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建民：城市总设计师制…

城市总设计师的意义在于动态化地解决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通过总设计师的动态协同，更精准、更高效地应对多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传统与现代城市设计管理与实践之间的主要差别。

孟建民

我国的建制市是行政区划概念，与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并不完全一致。在2003年底我国的660座建制市中，既有市辖区总人口 (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分组（非国家标准）定义，市辖区总人口为户籍人口加一个月以上暂住人口，县级市人口指城关镇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巨型城市，500～1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200～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00～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有50～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更有数万人甚至不足万人的微型城市，其实这些微型城市只能称之为小城镇。对差别如此之大的660座建制市简单进行总体评价，可比性较小。按国家统计局原规定，中小城市是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万以下的建制市，中小城市的主体是县级建制市。而县级建制市多从县级建制而来。

一些有条件的县不久将来也有可能撤县建市，成为新的小城市。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评价对象界定为县级市、县以及市辖县级区，简称为中小城市。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在我国建制市中，中小城市占建制市总数的8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城市发展迅猛，数量增长速度快于大城市。按原分组标准计算，全国大城市1980年为45个， 2000年达93个，增长了1.07倍；中等城市由70个增加到218个，增长了2.11倍；小城市 ( 不含镇 ) 由108个增加到352个，增长了2.26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一批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将成长为大城市，一批有条件的小城市将成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同样，更多有条件的城镇将成为中小城市。一批中小城市创造的GDP 已达数百亿、创造的财政税收已达数十亿元。中小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茶话者 | 孟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建筑设计大师。现任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毕业于东南大学获博士学位。同时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副理事长、深圳市专家人才联合会会长、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教授。被先后授予全国建筑设计大师称号、梁思成建筑奖、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奖、南粤百杰人才奖等。现担任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总设计师，统筹该片区设计及建设管理工作。

茶话 | 摘要

为了加强城市重点地区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的水准，2018年7月17日，深圳市原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印发《深圳市重点地区总设计师制试行办法》，在全市17个重点区域推行城市总设计师制。其中规定城市总设计师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技术协调、专业咨询、技术审查等服务，保障城市设计的实施，提升城市空间的品质。

作为该制度的首个尝试，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从2018年9月正式实行城市总设计师制。城市总设计师团队（CCD）以孟建民院士为核心，构建了由学术委员会与执行团队组成的开放型技术平台，为指挥部及指挥部办公室提供全过程、高水准的技术服务，满足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项目高质量建设的需求。

在城市总设计师团队对孟建民院士关于城市总设计师制的访谈中，孟建民对城市设计管控机制、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技术实践、城市总设计师制的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站在实践探索者的角度，将动态性、协同性和前瞻性总结为城市总设计师制的三条特性。孟建民提出，在城市设计实施中，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在整体认知、推进方法、运作机制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给予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茶话开始

The tea party begins.

孟建民：目前城市设计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发生了一些变化。用传统的城市管理机制应对城市的高速发展，相当于用老办法来应对新问题，是解决不好、也解决不了的。传统的城市设计管理，基本上是以城市设计成果作范本，作为管理的依据，本质上是通过节点的方式来推进的。

我们现在强调城市总设计师制，实际上是为了改变这种传统的城市设计管理模式。我认为城市总设计师应倡导全过程管理，全过程、动态性是其重要特征。总设计师制不仅仅是对照着一套范式去做，而是全过程的动态跟进，当需求发生变化时可以随时调整、把控和协调。

所以，城市总设计师的意义在于动态化地解决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通过总设计师的动态协同，更精准、更高效地应对多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传统与现代城市设计管理与实践之间的主要差别。

CCD：您在城市总设计师制的实践中有哪些创新？

孟建民：传统型的城市设计更多关注城市美学问题，或是空间感受方面的体验、认知和评价。但实际上，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城市美学虽然是城市设计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它并不能涵盖城市发展和运维广泛的成效问题，传统型的评价面太窄。因此，当我们希望城市设计的结果达到更好成效时，除了解决城市美学问题外，还要考虑城市发展各方面的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和协同。

因此，在实践中我强调要全要素协同。协同是什么？是统筹全要素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不能有缺项，否则就会出现盲区，导致系统及功能配比失调。我认为，只要是城市所涵盖的要素，作为城市管理和城市设计的工作者都应该去关注与考虑。

