出没于海鸟筑巢区附近，这种习性一方面是被繁殖地众多的苍蝇蚊虫吸引，另一方面，钓岛石龙子也会伺机以亲鸟哺育幼雏时吐下的半消化的鱼虾残渣为食，故而保持着很高的种群密度，不过这也增加了该种被天敌发现猎捕的风险。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蛇类里少数“孤雌生殖”的物种，有证据表明岛上的钩盲蛇种群似乎是人为引进的后果，而非当地原生物种。

钓鱼岛列岛上的无脊椎动物种类极多，已记录昆虫种类超过100余种，其中真崎氏并脊天牛（Glenea masakii）、钓岛岩轴甲（Gnesis senkakuensis）、新井氏树甲（Strongylium araii）和冲绳弓背蚁（Camponotus sp）等4种为特有物种，还有一些物种在中国境内只在钓鱼岛列岛有边缘分布，如琉球眉眼蝶（Mycalesis madjicosa）。

诸喜田泽蟹（G. shokitai）曾长期被认为是更加常见的日月潭泽蟹（G..candidiensis）。不过该种前边缘的小颗粒点，以及盔甲更加肿胀等特征使其很容易与其他种区分，其种加词是为了纪念琉球大学的诸喜田茂充教授

70年代的研究一共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发现有18种陆生贝类分布，其中至少有5种为特有种，还有一些是亟待确认的新种。这些特有的陆贝物种均在面积最大的钓鱼岛上有分布，其中宝井氏细管螺（Zaptyx takarai）和宝井氏假拟锥螺（Pseudobuliminus takarai）只见于主岛范围内，多田氏萨摩蜗（Satsuma tadai）和坚实岛蜗牛（Nesiohelix solida）还见于黄尾屿，而钓岛真管螺（Euphaedusa senkakuensis）还在南小岛上有分布。

这些陆生贝类主要生活在林地表面富含腐殖质的落叶层中以及腐朽的树干上，对生境变化极其敏感。除此之外，钓鱼岛列岛还有一种特有的节肢类动物——钓岛长隙蛛（Coelotes senkakuensis），已知其分布仅限于钓鱼岛及南小岛，而同属的其余3个物种迄今只见于华东境内——这再一次证明钓鱼岛在历史上曾和中国大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受季风气候影响，钓鱼岛上的年降雨量高达2800㎜，共有4条主要溪流发育，上图即为其中一条所形成的小型瀑布

或许是缺乏合适生境的缘故，已知钓鱼岛上并没有任何两栖类或淡水鱼生存，不过在林间淙淙清凉的溪水中，可以发现一些纯淡水生的瘤蜷（Tarebia granifera）和诸喜田泽蟹（Geothelphusa shokitai），后者是一种小型的陆生蟹类，身长不足5㎝，常在溪流及附近活动，也是钓鱼岛上的特有物种。

位于『东亚-澳大拉西亚迁飞区』主要通道上的钓鱼岛列岛，每年春秋迁徙季节时，会有大群的灰纹鹟（M. griseisticta）、田鹀（E. rustica）、小田鸡（Z. pusilla）、白鹡鸰（M. alba）等候鸟迁移经过，蔚为壮观。但受狭小的面积所制，常年生活在岛上的留鸟种类实际上并不丰富，只有灰鹡鸰（M. cinerea）、暗绿绣眼鸟（Z. japonicus）、栗耳短脚鹎（H. amaurotis）等一些常见的林鸟。

钓鱼岛上的黑林鸽繁殖巢 1979.3

最值得一提的物种是黑林鸽（C. janthina）。作为一种岛屿鸟类，该种只在日本南部和朝鲜半岛沿海一些生境良好的岛屿繁殖，常单独或结小群活动。中国境内除了1911年曾在山东威海报道过的一个巢穴以外，仅在台湾和江浙沿海一带有偶至的记录，因此，钓鱼岛列岛可能是国内黑林鸽已知唯一的稳定分布地，具有极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经过仔细探索，仍然是一片科学意义上的空白地带。例如：1971年在钓鱼岛列岛收集的5种未知蛛类中，迄今只有钓岛长隙蛛（C. senkakuensis）一种得以命名，其余4种仍静静躺在标本柜中。而在1983年被确认为独立种及为钓岛特有种的“ Trichoniscus sp.”和“Alloniscus sp. ”2个等足目新种，也至今仍没有过正式描述。

