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故事营访谈录
(访谈视频,策划:密码,记者:青空,摄像:千寻)
一、什么是编剧故事营?
问:王老师,先请您介绍一下编剧训练营可以吗? 王佩: 首先这个名字你说错了,我们叫编剧故事营,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侧重的不是编剧,而是故事。为什么说是故事?因为故事是人类用来传达真理的一种方式。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会一讲再讲,他会讲很多的遍,一代一代传下去。 但这些故事背后其实说的是人生的一个道理,或者说不方便直接用直白的语言去表达的东西。比如说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每个爸爸妈妈当他们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都会问他一个问题:「爸爸妈妈我是从哪来的?」 这个时候,有些家长可能就会真的告诉孩子精子和卵子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古老的智慧不是这样,从祖祖辈辈开始,大家都用一些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仙鹤送子、麒麟送子,比如说,我小时候,大人们就会说「你是从沟马路沟里捡来的」,或者「你是从树洞里抱来的」。有很多传说,这种传说表面上看它是荒诞不经的、不科学,但是它回避了小孩们还不适合去面对的问题,他们这个年龄段还没到接受科学的解释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故事的解释则更合适。推而广之就是,故事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帮我们说出我们平常无法说出或者不便说出的一些真理或者真相。 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工作中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故事,所以我就成立编剧故事营,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掌握讲故事的技巧。但讲故事的技巧来源于哪里呢?就来源于编剧。因为普通人对编剧是不太了解的,但实际上编剧的技巧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始终,尤其是贯穿在故事的讲述的过程之中。自从亚里士多德2000多年以前留下《诗学》以来,编剧理论在不断地发展,包括罗伯特·麦基写了《故事》这本书,但这些东西距离大众都太远,我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东西推向民用级。 本来属于专业圈里的编剧理论、编剧方法,如今用在生活中、用在我们的工作中,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会讲故事的技巧,从编剧的理论中得到启发,既能促进自己的写作,也能使自己的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或者发现一个新的面向。二、编剧故事营的缘起
问:咱们编剧故事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佩: 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搞了一个观影会。因为我在杭州,在杭州有一个问题,风景优美、生活休闲,所以来的朋友就特别多。 很多年以来我就一直接扮演一个东道主的角色,接待四面八方的来宾,然后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请他们干什么?当然最好是请他们吃饭,到楼外楼去吃一顿。 这个也请过,但是老请也请不起,再加上老吃也比较乏味。我就想,有没有更新鲜的接待办法?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就组织观影会。正好腾讯有一个众创空间,负责人是我的朋友,愿意把这个空间,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空间给我使用。这样再有朋友来就很好办了,我说,咱不吃饭,那样太庸俗,你们也没时间,我给你们专门办一场观影会吧。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蝈蝈,她从江西过来,她是一位大学老师,然后我就说,为了欢迎你,我为你组织了一场观影会,除了我之外,我还介绍你一些新朋友,其中也有来自教育领域的,大家在一起聚一。那天就组织10来个人,就在这个空间买了一些瓜子、水果,放了一部日本电影叫《24只眼睛》,这是木下惠介导演在1954年拍的一部电影,特别好,简单地说,从天皇到日本的平民都被那部电影感动了。它讲了一位小学女教师,怎么坚守岗位,多年以来跟她的12个学生命运一起浮沉的故事。这部电影当年放映之后,导演还有电影中的女明星高峰秀子就接到很多小学老师的来信,信中说:当小学老师太苦了,我们都没办法坚持了,但是看了您这个电影,看来里边的大石老师这样爱她的学生,我们决定继续干下去。 