比如做城市景观时，不仅要关注地面以上的建筑，还需要考虑地下的交通、商业等功能空间，它们的通风口、逃生口、电梯扶梯等都需要在地面上统筹好。如果你不去考虑这些要素之间的协同，大家各做各的，而后拼凑到一起，就不成系统了。所以说为什么要强调全要素覆盖、全要素协同，原因就在这里。 

CCD：在全要素协同的实践方面目前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呢？

孟建民：这里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原来的深超总片区各个系统的招标计划上都是分开的——交通是交通，地下空间是地下空间，市政是市政，景观是景观，城市设计是城市设计。

而我认为理想的方式是，应将几个关联性强的专项集合在一起进行招标。因此，我建议将交通、市政、地下空间、景观这几个系统联合招标。单一设计机构可能无法胜任联合招标，但可以成立联合体，做好统筹，最终他们自己会协同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最具可实施性、也具有各系统间关联性和协同性的招标结果。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虽然由于前期在认识和组织准备上的不足，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也争取到了市政和地下空间，包括部分地下交通专项的联合招标。这样就已经部分实现了统筹协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如果再有机会去做其他片区的总设计师工作，可能我们这种系统性整合要素联合招标的意识会更强，落地性也会更强。所以，这里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有进步也有不足，还没有完全达到我认为的理想状态。

+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

CCD：您认为目前城市总设计师制的实践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孟建民：我们目前城市设计的管理部门是分条条框框的，全要素协同就是要把他们调动、组织、协同起来，这个工作可能需要一个整体协同意识上的提升。随着这种思想和理念逐步被大家充分认识，会更有利于这方面工作的推进。

在实践过程当中，除了注重经验积累以外，我们特别注意强调设计、管理等参与机构对于负面清单的总结。特别是这次地下空间和市政工程的联合招标中，我们要求每个机构必须把自身在过往中的教训，包括在类似片区开发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做一次负面清单的统计。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将这些经验汇总起来，会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规划建设和设计中不要再走弯路，不要重复犯错。我非常看重这一点。 

CCD：您认为城市总设计师制的未来性何在？

孟建民：在过去，我们无论从方法论还是工作习惯出发，都是正向推导。将我们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以指导将来的工作，这是常规的工作方法、路径和习惯。这个方式有它的合理性，但并不是工作的唯一方法和路径。

深超总片区要作为未来深圳具有引领性的城市示范片区，要如何实现所谓的巅峰之作、示范性和引领性？如果没有前瞻性，没有对未来的思考，可能我们做出来就已经是过时的。现在时代和科技在飞速发展，各类发展因素包括交通、物流、市政、通讯等对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模式都会带来巨大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我们要去预判、预设、预测，要研究未来学。

+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

同时，我们对未来的研究能力和视野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此就忽视未来性的研究与思考。为了应对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要做空间上和设施上的弹性预留。有些方面通过预判，提前做好准备；有些方面通过弹性规划和设计，为未来发展出现的新可能创造条件。我们认为未来性是我们总设计师制里面的一个重要特性。

我经常打一个比喻：我们要做下棋的高手，每步棋都是看到未来十步或更远的布局，而不是仅看一两步。看得越远，路径的可能性就越多，就能把每一种路径走法所产生的可能性预判到。这样，思考问题的广度与深度能放得更开，而不是局限在狭窄的思路上解决问题。

所以我在思考总结，我和团队所实践的总设计师制度相比以往的城市设计管理有什么不同？相比以往的总设计师制有什么新的提升？我总结了三点特性，就是现代总设计师制的动态性、协同性和前瞻性。

CCD：城市总设计师制未来可能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会有哪些？

孟建民：我想这是一个互动过程。在总设计师制当中，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整体认知、推进方法、运行机制等各方面，一步步成长和进步的。我们要有耐心，任何一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的实践都需要时间。 

因此我们设立这个公众号，就是希望它能成为城市总设计师制的交流平台，汇聚各方面的经验、信息、理念和思想，大家共同研究、推进、提升未来的城市总设计师工作。

朱荣远

城市设计是一种社会学的空间化表现，它超越空间去关注空间的内外以及空间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些构成了一个城市社会。——朱荣远

茶话者 | 朱荣远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住建部科技委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茶话 | 摘要

在城市总设计师团队（CCD）对朱荣远大师的访谈中，朱荣远大师分享了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松山湖项目和罗湖口岸项目的实践经验。朱荣远大师提出，城市设计是一个充满“修正主义”色彩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而不是导出一个静态文本。因此，把控从设计到实施的过程，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伴随”，用时间去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

茶话开始

The tea party begins.