多田氏萨摩蜗（S. tadai）标本，现藏于兵库县西宫市贝类博物馆，收集于1953年8月。该种为钓鱼岛及黄尾屿的特有物种，生活在自然林的落叶层中，像这样未被发现的物种可能在钓鱼岛列岛上还有更多。

此外有研究表明，钓鱼岛上的黑线姬鼠（A. agrarius）在体型及臼齿上与台湾、济州岛及华东所产个体都有着一定差异，可能也是一个全新的亚种，甚至是新种。相信在其他未被详细勘察的诸小岛上，一定还潜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新物种，静静等待我们的进一步关注与探索。

羽の劫：遗忘的大屠杀

中国的海洋面积十分广阔，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抵北仑河口，绵延18000多公里，自北至南分别邻接着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纵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还有7000多座岛屿星罗棋布的散落其间。

钓鱼岛列岛位于东海大陆架的边缘，平均水深只有不到120米——而向南仅仅几十海里之外，便是深达2000多米的冲绳海槽，海面以下尤为深邃，呈青绿色，故在明清两代被称为“黑水洋”，明朝万历年间担任琉球册封使的夏子阳在《使琉球录》中记载：“连日所过水皆深黑，宛如浊沟积水，或又如靛青色”。

上图为1986年10月8日在台湾小琉球屿搁浅的儒艮（D. dugon）。理论上，钓鱼岛周边海域也应有儒艮生存，或许是该种在中国境内最北端的分布地。不过来自琉球群岛的渔业统计数据显示，从1893年至1916年间的24年里，仅宫古诸岛和八重山列岛一共有272头儒艮被猎捕，特别是1900年以来炸鱼现象日益兴起，更是导致了大量的偷猎行为。钓鱼岛列岛原本与琉球群岛山水相连，两地的儒艮属于同一群体，然而最终在二战以后因过度狩猎而灭绝。

受动力强大的日本暖流影响，钓鱼岛海域的平均水温要比同纬度其他地区高2℃左右，且终年都能保持温热的气候，因此在近岸带养育了丰富旺盛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为各种鱼类以及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形成一片宁静的热带旖旎。

但就在几十海里之外，来自大陆的沿岸寒流与滚滚向前的黑潮交汇碰撞、混合消长，频频扰动海水流动，产生强大的对流效应，将富含有机质的营养盐类由海底带到水体上层，滋养数量庞大的浮游生物，为众多鱼类提供饵料，使得钓鱼岛海域成为东海上一处极为重要的渔场，自古以来即因盛产鲣鱼、金枪鱼、旗鱼等大型远洋鱼类而著称。

该图为1979年在北小岛上拍摄的乌燕鸥群，历史上该种也曾在西沙群岛有过繁殖，不过如今已消失多年，而在与世隔绝的钓鱼岛列岛，侥幸保留了这一物种在中国最后的繁殖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钓鱼岛列岛可能是中国仅有的几处真正面向太平洋的岛屿之一，再加上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因此成为众多远洋海鸟的家园。已知在中国海域有过繁殖记录的25种海鸟中，至少有10种在钓鱼岛列岛上繁殖，不仅成为全国海鸟种类最密集的地方，同时也是乌燕鸥（O. fuscatus）、褐燕鹱（B. bulwerii）等多种海鸟在国内的唯一一处家园。

提起远洋海鸟，就不得不提到信天翁。作为全世界体形最大的海鸟，信天翁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流浪，如果不是为了繁殖下一代，它们完全不需要陆地，甚至可以直接饮用海水。

全世界一共有22种信天翁，其中18种生活在南半球，1种栖息于赤道附近，只有3种分布在北半球，均见于我国海域。钓鱼岛列岛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处拥有信天翁繁殖的岛屿，也是全球仅有的2处短尾信天翁的大型繁殖地之一，具有极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

鸟岛上燕崎繁殖场的短尾信天翁群落，该种又名斯特拉信天翁，由德国博物学家彼得.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于1769年依据来自堪擦加半岛沿海的标本命名。不过与其他信天翁物种相比，短尾信天翁的尾部并不短小，相反该种却是北半球体型最大的一种信天翁。

