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说幸福没有历史。办公室也没有。
在20世纪之前所有西方伟大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描写办公室生活的，因为实在不值得一写。蜷缩在阴暗窄小办公室里的大部分都是书记员，他们从事着抄抄写写的机械劳动，要么面黄肌瘦、形容枯槁，要么肚子大得快垂到大腿上，总之，是群可怜而乏味人。只有赫尔曼·梅尔维尔是个例外，他在1853年发表的那篇杰出短篇小说《录事巴托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中，第一次把在办公室里的人作为小说的主角，而办公室人员第一次在文学中登场，诡异而荒诞。在华尔街开业多年的老律师已请了三名雇员，但随着办公室业务扩增，他又聘了一位名叫巴托比的年轻人来担任抄写员。新来的巴托比在抄写上展现了超群的稳定力，比今天互联网公司流行的996工作制还拼，他的加入让老律师感到安心，便想要委以其他任务。怎知在一次请巴托比协助校正工作时，他拒绝了，不止如此，除了抄写之外，其他业务一概不做，全都以一句我「不愿意」回应。他的态度惹恼了老律师和其他同事，就算老律师质问拒绝的原因，他也不愿回答……后来，他被投入大牢，绝食而亡。在《录事巴托比》发表的年代，办公室还不是一个流行的工作场所，整个美国大概只有不到5%的劳动力在办公室谋生，纽约之外，办公室职员甚至都不被看作是一个正经的职业——不种地、也不铺铁轨、不炼钢铁、也不锻打刀枪。这群人与大自然隔离，体会不到四季轮换，生命的意义也无从谈起。他们不生产任何东西，最多只是复制文件。办公室职员们大都身体羸弱、过于阴柔，缺乏体力工作者们傲人的肌肉和雄性气魄，连带着他们的着装也受到当时媒体的批评——他们不穿劳动人民标配的绿色工装衬衣，但又买不起昂贵的带领子的商务衬衣，于是只能买来浆洗得洁白耀眼的假领子别在衬衣上。从那件假领衬衣起，人们就对白领阶层充满了欲罢不能、无法克制的戏虐冲动，无论是爱伦·坡的小说还是后来斯科特·亚当斯开创的呆伯特漫画。巴托比的丧就这样一路从19世纪传染到21世纪。美国人发明了格子间，方便人们在那里孕育梦想，而白领梦就是关于自由和升迁的承诺，只不过十梦九空。
对于有尚武传统的山姆大叔来说，美国梦的褪色，正是始于办公室的崛起。
根据国际设施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的数据，现在约有 70% 的美国公司采用开放式办公布局，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格子间”。开敞式格子间办公空间之所以如此流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低廉的成本，办公空间越紧凑，所需支付的租金就越少，因为利润也越高。眼下，格子间的面积还在不断缩小，1994 年，美国每个员工还可以拥有 8.4 平方米左右的隔间，而到 2010 年缩减至不足 7 平方米。当德州牛仔的彪悍被华尔街的贪婪和硅谷的夸夸其谈取而代之，对于办公室的反抗，终究没有出现一位卓别林式的人物振臂高呼，只是在一部邪典电影《办公空间》里飘荡出那句有气无力、颇为自哀自弃的台词：“生而为人，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屏幕是格子间的中心、格子间构成了办公室、办公室堆砌出了市中心、市中心勾勒出了天际线，天际线又描摹了数十年的轮廓。19世纪末，随着制造业、商业分工的日益细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经历了工厂和办公室的分离，办公室的工作也从最初的书记员细分到会计、法务等数百种职业，办公室还帮助城市塑造了市中心的概念，也最终成为21世纪的劳动力最为主流的就业形态。撇开梦想，你选择了怎样的办公室，也意味着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随着白领队伍的壮大，经理们和设计师们经常讨论员工们应该坐在哪里，应该用什么样的办公桌，他们周围的墙壁和窗户应该是怎样的。弗雷德里克·泰勒最先对前工业时代的办公室工作进行改造，让它变得和工厂里的体力劳动一样高效，在开放空间里为低级职员设计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桌子；为中级职员设计几乎相同的隔间；为高层的少数几个人设计有个性的办公室。后来，人们用泰勒制来总结工业时代的整齐划一。但是二战结束时人们已清楚地发现，组织严密的办公室被证明可能是弄巧成拙；那时候，工业分析师埃尔顿·梅奥和其他人已经发现，整齐的文件柜式办公室实际上适得其反，令人压抑，使人消极，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办公家具生产商Steelcase Corporation 1997年对公司职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93%的人想要换个工作环境。到了2013年，悉尼大学两名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情况在这些年中并未有过什么变化：在全部的办公室工作者中，六成格子间办公者非常不满意自身工作环境。一如英国专栏作家米歇尔·古德曼的吐槽：“在世界各地，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开放式办公室，那些零距离合作的员工们也获得了更多令彼此抓狂的机会。凌乱的桌子和恶臭的垃圾只是个开始，还有其他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例如有的人喜欢大声喧哗，有的午餐味道浓烈，有的同事体味难闻，有的人霸占桌子却并不使用，甚至还有人把用完或损坏的订书机放在桌子上，等着其他人来处理。”研究人员发现，与拥有更多私人空间的员工相比，在开放式办公室工作的人请病假的时间要多出近三分之二，他们感到更不快乐、压力更大、工作效率更低。哈佛商学院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开放式办公室使得员工面对面的交流减少了约70%，并且增加了大约50%的电子邮件交流和即时通讯，这打破了人们认为开放式办公室能让员工协作的观念。
格子间的初衷是打造一个开放交流的办公环境，虽然结果适得其反，然而开放式格子间设计一直存在，对许多公司来说，其象征意义之强，成本之低，实在难以放弃。甚至很多公司之所以选择格子间开放式办公室，只是为了模仿那些非常成功的科技公司。
