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龚自珍被现实毒打后

1、当龚自珍被现实毒打后

有些文学作品好，受欢迎、有价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敢写。这里我们说的敢写，是指敢写真的东西，敢写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和那种故意博人眼球、哗众取宠的“敢写”是不一样的。那种并不是真正的敢写。《皇帝的新装》里面，小孩讲一句话，说皇帝没穿衣服，这句话就被所有人记住了，那些大人说的话，没有一个被记住的，就是因为这个小孩敢说。他对于生活是不是有所发现？他发现的这一点，难道其他人都没发现吗？其他人也发现了，但是其他人没有发现现实改变的那个节点，也就是，最终，大家都会说，皇帝没穿衣服，但是，那个节点在哪里，大家是不知道的。就像有人说，股市将来必定会有一波大行情，但具体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这个小孩知道，因为他一说出口，形势就渐渐转变了。他讲那句话，是一个节点，哪怕人家后来都讲同样的话，也没有他那句话有价值。他那句话里面包含了勇气、胆量、天真、诚实，而后面再讲的人，这些含量就很低了。

王朔的小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之所以很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敢写。那样的想法肯定不止王朔有的，但是别人不敢写。我们说“敢写”，是跟他同时代的人比的，你要说往后推十年，很多人写小说比王朔尺度大多了，但那个其实不叫敢写，“敢写”意味着你是“开风气”的一个人。现在你在网上，看很多人晒自己的大尺度照片，打擦边球的，这不叫“敢写”“敢露”，因为这不是“开风气”的行为。

清朝有个诗人，写过一句诗，叫“但开风气不为师”，他说，我这辈子是个开风气的人，但我不做任何人的老师，我也不收任何弟子。这个人就是龚自珍。他的名声非常大。柳亚子说他是“三百年来第一流”。这个人为什么名声那么响亮。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敢写。

我来举一个例子，一篇在今天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的诗。但在当时，其他人是不敢写的。诗是这样的：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有人可能要问：这有啥不敢写的？有什么有问题的地方吗？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偶赋凌云——偶然赋一赋自己的凌云之志，就像《水浒传》里面，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就是赋凌云。当然，肯定不是说龚自珍要反清啊，而是他说自己也曾偶然有过雄心壮志，但是很快呢，累了，疲劳了。——因为龚自珍考试不太行，才气虽然很大，而且家世背景都很好，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进士，他外公是大学问家段玉裁，但他考进士前面好几次都失败了。所以，“偶倦飞”，累了，疲劳了，不想飞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里说，“鸟倦飞而知还”，就是这个“倦飞”。

“偶然闲慕遂初衣”，初衣，就是没当官时候的衣服。偶然羡慕起来人家悠闲的隐居生活，就想退了。上面这两句其实都没有什么，真正尺度大的，敢写的，是后两句。

“偶逢锦瑟佳人问”，回老家的时候，偶然碰到锦瑟佳人，也就是美女，人家问他：你不是壮志凌云吗？不是“丈夫志四海”吗？怎么又回老家了呢，不在北上广深发展了？龚自珍就说，我出去是为了寻找春天，找来找去，我发现你就是春天，所以我就回来了。这就是“便说寻春为汝归”。

我们今天说“春风十里不如你”，好像觉得挺平常的。但龚自珍说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1840年以前，鸦片战争以前啊。近代史的序幕还没有拉开，马上要拉开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在当时别人是不敢讲的，尤其是有学问的人、读书人，更不敢这么讲。这么讲就像耍流氓嘛。而且他说得很明确啊，“偶逢锦瑟佳人问”，他不是回老家之前就惦记着这个佳人，一秒钟之前压根儿没想到这个人，甚至都不一定认识这个人，偶然碰到了，马上嘴里跑出来一句：我到处寻找春天，为了你，回来了。——甜宠文学的鼻祖，龚自珍先生。

这和旧的道德观念是相冲突的。有些人哪怕心里这么想，甚至现实生活中也这么做，但他不会公然写到诗里。因为你在现实中，对一个锦瑟佳人那么干，在那个时代她是不会写个帖子在网上曝光你的。你可以随便渣，没有太大的风险。但你自己写诗，还收到自己的集子里面，那就不一样了。因为看你诗的是一帮文人，他们想做类似的事儿，甚至也做了，但是他们不好意思写出来，你写了。所以龚自珍的诗很受欢迎。

但是这种受欢迎不是没有代价的。王国维，就批评过这首诗，王国维主要不是批评这首诗，而是批评龚自珍这个人。王国维比龚自珍的年代要晚，比龚自珍小了80多岁，龚自珍写这首诗之后，又过了差不多30年，王国维才出生。王国维说，读《会真记》，就是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很厌恶张生的薄情，但对他的奸诈，倒是可以原谅的；读《水浒传》，宋江蛮横暴虐的一面，倒是可以原谅，而阴险的城府，就不能不批评；艳词是可以写的，但是，不要讲太轻浮的话。龚自珍这首诗，典型地体现出来一个人多么凉薄、没品。欧阳修，范仲淹，也都写过艳词，但你去看看他们的艳词，有这么轻浮的表达吗？