一部电影的力量就是这样,哪怕过了几十年以后也是如此。结果,电影放来放去,大家说,你不是搞编剧的吗,能不能放完电影给我们讲一讲。我就开始给他们分析一下:剧作结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很打动人?为什么电影到了这个地方要这么处理? 讲完,大家还想听,但我不能老办观影会,就想干脆搞一个线下的班好了,于是创办了编剧故事营,欢迎大家来一起看电影,一起分享编剧的历程,同时我还把它搞成一个小小的工作坊,中间会有表演环节、分析环节、讨论环节,就慢慢地搞起来了。 想不到一办就是四期。因为杭州这个地方毕竟比较小,也有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人也想学,但是没办法过来,于是就开了一个线上班,正好现在有些直播工具,可以把线上和线下融合起来,就这样线上课也开了起来。到现在为止已经办了4期。三、杭州与编剧故事营的秘密连接
问:我们都知道您本身是住在上海的,但是为什么编剧故事营的线下课是要放在杭州来举行呢? 王佩: 问题问得太好了,你不是托儿。杭州这个城市有一些独特的魅力,第一个魅力她比较小,杭州像个啤酒瓶子盖这么大,如果上海是一块足球场那么大的话。在杭州,从任何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可以一小时之内到达,哪怕从遥远的郊区到滨江这种地方,因为杭州的市政建设非常厉害,修了很多隧道,西湖下面都有隧道,据说还把龙脉给动了。从城西到城东,你可以穿一个隧道就过去,就像虫洞一样,这使杭州这个城市交通非常方便。大家来听我的课,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很快地下班之后就汇聚到这个点,这在上海、北京是做不到的。在上海,有的同学可能住在嘉定,有的人住在崇明,有的人住在松江,你让他到徐家汇这儿来听一堂课,那简直是开玩笑。他可能他从南京过去他都比这个快,是吧?所以说,地理优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杭州这个城市是我的福地,my blessed land, 当我在北京混不下去的时候,我来到了杭州,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早晨是被一阵清越的鸟叫声给吵醒得瑟,这一个湖光山色的地方,做梦都想来的地方。所以杭州这个城市我非常熟悉,而且我觉得它是我的事业之所在,我的根基之所托。我在这里很多的朋友,比如现在的摄摄像师就是我的朋友。还有,很多那种能汇聚你生命的瞬间的地方,比如我看到街角的一个小店,看到石缝里一棵小草或者西湖旁边一棵树、一个树洞,都能想起很多故事,比如我的猫就就安葬在一个树洞里,当然我不能告诉大家在哪个树洞,这是我和猫之间的秘密。 这些东西都使你和这个城市有了一些秘密的连接,四、不按大纲讲课
问: 王老师,你的编剧故事营是按照大纲讲课吗? 王佩: 有大纲,但我是一种不太喜欢按大纲讲课的人,就是我事先会写一个大纲或者逐字稿,但是我不会按它去讲。 我很注重想法随机的碰撞。我住在一个叫临平的小镇上,它离着上课的城西非常远,有30多公里,每次开车要一个多小时,这是有了文一路隧道之后。在没有之前,我要走一段高速,先沿着 G25朝南京方向开一段,再拐一个大弯,这一转要一个半小时。我经常迎着夕阳开这段路,然后我就会产生一种幻觉:我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像一个梦游的人行驶一段梦境之中,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电影的镜头,就是电影的一部分。而且,我在开车的过程中耳朵也不闲着,我不断地听一种东西,我听了至少8遍<红楼梦>,至少8遍,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后来我觉得光听红楼梦太没意思了,就改听刘宝瑞的相声,把他所有的单口相声、对口相声都反复地听了一遍又一遍。 我不是说听这东西对我创作有什么好处,也没看出有什么帮助,但是它慢慢的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血液中的一部分。后来,我觉得不来这个地方就浑身难受,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有一段时间健康状况不太好,但是我还是愿意来到这个地方。 我就想起日本有个演员,他叫加藤嘉,在<砂之器>中演男主人公和贺英良的父亲千代吉,他是一个40多岁的演员,经常需要扮演六、七十岁的老人,为了演好老头,他把自己的一口好牙都敲掉了,故意把牙敲掉。他是用生命在演戏,你会真真切切地地感受到,这个人是用生命在演戏。所以他的妻子说,他这个人在演戏的时候,忘了自己明天还要活着,戏演完之后一想: 原来明天还要活下去。就这么一个人。我有时候讲课也是这样,我真的忘了明天我还要活下去,讲完了之后才想起来,生活还要继续,还要继续这种卑微的繁琐的生活。但是在讲台上这一刻,当我跟学员们一起分享这些影片美妙的瞬间时,有时结合时事,有时结合对于生活的琐碎的感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加藤嘉一样,已经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这是为什么编剧故事营会一期一期地办下来。五、印象深刻的瞬间