直到从谷歌到微软，美国西海岸的年轻人转变思路，把办公室按照大学来设计，你不但可以装饰自己的工位，甚至可以带孩子、宠物一起上班，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年轻人不再想离开办公室，当然也放弃了反抗——你在这里几乎可以完成所有事情：工作、健身、吃饭、购物、休憩、交流。科技公司极具奇思妙想设计感的办公楼正在成为当地热门景点：谷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公司总部占地12英亩。为方便员工在公司总部内部通行，谷歌向员工免费提供色彩鲜艳的“G自行车”。谷歌公司总部还设有有机花园、网球场、运动场和沙滩排球场；Facebook在MPK 20的办公园区的总部楼顶上，有一个9英亩的绿色屋顶、半英里长的环形小路，屋顶上栽有树木，种有多种植物，建有咖啡馆、聚会场所和更衣室；亚马逊则甄选了遍布世界 5 大洲 50 多个国家的 400 个品种的 4 万株植物种植到西雅图新办公楼The Spheres里，打造出了一个现实版的亚马逊雨林。苹果的飞船总部更是成为全世界“果粉”的圣地，《连线》杂志特约编辑史蒂芬·莱维把他第一次造访刚完工的苹果飞船总部大楼之旅形容为“第一批进入侏罗纪公园的游客。”虽然签约奖金、健康保险、精致午餐等福利已经被看作硅谷高科技公司员工的标准福利，就像《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的那样：“他们吃的东西可不是随随便便做出来的，而是由蓝带厨师精心烹饪的(注：法式蓝带厨艺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西餐与西点人才专业培训学校)；这些人午睡在哪里？沙发上？那岂不是太low了，人家可是在能保证高质量睡眠的睡眠舱(nap pod)中小憩；要是还有精力，他们还可以选择去健身或者练练瑜伽；除了班车接送外，有的公司甚至为员工提供干洗服务，真的是一应具全。”对于硅谷的公司来说，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员工的头脑。而在数字革命重塑商业世界的大背景下，这些头脑之间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由此，便激发了薪资福利的军备赛，特别是餐厅竞赛。自从1999年起，当时Google只有50个员工的时候，就花让外人跌破眼镜的天价聘请名厨Charlie Ayers 坐镇Google；Facebook一共有11个员工餐厅 （大约6000个员工在公司用餐），其中比较大的是Epic cafe, 除了两个比较大的餐厅的菜单，天天换之外，Facebook还长期提供世界特色餐厅：日本寿司，拉面，墨西哥餐厅，亚洲菜系餐厅，素食主义者餐厅，短短几年内尽量做到面面俱到；Linedin 的 inCafe 更像是一个有机健康餐厅，餐厅的菜单每周都会更换，还提供各种健康饮食的书籍，鼓励员工吃有机时蔬；Airbnb 把每日的菜单升华到另一个境界：每天的菜单都是有主题的，有的时候以电影为主题，有的时候以音乐家，艺术家等等为灵感， 厨师根据主题烹制新鲜的菜品，更重要的是 airbnb宣传企业精神无所不在。但硅谷许多员工过得并不开心。2015年，一项针对5000名科技及非科技公司员工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显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被孤立、能力发挥受限、职场上面临很多困惑。只有19%的科技公司员工觉得自己工作开心，17%的科技公司员工觉得自己在工作中实现了价值。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科技公司员工比非科技公司员工的不满要更多；36%的科技公司员工对自己有较为清晰的职业规划，但是在商业和金融领域，这一比率为50%；28%的科技公司员工了解所在公司的发展前景，而在非科技公司，这一比率为43%；47%的科技公司员工和同事相处融洽，在非科技公司，这一比率为56%。这很可能又是一个乌托邦。当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它吞噬劳动力的智力和汗水，吐纳出产品和货币，但其效率已经逼近熵值上限。从SOHO到共享办公空间的流行，都表明劳动力们对于工作地点和方式多样化的探索。终身雇用体制的瓦解和临工兼职的流行，预告了主宰了人类近一个世纪的公司体制的衰落。科层制企业的生命力正在衰减。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度社会化生产的机器大工业兴起，使得官僚行政管理体系在市场组织大行其道，传统企业普遍采用科层式组织架构——明确各部门专业分工并层层铺开，保证企业战略自上而下有效落地——以支撑其“精准执行”的业务形态需求，以专业分工、等级划分为明确为特征的“科层制”因此延续百余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科层制企业及其格子间文化正面临解体的风险。今天，知识和信息是个人和整个经济的主要资源， 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还 在发挥作用，但已经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但臃肿缓慢的传统组织制度给公司转型带来的阻碍日趋明显，科技公司的扁平化、平等、柔性的人事制度虽然愈受欢迎，但也并非拯救公司的灵丹妙药。走出办公室，一如走出那个温柔的良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遥不可及。数字游民只局限在程序员和设计师的少数人选择，而且这两个领域已经高度红海化；U盘式生存被证明对抗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极差，当年呼吁做超级个体的人如今已经成立了公司，基本不具备复制性。办公室就像是巡游在太空中的飞船，在打开舱门之前，你不但需要确认穿好了太空服，更需要自信和勇气。
本文节选自 《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把“工作倦怠”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揭示了一个久被遮蔽的问题：近年来，许多青年人对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越来越没有热情。↑ 在《倦怠》一书中寻找答案 ↑
《皮囊》作者蔡崇达、科幻作家陈楸帆、《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辑陈晓萍，虎嗅创始人李岷，作家许知远，作家熊太行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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