1845年英国皇家海军“三宝垄号”在远东水域测量期间，曾实地登陆钓岛列岛考察，因周边礁石形状酷似基督教堂顶部小尖顶，故命名为“Pinnacle Islands”（尖顶群岛）。据海军军官爱德华·卑路乍（ Edward Belcher）回忆，当船队经过黄尾屿周边时，见到了众多信天翁翱翔，遮天蔽日，蔚为壮观。、

1884年3月，居住在那霸的福冈商人古贺辰四郎派人前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探险，他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贝类及珊瑚资源，但在发现这一地区生活着极为丰富的信天翁群体之后，古贺辰四郎随即向日本内务省申请，要求将钓鱼岛列岛划入国界内，并允许他享有特许开发权。

钓鱼岛南岸怪石嶙峋的海滩

然而，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考虑到此地靠近台湾，恐引发外交纠纷，于是命令冲绳县知事西村舍三在不惊动外界的情况下秘密勘测钓鱼岛列岛，以确定其物产及所属情况。西村随即派遣石泽兵吾一行5人乘坐出云丸号前去调查，他们在登陆钓鱼岛期间，也观察到数万羽信天翁在岛上筑巢繁殖，景象十分壮阔。当这一消息传回去后，开始有附近渔民陆续前往钓鱼岛海域从事捕捉海鸟及收集海产等活动。

1890年及1894年冲绳县政府两次向日本内阁提出将钓鱼岛“收归领土”的请求均被忽视，原因还是同5年前一样——内务省担心与中国发生领土冲突。直到1895年1月14日，趁着甲午战争期间胜局已定，日本政府才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国界内，并未知会清政府当局。

钓鱼岛上的“古贺村”，1910年

同年4月17日，清朝战败并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钓鱼岛列岛也被包含其中。次年，冲绳县政府发布郡制令，将窃取的钓鱼岛列岛编入八重山郡。

历经多年的等待后，古贺辰四郎的野望终于成真。

1896年8月，日本内务省以免除30年使用费用为条件，将钓鱼岛和黄尾屿租借给古贺辰四郎进行开发。古贺辰四郎先是在1897年3月派遣35名八重山渔民前往到黄尾屿，又于次年5月亲自带领50名移民移居到钓鱼岛，两岛上很快都建立了以“古贺村”为名的定居点，最鼎盛时期一共有99户、248名工人共同生活在岛上。

然而，古贺辰四郎所谓的『开拓事业』实际上是针对岛上繁殖海鸟的一场血腥屠杀。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羽绒被芯曾是一种奢侈品，虽然工业革命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但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来自远洋海鸟腹部的羽毛——轻薄而又极其保暖，能够抵御南大洋凛冽寒风，才是最优质的原料。

由信天翁羽毛制成的枕头 © ：山阶鸟类研究所

明治时代早期，日本国力尚弱，鸟羽、生丝等原材料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一度在英法市场占据主要份额。但这种无节制的资源开发并不可持续，当国内海鸟种群几乎被消耗殆尽后，贪婪的商人和野心冒险家们纷纷扬帆起航，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号召下，远赴广阔的太平洋腹地，寻找下一个有海鸟栖息的荒岛——将杀戮与悲鸣再一次上演。

信天翁这般体型硕大的海鸟，翼展可达2.4米，重约7公斤，能够出产大量优质的羽毛。虽然在海上难以寻踪，但当它们下降到陆地上时，行动却变得十分笨拙，需要助跑20至30米才能起飞，警惕性也大幅降低，一名工人可以毫不费力的杀死大量个体。

从死鸟身上拔下的羽毛随即被制成枕头芯和羽绒等出口到海外，而其余部分通常也不会浪费，鸟卵和鸟肉多被风干腌制后作为海产食材，变质的鸟尸则被压制出油脂，用以补充燃料，就连最后的鸟骨也不会被浪费，一般将其制成肥料，播撒田间，以榨取信天翁身上最后一丝价值。

来自小笠原群岛各个岛屿猎杀的信天翁尸体，统一被运到父岛上堆积，等待下一步的加工处理，约1905年 © ：小笠原村

因此在某些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上，捕杀行动笨拙的海鸟已经如同捕鲸业一样，成为一项获利丰厚的商业性活动。据记载，一只大型信天翁可以出产400克羽毛，如果制作蒲团，需要1.1-1.3千克或更多的鸟羽，而一床完整的被褥，背后的代价是至少100多只信天翁的丧生。