CCD：您认为传统的城市设计管控与实施中存在哪些问题？

朱荣远：传统的城市设计就不是为实施而做的，它更像是在法定规划之前做的研究，再提取一些内容放入法定规划。这个做法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并不适用于项目实施把控。传统的城市设计为了配合法定规划，更多以文本或导则的形式呈现，而适用于实施管控的城市设计，则最需要把控一个实施的全过程。

因此，为法定规划而做的传统城市设计研究和为了设计实施而做的城市设计之间是有差别的。我们需要的城市设计，应该是为实施而做的，它能够配合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应变和解题。

CCD：总师制是近两年才出现的话题，十多年前并没有该制度，那在当时您主持的比如松山湖和深圳湾公园等项目是如何确保城市设计的实施得到保障的？

朱荣远：在总设计师制度之前，比如东门老街、罗湖口岸、深圳湾公园、松山湖等项目，基本都是采用设计伴随实施的方式，从而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因为城市设计是一个充满“修正主义”色彩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而不是导出一个静态文本。因此我们把控从设计到实施的过程，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伴随”服务，用时间去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例如深圳湾公园项目的设计工作是从2003年延续到2011年。

+ 深圳湾公园 +

我一直认为城市设计要控制什么，放任什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同“纲和目”的关系。城市设计需要一个纲领性的中枢，我们抓住了“纲”，无论“目”怎么变化，整体基本不会走形。例如在松山湖项目中，我们主要控制四个要素：一是生态安全格局，二是道路体系，三是公共服务体系，四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实践的管理标准和章法，这四点就是纲领性的中枢。至于用地功能属性等，会随着社会发展和时间演变而发生变化，严控并没有太多意义。毕竟城市和建筑不一样，城市系统过于庞大，不确定要素太多。

+ 东莞松山湖 +

罗湖口岸的实践则更有代表性。项目的用地规模不大但功能却特别复杂，有火车站、商业城、口岸、地铁、公交等众多要素叠加在一起。我们的工作方式是主抓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结构和系统，不参与实施层面的具体设计，使技术协调工作可以超脱于实施层面的细节来进行片区的管控。例如在市政道路、轨道交通、建筑改造和室内装修等等的分项设计中，我们会判断各设计方案是否与片区的系统相匹配，如果与之匹配就继续深化，如果冲突就要进行协调。这就像四匹马牵引一辆马车，我们是马车夫，甲方是坐车的人，我们将这四匹马用马车夫的方式规定起来，马只能朝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奔跑或者停止，不能乱跑。总设计师从某种程度来讲，就有点像马车夫，他要控制各专业在实施过程中不跑偏，这也是总设计师的一个重要特征。

+ 深圳罗湖口岸 +

虽然那时没有总师制，但我们会通过“技术总承包制”的方式来管控城市设计的实施，这其实与今天的总师制是一个道理。

CCD：您认为总设计师制的创新点主要在哪里？

朱荣远：任何一个理念的出现，原则上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总师制的一个特点在于他作为在业主、设计和施工方以外的第四方，与项目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因此能够作为一个受政府委托的旁观者，从专业的角度、前瞻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总设计师基于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去协调业主、设计和施工方之间的冲突，帮助一个复杂项目减少在时间、经济成本上的浪费。

因此，如果一个复杂项目，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想要确保一个高质量的实施，那么采用总师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CCD：您认为规划师和建筑师做总师会有什么不同？例如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的“规划-建筑双总师”，是以怎样的形式运作的？与单总师制相比，有什么优势？

