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创建“东亚文化之都”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日本：魔幻现实主义、藤井省三、吉田富夫（二）

从1991年到2015年，藤井省三翻译了短篇小说集《从中国的村里来》（中国の村から）、《怀抱鲜花的女人》（花束を抱く女）、《透明的红萝卜》（透明な人参 莫言珠玉集），长篇小说《酒国》（酒国 特捜検事丁鈎児の冒険），演讲集《莫言的文学思想》（莫言の思想と文学 世界と語る講演集）。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任职于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在主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同时，翻译了包括莫言、李昂、董启章、施叔青等近五十年内浮现的名家大师的作品。期间，藤井省三发表了十余篇莫言研究文章，“魔幻现实主义”是其中的关键词。1992年，《怀抱鲜花的女人》出版后，其中便附带了藤井省三与莫言的对谈，题为《从中国农村和军队走出来的魔幻现实主义》。1996年，在《丰乳肥臀》出版三个月后，藤井省三便在其《每日新闻》海外文学专栏中做了推介。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后，藤井省三的贺辞《民间的魔幻现实主义》出现在多家媒体，该文写道，“虽然他的名字汉语为‘莫说话’，但他是何等伟大的叙述家啊！”

另一位译者吉田富夫则翻译了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豊乳肥臀）、《檀香刑》（白檀の刑）、《四十一炮》（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転生夢現）、《蛙》（蛙鳴）、《天堂蒜薹之歌》（天堂狂想歌）（按翻译顺序），以及几部短篇小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吉田富夫就读于京都大学文学系，学习中国文学，师从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由此进入中国文学的世界。八十年代，多种姻缘之下，吉田富夫注意到出世的莫言，不久后便启动翻译了莫言的作品，一发不可收。这位比莫言年长了20岁的译者，从此成为莫言在东亚最重要的传播者。吉田富夫与莫言作品的交织、结缘是一个必然，也是两个生命亲密的对话。

日文版《丰乳肥臀》

此前，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吉田富夫表达了自己的故乡和莫言的故乡的亲缘性，“莫言小说里高密东北乡的气氛跟我广岛的老家是很相似的，不过我去过高密东北乡，和我老家根本不一样。我的老家是小河旁边一个很小的乡村，而高密东北乡是一大片平原，根本没有相似的地方，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是小说里面的世界还是很类似的，这个可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不能体会的……”毋宁说，借助翻译莫言，吉田富夫也在完成自己的文学书写。正是在文学的世界，原有的乡村想象激活成一个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进而又超越乡村与城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单纯界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正在于此，如吉田富夫所说，“在日本，莫言作品的读者可能很多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不过莫言的作品追求的是人的内心的东西，反映了常常被掩盖的人的内心欲望和追求，包括好的坏的都有，人的内心的东西还是共通的。所以乡村的环境只是一种外在的入口，通过这个入口，读者可以接触到每个国家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本性。”莫言的友人大江健三郎——想必他也曾提名了莫言，相对看作藤井省三，而不是吉田富夫。这与业界的认知是相符的。大江健三郎说，“我借助法文、英文和日文阅读了莫言先生被翻译为这些文种的所有作品，在这过程中，曾数度给译者寄去信函，写的也是匿名信。莫言先生的日译本有两位主要译者，一位叫藤井省三，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另一位叫吉田富夫，还是藤井先生翻译得比较好。另一位译者翻译了莫言先生的很多作品，他是大阪那边的人，我对他的翻译存有疑问。每当莫言先生新的日译本出版时，我就进行调查，最终还是认为藤井先生的翻译‘真好呀’。莫言先生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对译者不怎么说起这个问题吧。”

大江健三郎是莫言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积极传播者。相较之下，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判断是非常恰当的，那般野心勃勃的、如实扎根于土地与民众的表达。（日本文学）没能创作出达到与现实国家相对峙规模的“想象共和国”。而莫言将大江健三郎比作鲁迅则失之妥当，“他的创作，可以看成是那个不断地把巨石推到山上去的西绪福斯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不合时宜的浪漫骑士堂·吉诃德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夫子的努力，他所寻求的是‘绝望中的希望’，是那线‘透进铁屋的光明’。”

而以大江健三郎诸人为代表的日本文学世界，则是莫言走向世界文学的主要征兆，这一域又以莫言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福岡アジア文化賞）和万海奖（Manhae Prize）为高峰。1999年10月，莫言到日本诸地访问，做了多次演讲。在这些演讲中，莫言回忆起《雪国》曾给他带来的心灵体验，以及写作的启示。他说，“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知道了我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该怎样写。在此之前，我为写什么和怎样写一直发愁，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故事，更不要谈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怎么也不能如愿。川端康成小说中的这一行话，如同暗夜中的灯塔，给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当时我没等读完《雪国》，放下他的书，就抓起自己的笔，写出了这样一行：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只纯种。”莫言与日本的互文和对话当然不止于此，而他的文学想象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想象之差异，之同心，以及其后不易流行的价值关切，或许才是这场跨世纪对话的内在缘由，而其引发的旋风自然可以席卷全球。

在同一时期相对靠后的时间，莫言的英语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瑞典语译者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法语译者杜特莱（No lDutrait）、越南语译者陈中喜、陈庭宪在同一时期的翻译，则构成了莫言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具体传布。

从七十年代初的公社社员，到八十年代初的保定地方刊物，再到八十年代末的高密东北乡，以至于九十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而至世纪初的“撤退”，二十年代的“晚熟”，莫言的文学道路充满奇歧，也充满惊喜，最重要是充满对于世界与人的关切。我想这份关切不止是来源于他反复强调的对人的关切，也来源于他与世界文学的牵连，以及其间真诚的异变。最喜欢，还是莫言在世纪初所做的一段自述。在其中，他描述了与福克纳的相遇。莫言写道，“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4年的12月里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一本福克纳的《喧哗和骚动》，我端详着印在扉页上穿着西服、扎着领带、叼着烟斗的那个老头，心中不以为然。然后我就开始阅读由一个著名翻译家写的那篇漫长的序文，我一边读一边欢喜，对这个美国老头许多不合时宜的行为我感到十分理解，并且感到很亲切。譬如他从小不认真读书，譬如他喜欢胡言乱语，譬如他喜欢撒谎，他连战场都没上过，却大言不惭地对人说自己驾驶着飞机与敌人在天上大战，他还说他的脑袋里留下一块巨大的弹片，而且因为脑子里有弹片，才导致了他的烦琐而晦涩的语言风格……我觉得他的书就像我的故乡那些脾气古怪的老农絮絮叨叨一样亲切，我不在乎他给我讲了什么故事，因为我编造故事的才能决不在他之下，我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我觉得他的书就像我的故乡那些脾气古怪的老农絮絮叨叨一样亲切，我不在乎他给我讲了什么故事，因为我编造故事的才能决不在他之下，我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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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