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到超越空间——考古与人的关系构建

或许还有人会问，既然景观只是“真正的考古学”和“大众对考古学认知”的中介，为什么还要花好大气力做这件事儿呢？

因为考古学并非生存在真空当中。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考古遗址和考古出土材料，其存在都是要占用空间的。对于一个空间到底应该来做什么，由于我国践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和各级政府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举个栗子，现在流行于世的共享单车，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政府出于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考虑，允许共享单车占用城镇街道的部分未利用空间来停放共享单车。如果不允许，共享单车不可能生存下去。

那凭什么要让考古遗址和考古出土材料占据空间呢？

政府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要听取民意。前文我们说道，民众不是考古专业人员，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地理解考古，他们只能构建起对考古认知的景观来。考古景观对民众的影响，可以决定民众对考古工作的态度。

这能叫做“用景观换空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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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址和考古出土材料，作为物质存在占用一定空间，就一定会和于这些空间相关的人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很复杂。政府是管理空间的，自然会和公务员发生关系；在空间旁边生活和工作的人会途经空间、看到空间，所以自然也会发生关系……关系还会更多更复杂，而这种关系，也在生产景观。

考古遗址和考古出土材料是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对象，自然也存在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站在“人”的角度上看问题，通过考古可以构建起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物质存在则是一种中介。

肯定会有人为物做辩护，但是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话，“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除了社会关系本质，人还有“类本质”——劳动。这也是为什么在诸多关系中，考古工作者同考古遗址和考古出土材料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它们之间是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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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社会复杂了，信息网络技术大大拓展了人类思维的活动，借助媒体，我们生活的空间出现了二元化——一部分社会公众会把时间投入到社交媒体的使用，从而形成了人类在信息世界的空间。

对这一趋势感知较早的是博物馆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者史吉祥、郭富纯提出了“博物馆公众”的概念，认为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空间上来到博物馆的人，而只要喜爱博物馆、从媒体上接受博物馆各种信息的人，也应该被纳入到博物馆主动服务的范畴中来，并给这部分人起了个概念叫“博物馆公众”。

其实考古也是如此，有些学者也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个变革，其实公共考古最初的动力，也有这个领域的来源。

知道了考古和谁有关系，接下来就是关系的流向。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的运动会通过价值观的构建来影响景观的变化，景观的变化会影响人行为的变化，人行为的变化会影响考古工作的开展。让这个变化的影响对考古工作有利，这就是公共考古对于考古工作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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