王国维这个人，他最终的结局是自杀。他晚年活得很痛苦。他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他接受不了新的时代、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以至于比他早80多年的龚自珍都已经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在王国维这里是很难适应的。

龚自珍的价值观是非常现代的。我们今天说的内卷、躺平，这些其实就已经能在龚自珍的诗里面看到了。“偶赋凌云偶倦飞”，实际上，龚自珍早年是不是“偶赋凌云”，“偶赋凌云”的关键不在“凌云”，而在这个“偶”，偶，就是随随便便，一时心血来潮，赋了个凌云志。——其实不是的。龚自珍的诗，其实体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外在显得油腻的，他年轻的时候是有心念去搞出一番事业的，但后来他发现没有用，社会毒打了他一顿，毒打之后，他改口了，人家再问他：你年轻的时候不是…… 他说：嗨，一时心血来潮嘛，“偶赋凌云”，关键在这个“偶”字，他绝不承认他是“久有凌云志”。你“久有凌云志”你是不能说的，一定要等到功成名就，重上某某山的时候才能对大家说：实际上啊，我很小的时候就怎么怎么着了。但万一你后来的事业不顺利，你再说小时候的志向，这就成了个笑话了。

很多时候，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是会被现实粉碎的。粉碎之后怎么办？你还活不活了？人人都会疲劳，都会倦飞，所以龚自珍说，“偶然闲慕遂初衣”。开始自己安慰自己——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当你想要的东西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说服自己：其实我并不想要它。——尤其是一个人强烈地想要什么东西，又彻底不能得到之后，他就需要强烈地说服自己，并不想要。那么龚自珍这首诗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语文课本上讲龚自珍的诗，都会说他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不满的强烈程度，其实跟龚自珍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那你怎么办？他要让自己显得油腻，来保护自己。所以他说：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这就是龚自珍的离经叛道，他之所以离经叛道，是因为现实没让他满意，现实毒打了他一顿之后，他用文学来毒打现实。他用新的价值观来对抗旧的价值观。这是龚自珍的一种反抗：这个社会想渣我，我还想渣这个社会呢！我们看看到底是谁渣谁。所以一百年后，柳亚子说他，“三百年来第一流”。我们今天的语文课本上还要选他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社会的毒打没有把龚自珍打残，他有自己的手段来反抗。而像王国维那样的，只能通过一死来反抗。王国维和龚自珍都是反抗者，王国维那种反抗其实也有力。但他们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2、好的文学什么样？

有个写作班学员发了一篇文章给我，写得很好。但她自己对结尾有点不满意。她希望结尾能够和开头呼应，或者和主题呼应，希望我能帮她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因为以前我给她的文章做过这样的处理，她很满意，希望这次还这样。我说，其实不用。一是因为，我也很难想到更好的处理方法。二是因为，如果你硬去找的话，一定是能够找出来更有技巧的办法的，但是，那样反而不好，因为会破坏文章的真诚。我告诉她，你现在写文章可以随便一点了。对别的同学我不这样要求，我要求他们精致一点，但对她，我希望随便一点，放松一点，技巧上的东西已经不需要去费力地追求了。

昨天我在视频里聊了文廷式和黄遵宪的诗。就有人给我留言说：黄遵宪写的那也叫诗？他不知道黄遵宪是他的时代首屈一指的大诗人，是诗坛的领袖。钱锺书《围城》里说，当时“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留学生不知道苏东坡、黄山谷，眼里只有这一对苏黄”，这个黄公度就是黄遵宪，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力。

黄遵宪当过驻日本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参赞、新加坡兼马六甲总领事，我们可以想想他的阅历有多丰富，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人里面，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正所谓那句话“西方哪个我没有去过”。而文廷式是什么人？典型的中国文人，他科举考试中过榜眼，也就是第二名，可以说是非常擅长应试教育的一个人。他到了43岁才去日本，一辈子没有去过欧洲、美洲，他对外国的了解程度，是远远比不上黄遵宪的。

这样一个人，他写拿破仑，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手头的西方历史书，翻完了，从里面挑出来三个人：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法兰西的拿破仑、美利坚的华盛顿，你说他对这些人能有多少了解？但是钱仲联这样的大家，认为文廷式写西方比黄遵宪写得好。——这就有意思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钱仲联说得对，就表示：对文学创作来说，技巧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生活是没那么重要的。

文学和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文学是扎根在生活之上的。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对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有所发现、有所洞察，然后再用文学的形式把它展现出来。但是很多搞文学研究的人、文学评论的人，最终就会慢慢转向，会忽略生活对于文学的重要性，而越来越重视创作技巧。