据信在19世纪晚期，钓鱼岛列岛几乎每年都有15-16万只海鸟死于这般“流水线式”的屠杀，其中大部分为短尾信天翁（P. albatrus），还有一部分黑脚信天翁（P. nigripes）。来自古贺商会的贸易记录显示，仅1897年租拓之初，便从黄尾屿上收集到1.7万斤海鸟羽毛，1898年两岛的产量更是达到6.5万斤鸟羽，此后投入逐渐增加，推测约有一百多万只信天翁在此其期间遭到屠戮。

短尾信天翁的孵化期长达65天，雏鸟破壳后4-5个月才能脱离亲鸟独立生活，然后前往北太平洋北部海域觅食，一些个体的游荡范围可达数千公里，可至墨西哥海岸。幼鸟在海上漂泊4年左右就回到繁殖地，学习求偶和筑巢的技巧，但直到6岁时才真正的性成熟，参与繁殖，而大多数亲鸟一次只产下1枚卵，因此自然增长率极低。

这般疯狂的屠杀之下，钓鱼岛列岛上繁殖的信天翁种群遭遇毁灭性打击，鸟羽产量由1899年最高峰的8.5万斤，迅速减少到1900年时的2.5万斤，此后更是逐年下跌，再不复曾经的壮观景象。

由于信天翁的数量持续减少，很快给古贺辰四郎带来严峻的危机感，出于对鸟羽产业能否维继下去的担心，1900年5月，他向东京帝国大学的宫岛干之助和冲绳县立师范学校的黑岩恒等4人发出邀请，希望其前往钓鱼岛列岛考察。后者很快便欣然接受，也成为近代第一批在钓鱼岛列岛详细调查的博物学家，他们的调查成果后来以诸多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地学杂志》上，直到今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宫岛干之助的考察主要以黄尾屿为中心，据他描述，当时岛上还到处能发现20-30只信天翁雏鸟组成的小群，同一时期黑岩恒在钓鱼岛上的观察也是如此，当他从山上往海产繁殖地眺望时，到处是拥挤的信天翁群，目光几乎难以触及地面。不过他当时一定没有意料到，随着高强度的狩猎压力之下，岛上繁荣的信天翁种群很快会在数年间彻底消失殆尽。

一只榕树下栖息的信天翁，1900年宫岛干之助拍摄于黄尾屿

1908年2月，日本通产省官员农学博士恒藤规隆到钓鱼岛列岛进行调查时，在北小岛、南小岛和黄尾屿上发现有大量可当作肥料原料的磷矿石。但同时，恒藤规隆也注意到，岛上繁殖的信天翁已经极为罕见，只在黄尾屿上的4个地点和钓鱼岛上的2个地点尚确认有信天翁繁殖，群体规模已十分细小，呈现明显的衰落趋势。

伴随着岛上繁殖的信天翁资源面临衰竭以后，古贺辰四郎又将猎捕对象转向体型较小的燕鸥及鲣鸟等身上。在此期间，国际市场上每公斤信天翁羽毛的价格由25日元飙升到134日元，但产量已极不稳定，基本上难以维持。

除了信天翁以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鲣鸟及燕鸥也在钓鱼岛列岛上繁殖，虽然它们的经济利益远不如前者，但当成千上万海鸟受惊在天空中盘旋时，就连用木棒在空中胡乱拍打都可以击落几只不幸的个体，上图于1939年拍摄自北小岛

1913年-1921年间，英美等各主要西方国家相继通过法律，停止进口所有野鸟羽毛。不过对于许多生活在荒岛的海鸟而言，此时已为时晚矣。据文献记载，19世纪中期，至少有上千万只短尾信天翁生活在北太平洋海域。除了钓鱼岛列岛之外，短尾信天翁也在其他一些偏远岛屿繁殖。已知的繁殖地共有13处，分别是伊豆群岛的鸟岛，小笠原群岛的北之岛、婿岛、嫁岛、西之岛，钓鱼岛列岛的钓鱼岛、黄尾屿，大东诸岛的冲大东岛、南大东岛，澎湖列岛的猫屿、白沙岛及台湾东北部的彭佳屿和棉花屿等。