问:我觉得王老师刚才分别回答了,您为什么对编剧故事营这么热心,投入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还回答了自己很享受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现在已经举办4期了,能不能说一说在这个过程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 王佩: 印象很深的有很多。其实一个课堂很难得的是欢笑声,但是我放的喜剧片比较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好的喜剧片很少,有几部我会反复去放,当然大家也会开怀大笑,比如比利怀尔德的《日落大道》、《热情似火》这些电影。 但这种电影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电影是让人哭的、催泪的。所以说,我的学员往往都是笑着进来,然后哭着出去。但是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当大家哭着出去的时候,他下次一定还来。可能因为哭和悲伤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比欢笑要大得多,当人哭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缺少了什么,他希望下次再找回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去参加完一个宴会回来,这个宴会很奇怪,是我在大约10多年以前认识一群搞IT的朋友。后来这些有的发达了,有的成了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因为赶上了互联网发展的那一段好时光。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我去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们只给我留了半只白斩鸡,其他的菜都已经吃光了。 这时我就犹豫,到底要不要吃不吃这只鸡?大家都吃完了,看我一个人吃,会不会太难看?但是我转念一想,不怕,我是教影视的,我就从脑海的影视库里搜一下有没有类似的场景,结果真让我搜出一个场景,那就是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电视剧一开场李鸿章在那吃鸡,下面的大臣在向他汇报,李鸿章一边嘴里嚼着鸡肉,一边坐着跟大臣们谈笑风生,还不时下着指示,我想,此刻我姑且把自己当李鸿章得了,李中堂可以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 然后我就大摇大摆地吃着鸡,听他们谈的都是谁发财,谁又有项目拿到投资这样的东西,我觉得特无聊,我准备给他们讲一个沉重的话题,然后就说: 「大家请安静一下,我知道我们之中,有人在这一年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想起一段话,来自于我参与翻译的《风格感觉》,这段话转引自道金斯《跨越彩虹》一书。」我们都会死,这使我们成为幸运的一群。多数人从不会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生。那些应该在这儿取代我位置的却从没见过一日天光的人,多如阿拉伯荒漠的沙。那些从未出生的灵魂中,定然有超过叶芝的诗人,赛过牛顿的科学家。我们敢这样说是因为知道人类所允许的DNA组合,远超这个星球上实际的人数。在令人震惊的劫数的利齿中逃生的,是你和我,虽然平凡无奇,但是我们站在这儿了。他们听了都觉得很震撼,但是我还没有完。 我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我就给他们唱了一首我比较拿手《花儿都到哪儿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唱完之后全场鸦雀无声,然后就听到低声的啜泣声,是失去丈夫的那位朋友在哭,所有的人都过了一个难忘的晚上。相比之下,他们谈的这些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的上市融资、原来是那么地空虚,在我提出的沉重的生与死的话题面前,那一切变得一切都无足轻重。 我就回来在编剧故事营讲了这个故事,那节课上得特别成功,所有的人感受到了一种东西,在我们的平凡的生活之外,存在一个更永恒的更博大的存在,而这一切使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一个挫折都显得那么的渺小,生活中那些世俗的荣耀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编剧课的力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了解到的,我们编剧里面有好多都是之前的老学员,我发现老学员的比例还是非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