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苏东海先生
螺旋真理约 6 分钟苏
东
海
先
生
缅
怀
大概是八九年前，当时中国博物馆学的另一巨擘甄朔南先生刚刚去世没多久，我恰好去苏东海先生家请教问题。我对苏先生说，甄朔南先生没了。苏东海先生先是看了一眼我，说了一句：“哦，老甄走了~”然后眼神的焦点仿佛进入了虚空，那是一种痛失战友的落寞和悲凉。如今苏东海先生也故去了，一个时代正在悄然落幕。（时有博物馆学“三老”之称，乃甄朔南、苏东海、梁吉生）
初识苏东海先生，还是2005年，具体的机缘我已经记忆不清，似乎是去取一本书，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去拜访，而是蒙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的赵永芬大姐领我一起去。我很惶恐，因为我学的是博物馆学，大学里在《中国博物馆》杂志中读到过刊物老主编苏先生的文章，也听老师介绍过是一位老专家，不由得非常心怯。见面之后苏先生非常慈祥的招待了我，我乍着胆子和苏先生聊了几句博物馆学，之后就迅速熟识起来。
再之后踏上前三门大街拜访苏先生家，多是陪领导去公干，我也不好意思打扰苏先生的生活。时光到了2011年以后，我有幸加入了《中国博物馆》杂志的队伍，又因为对理论感兴趣而发现了自己很多知识缺陷和漏洞，就总借着请教问题频繁拜访苏先生，工作谈完之后苏先生总会和我闲聊几句。苏先生热爱奇石，我有一次出差去金川，在河畔捡到一块漂亮的云母矿，就送给了苏先生，他说“填补了他石头收藏里的空白”。
苏先生的学术底子是哲学的，对博物馆学理论构建也深受哲学影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深深的系统论的影子，有如瓦达荷西在《博物馆学：德语系世界的观点》所写：博物馆学是一门植基于哲学根本的专业科学。早年间，苏先生认为博物馆的第一性是物，围绕博物馆物做了很多阐释，最经典的一篇莫过于《博物馆物论》，从博物馆物的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价值论、发展观、经济观六个方面论述了博物馆物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及其价值，构建了一个我们如何看待博物馆物的系统。他写到，“博物馆的核心是什么？是博物馆中的收藏，是遗产，即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什么是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物证就是如果就历史问题打官司，可以拿出来作为法庭或者逻辑上的证据的东西。博物馆的使命就是让这些遗产的价值发扬光大。在这个前提下，才是博物馆方法和技术手段等问题。”
苏先生的学术底子是哲学的，对博物馆学理论构建也深受哲学影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深深的系统论的影子，有如瓦达荷西在《博物馆学：德语系世界的观点》所写：博物馆学是一门植基于哲学根本的专业科学。早年间，苏先生认为博物馆的第一性是物，围绕博物馆物做了很多阐释，最经典的一篇莫过于《博物馆物论》，从博物馆物的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价值论、发展观、经济观六个方面论述了博物馆物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及其价值，构建了一个我们如何看待博物馆物的系统。他写到，“博物馆的核心是什么？是博物馆中的收藏，是遗产，即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什么是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物证就是如果就历史问题打官司，可以拿出来作为法庭或者逻辑上的证据的东西。博物馆的使命就是让这些遗产的价值发扬光大。在这个前提下，才是博物馆方法和技术手段等问题。”
在一些关键领域，苏东海先生屡有创新。有一次探讨博物馆物，话题延伸到文物的价值论，苏先生就说他一直想构建起历史、艺术、科学之外的价值，比如情感价值。原始情感物在社会上存在着，经过挑选进入博物馆成为博物馆的情感藏品，情感藏品进入陈列后就成为情感展品。这种情感的表达叫做睹物思情，是可以触摸到的。其实在《博物馆物论》中就有端倪，“观众对陈列内容大体有两种共鸣：一种是观众与文物的历史内容中的思想感情的共鸣；一种是观众的思想感情与陈列者的思想感情对文物感受上的共鸣。”
再后来，我调入中国文物报社，业务方向辗转几次后定在了新媒体领域。我向苏东海先生报告，他笑着说：“你可要小心别掉入‘技术主义’的陷阱啊~”这是苏先生在《博物馆，博物馆学：警惕技术主义》提醒博物馆人不要单纯为了技术而技术，不要因为技术应用异化了博物馆和博物馆工作。再后来，我的工作又要和博物馆技术企业打交道，我在工作中依然秉持这个观念，同事总是觉得我说话太直白，谈不成项目做不成事情，这个痼疾，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产生的。
几乎同时，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工具诞生，我一直想给自己选一个能够暗喻出我主要研究方向的头像，最后打算用《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上的缪斯女神像（博物馆的英语名称Museum词源就是缪斯女神Muses），他笑着表示同意，说：“这是老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院周士琦先生，博物馆陈列设计的大师）设计的，我也特别喜欢”。后来新冠疫情期间，我请人为使用多年的头像加了一个口罩，一直用到今天，也已经快十年了。
回想起苏东海先生，片段还有很多，比如一起聊他的哲学老师金克木先生（我有一阵读金克木先生的学术随笔热爱得发狂），一起聊博物馆的统计（苏先生曾经和张文彬局长建议建立中国博物馆的数据统计制度，现在每年国家文物局领导公布博物馆数据的时候，都能让我想起两位老人家），聊他思想自传和其他内容的写作（苏先生曾经考虑过《博物馆的沉思》会不会出第四卷），对博物馆“以人为本”滥用和误解的批评（苏东海先生对人的看法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聊对区域博物馆学的认知（门施先生不太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苏东海先生似乎认为有必要，台湾徐纯教授似乎也有类似认知），聊东亚的博物馆学（在博物馆理论研究领域，中日韩三国都在经历着一个衰退期，尤其是日本在诞生了鹤田总一郎这样的理论大家之后，也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囧境。）
在《博物馆的沉思（卷一）·序》中，苏东海先生评价自己：“我现在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为学术立场是后人附加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内涵，不必画地为牢；我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出发点。”我的老领导孙毅先生在《博物馆学家苏东海》一文中评价他：“我过去不懂博物馆的理论，以为不过浅显的存在。苏东海先生让我改变了看法，才知道其间的道行不凡。中国的读书人，重复别人者多，亦步亦趋者众，而拓荒的却少而又少。我以为苏先生是个拓荒者，他走在我们的前面，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仅此，我们这些后人不得不三致意焉。”苏东海先生的论著给博物馆学定义了一个棋盘（研究领域）、一套棋子（概念）、一系列走子规则（思想方法论）。我们可以在思考与实践中划新的棋盘，引入新棋子或重新定义棋子，修改走子规则，但是无论如何，博物馆学的基础模样被苏先生定型了，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慈祥的、笑对一切的老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