过去这些岛屿因为小而偏远人迹罕至，但和钓鱼岛情况类似的是，岛上的信天翁也遭遇到大规模商业化捕杀，种群亦无可避免地衰败下去。在这些岛屿中，除了伊豆群岛的鸟岛目前还有短尾信天翁繁殖群体，其它地域种群大多在二战前即已消亡。

1932年前北之岛（小笠原群岛）拍摄的短尾信天翁孵卵

山阶鸟类研究所的创始人山阶芳麿所长曾在1930年2月前往伊豆群岛实地考察，发现岛上繁殖的短尾信天翁数量已急剧减少，正面临着灭绝的危机。在他的不懈呼吁下，日本政府最终在1933年及1936年分包将鸟岛及小笠原群岛划为禁猎区，然而在此之前，一些听闻风声的职业猎人抢先在禁令生效前登岛，进行了最后一场大规模屠杀，杀死了他们所能见到的每一只信天翁。鸟岛种群于二战后被重新发现，当时仅存50只左右，但小笠原族群就此灭绝，直到2008年通过“信天翁移居计划”，先后从鸟岛上引进了一批雏鸟，才重新建立了野生种群。

由于鸟羽收获日渐稀少，古贺家族不得不转向拓展其他产业，除了尝试开采岛上富含氮磷的鸟粪资源以外，一项重要举措是在1905年建成的海产品加工厂，并先后建造了小型码头、贮水处、海产物仓库、员工宿舍等诸多配套设施。

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岛上工厂最主要的业务是出产名贵的“鲣节”，1908年由日本水产协会举办的第一节鲣节品评会上，来自钓鱼岛列岛的鲣鱼产品荣获二等银奖。专门制造干制狐鲣的工人最多时一度达到80人，年产量从1905年的1.3万斤迅速增长到1906年的6.8万斤，很快便一跃成为古贺家族在钓鱼岛列岛后期经营的主要产业。

据信旺季时，每天几乎都有6、7千条鲣鱼被捕捞上岸，有时产量可达近万条。据报道在1910年，有一位名叫玉城五郎的20岁青年渔民，一天之内便在黄尾屿海域捕到16495尾鲣鱼，创下当时最高的渔业记录——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钓鱼岛海域自然资源的富饶与丰厚。

岛上的鱼类加工厂

由于当时石垣岛等地尚不具备冷藏条件，因此许多渔民在进行捕捞作业后，常将渔获物直接卖给古贺商行。钓鱼岛也因此成为琉球群岛南部一处较为繁荣的渔业集散中心，最盛时约有240多名渔民专职在钓岛海域从事捕捉鲣鱼。

此外，古贺家族也积极的从事海参、珍珠、鱼翅、宝螺、玳瑁、红珊瑚等珍贵海产品的采集和加工，并在岛上引进了甘蔗、木瓜、香蕉、蜜柑等热带作物，还允许周边渔民上岛收集传统的蒲葵叶以制作绳索和船帆。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使得钓鱼岛列岛因出产诸多品质上乘的物产而闻名，在1903年举办的第五届日本国内工业产品展览会上，2颗古贺商行参展的天然珍珠甚至被后来的大正天皇看中并收藏。

1909年，日本政府为表彰古贺辰四郎在垦殖钓鱼岛列岛做出的“贡献”，授予他蓝绶褒章。但在古朴典雅的奖章背面，却是无数海鸟与鲣鱼鲜血染成的断痕。

1910年，南小岛上繁殖的一只鲣鸟

当古贺辰四郎在1918年去世后，其子古贺善次接管了他的产业，古贺家族的规模就此开始衰落。早在1915年时，海鸟捕捉即因无利可图被放弃，而鲣节的产量也下降到过去的五分之一，且仅限于冬季时开捕。随着台北州的基隆港和冲绳县的久米岛也相继开辟了新的渔场，钓鱼岛上的加工厂再不复往日的辉煌，最终面临困境而结束营运。

据附近渔民回忆，大正时代（1912-1926）中期，尚有少量信天翁在南小岛和北小岛上生存，但由于渔民不节制的捡拾鸟卵和捕捉雏鸟等行为，很快便十分罕见。1939年5月，来自石垣岛气象站的正木任曾环绕钓鱼岛列岛考察，不过只在北小岛偏远一角见到一小群黑脚信天翁繁殖，而黄尾屿及钓鱼岛上的短尾信天翁种群则已完全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