朱荣远：规划师要涉及到整个片区的社会、经济、各专业在宏观层面上的协调关系，所以系统性较建筑师要强一些，对一个地区从尺度上的考量也比建筑师擅长一些。建筑师更偏重中微观层面的系统，更擅长技术性的协调。二者关注的层面、尺度都有所不同。在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中，规划总师和建筑总师的工作边界大部分时间是比较清晰的，但主导-辅助的关系会根据出现问题的专业和性质而发生变化。

我认为，采用单总师、双总师或多总师应该取决于不同的项目特征。对于国际会展中心这类大型的复杂项目，最理想的方式可能是“1（规划）+1（建筑）+1（工程）+n”，这样能够更利于在很多复杂问题中及时发现问题。在协调过程中，规划、建筑和工程总师的重要性、担当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如有缺项，可能会出现问题。无论是怎样的总师专业组合，都需要根据项目特征去判断它是哪方面复杂，以对各专业总师做出选择和权重排位，二者可能是主次关系，也可能是平行关系。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

因此，我觉得总师制应针对具体项目的特征去灵活应对，而不是必须是规划师或建筑师牵头，关键看项目的特点。

CCD：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的短工期和多机构给各方利益协调带来了困难，在协调机制的建立方面有什么经验呢？

朱荣远：其实还是看总师团队是不是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总师对于项目没有利益关系，只有责任，因此必须站在客观的角度，发挥专业的水准和及时发现并应对问题的能力。另外，在业主、施工方、设计方产生冲突的时候，总师需要有能力去做协调。这里主要指两方面的能力：一个是团队组合而成的专业知识是否可以覆盖服务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你是否可以理性科学地保持一个底线思维，该反对的坚决反对。如果不能两者兼备，总师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

CCD：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目前的状态跟预期是否有偏差，主要得益或受制于哪些方面？

朱荣远：如果要说偏差的话，一是因为经验不够充足，团队没有预想到工作量会如此大；二是总师制和项目匹配的时间关系有点问题，项目推进的速度过快了。

我们签的合同是三年，到第三年的时候，约定的任务和要解决的问题基本完成，那么在约定的内容中还有哪些新增的问题需我们解决？后面的合同怎么去延续？这其实是基于我们对总师制所涵盖工作量的不确定，所以在时间上、任务类型和数量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前段时间进行的中期考评中，又增设了很多新项目，与原合同有一定差别，但这些事情是也是需要做的，例如有些是研究型项目，要去前瞻性地发现一些问题；有些是前期工作完成后的总结和检讨。

同时，没有一个项目能够脱离周边环境而存在，就像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会展中心周边地区的相关项目也在不断地增加和发生变化，这都是我们预先无法确定但也必须面对的问题。

CCD：未来几年中总设计师制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实践，您如何看待未来的城市设计与总师制的发展？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或者警惕什么？

朱荣远：我认为总师制在推广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首先要明确总设计师是一个团队，不是某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团队要具备各专业领域中深入而全面的经验，否则总师不能够尽到相应责任。

其次，总设计师制度需要有体系化的制度或相关配套机制来支撑，否则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建章立规，完善总师制度，正式把它纳入到政府制度中去，并专门对这个制度安排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机制，包括收费标准等。

谈到城市设计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由于它是非法定化的，是灵动而有变化的，所以它也在随时寻找新的聚焦点。我理解的城市设计所涉及的内容是远超出空间本身的。建筑师往往偏重于空间、空间内的人或建构空间的技术，但城市设计领域是超越空间的，会关注人和人、人和空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设计既是空间、物质层面的，更重要的还是机制、制度层面的。它不是简单的去设计空间，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去产生空间。城市设计超出空间形态而成为一种流动关系的存在，它促使了空间附加值的产生。

所以，我们将城市设计作为是一种社会学的空间化表现来进行研究，它要超越空间去关注空间内部、外部以及空间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构成了一个城市社会。

我们要去读解所谓的设计到底在聚焦什么？在选择设计的对象时，用了什么标准？在设计一种新的关系时，用了什么手法？在设计一个社会时，选择了什么价值立场？是关注经济发展、功能组合，生态环境？还是以人为本为重点？虽然这是口号性的理念，但要落实下去并不简单。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平衡的系统或网络，通过权重分析设计出一种权重关系，再对应到空间上进行表达。城市设计在未来需要去研究“超越空间”的课题。

茶话结束

The tea party 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