搞文学创作的人，是以生活为基础的，是根植于生活本身，开展他的工作的；但是搞文学研究、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的人，他的重点不是关注生活，而是关注作品。当你聚焦于作品的时候，和你聚焦于生活的时候，你脑子里面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聚焦于生活，创作技法是非常次要的；而聚焦于作品，创作技法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非常推崇杜甫的，但是我有一个观点，普通老百姓，没名没姓的人，偶尔也能创作出来比杜甫还好的文学作品。——有些人会坚决否认这种看法。这种人是有一种权威崇拜情结的，觉得既然杜甫是权威，普通人无论如何作品不可能超过杜甫。其实你把杜甫有些诗拿出来，盖上名字，他不一定能判断出来那是杜甫写的。文学和数学不一样，和理工科不一样，科学领域有民科的说法，非专业人士和专业人士压根儿是没法比的；但是，文学领域没有民文的说法，最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民间的文学家，而不是官方的文学家。因为文学，它的素材是生活，它要处理的东西是生活本身；你搞物理，没有实验室，你就是个业余人士，但只要你活着，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生活本身就是文学的实验室。如果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不是把生活本身当成自己首要关注的对象，而是把文学作品当成自己首要关注的对象的话，他已经落入下层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普通人的诗也可以比杜甫写得好。这也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个有相当程度共识的看法。学诗的专业人士，几乎没有不推崇杜甫的，但是，如果要问，杜甫的诗和《古诗十九首》比起来，怎么样？很多人还是要认为，比《古诗十九首》境界低一点。比如《诗镜总论》里说，“第出手稍钝，苦雕细琢，降为唐音”，也就是说，为什么他认为杜甫的诗比古人还差一些，主要是因为杜甫太用力了，技巧太精湛了。他说，“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齐于古人者，以意胜也”。杜甫的功力太深厚了，技巧太高了，太刻意了，太卓越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比不上古人那么自然。因为古人是发自肺腑地流露，没有什么修饰。

《古诗十九首》是谁写的？不知道啊。那些作者可能压根儿就不是诗人。至少说，他们在文学史上是没有留下名字的。他们对诗的理解、功力，怎么可能有杜甫那么深？他们的文学地位也根本不能和杜甫相提并论。但是，他们的作品可以不逊于杜甫，甚至胜过杜甫。——你要坚持这样一种观念，你就会认为：生活对于文学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文学技巧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东西。认为创作技巧比生活本身更重要，那是颠倒了。但是，有这种颠倒看法的人不在少数。这是一种技术崇拜情结。

就好像发表论文。真正重要的论文、有价值的论文，是你有所发现，而不是你懂得写论文的技巧，知道怎么样写容易过审。但是说实话，有价值有发现的论文，如果你不用写作技巧好好处理一下，是很难发表的。而有些人，他没有任何发现，但是他很熟悉发表论文那一套规则，他能够把毫无发现的东西包装的挺像那么回事——我们说文廷式写拿破仑的诗就是这样：他对拿破仑才了解多少？但是，他可以靠他对中文的熟悉，对中国典故的熟悉，靠精湛的诗歌写作技巧，写出来让研究清诗的专家觉得他写西方的事物比黄遵宪更深刻、更优美。——如果这个观点对了，表示什么呢？表示生活已经不重要了，创作技巧才重要。

如果反过来，你就会认为，黄遵宪那种看起来像顺口溜的诗，要比文廷式这种语言优美典雅的诗，更有价值。黄遵宪不懂技巧吗？黄遵宪当然懂技巧，但他不太稀罕那种东西。他知道那个是第二位的，是辅助性的东西。有人跟我说，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即兴写的，《醉翁亭记》《赤壁赋》能跟他比吗？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即兴写的，这还两说呢，提前打好腹稿，到时候默写下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而且，一篇作品的价值，跟它是不是即兴写的没有关系。即兴写，顶多能体现作者的写作技巧比较高，但文学作品的价值，不是由写作技巧决定的，而是由对生活的洞察和理解决定的。如果一篇作品，给读者最大的感觉就是：作者真厉害！真会写文章！这篇作品就失败了。

当你把焦点放在生活本身上，你会发现有很多留不下创作者的名和姓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他们身上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有十分特殊的气质，有对生活的洞察和理解。他们不是文学家、艺术家，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成为文学家、艺术家，但是经过他们的手，偶尔也能出来一些丝毫不逊于所谓名家大家的作品。只是，崇拜权威、崇拜技术的人，永远不能理解这一点。

一流的创作者一般都不会太在意技术了。不会担心人家觉得他技术上不到位。而特别在意技术，生怕作品被人家看出来技术还不够过硬的人，最多只能是二流的。基本的技术是需要掌握的，有一个门槛，但从门槛往上，技术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到最后，压根儿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