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剧，观众吵成这样

写在前面

今晚聊聊刚完结不久的新剧，姚晨主演的《摇滚狂花》。

目前豆瓣7.5，评价两极，一边是夸它拓展了国产剧女主人设的边界：

另 一边是骂它伪摇滚，文本里充斥着各种对摇滚的刻板印象，剧情悬浮，不真实：

吵成这样，那我们肯定要写啦。 《摇滚狂花》

我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的喜欢。

因为这部剧确实难得的看到了“母亲”叙事里的一种困境。 一方面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应该定义女性，要为“母亲”解绑，还原为“人”。 于是，《摇滚狂花》塑造了彭莱这位极具个性和叛逆精神的女性角色，同时 让观众去看这样一个强调“我”的女性，和“母亲”这个惯常强调“无我”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冲撞， 以此去打破传统和常规，成为非常难得的优点。 但另一方面，在长久且顽固的规训语境里，以及当下创作环境中无法避免的凝视和诸多限制，我们还是难免会陷入“母职”绑架的陷阱， “摇滚”不是“她”的旨趣和品质，而成为“不合格的母亲”的衡量标准。 最后绕了个圈，又回到了原点。 一 不被定义的“狂花” 在聊优点前，我们先简单说说故事背景。“狂花”乐队的主唱彭莱在十二年后因为前夫过世，决定回国看望女儿白天，由此发生了“缺席的母亲”和“叛逆的女儿”之间的一系列拉扯。 《摇滚狂花》的优点，就是在这普通的母女故事里， 让我们观众首先记住了“彭莱”这个女性角色，而不是“母亲”，也不是母爱和亲情。

具体怎么做的呢？

一个是这部剧把出发点放在塑造“女性”，而不是塑造“母亲” 。

在成为“母亲”之前，彭莱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强调“自我”的人，并且有所归因。

剧集的前半部分都在用现实穿插回忆的方式，回溯彭莱的小时候和年轻时。 因为父母离异由姑妈收养，即使被姑妈打骂，也会忍住不哭喊；

在乐队演出时，得知前夫和自己离婚不到半天就和乐队成员办了结婚证，抡起吉他打了对方；

后来出国却经历了音乐事业上的惨败，想用琴弦结束生命。

以 此呈现了彭莱作为一个 独立个体所拥有的成长轨迹，以及独属于她自己的经历、记忆和情绪。

这些人生境遇让她成为刺猬的同时，也成为了极具个性的人。

比如被二十多岁的安哲强吻后，她第一时间选择吻回去，但这行为并不是出于喜欢，而是出于“这种事情只有我愿意，没有你愿意”的主权宣示。

与此同时，《摇滚狂花》也毫不避讳地让我们去看 彭莱的瑕疵和缺点。 不分场合的吸烟，酗酒，在朋友引荐的高端会所里，她仍然选择以酒腻子的方式去处理人际关系。

但编剧对于彭莱这个人物的塑造到这里还没结束，让她更完整更立体的方式，是在展现 这个主张“我”的女性，和“母亲”这样一个被常规要求牺牲和奉献的社会角色的重叠过程中，放大其间的“不可调和”。

女儿换门锁不让彭莱进家门，后者就用强力胶把钥匙孔堵上；女儿扔了她的行李，彭莱也会找时机把女儿的衣服扔进垃圾箱。

双方间的整蛊争斗和不可调和，反而剥离了“女儿”“母亲”这样的社会身份，凸显出不会选择隐忍和让步的平等个体。

但 妙也妙在，编剧在坚持“个体”的基础之上， 往彭莱身上注入了一些“母亲”的影子和女性的细腻，透过彭莱隐约存在的情绪，透射事实存在的脐带关系。

大崔打电话让白天来见彭莱时，彭莱会悄悄回头看大崔，猜测到孩子并不想来见自己；

女儿一夜未归，彭莱一直蜷在厨房抽烟等她； 吃饭的时候，她能第一时间看出女儿有心事。

所 以，《摇滚狂花》的出彩点就在于它对“狂花”的书写，层层衔接般地把她翻译成一个人，一名女性，再是一位母亲。

另一种，是叙事上的反煽情。

编剧用“预设感动-消解情绪”的小设计，打破惯常套路，消解掉了亲情题材中的滥情和苦情。

彭莱与女儿的第一次见面，原本幻想母女相拥的温馨场景，被女儿的一盆水浇醒。

彭莱不知情地把装有前夫骨灰的奶粉罐扔进了垃圾桶，好不容易翻找到罐子，又因为罐底破碎让骨灰洒落一地；

没钱给母亲买墓地，便把骨灰葬在了大桥下，继而又被管理员制止，不得不刨出来换个地方再葬。

死亡议题的沉重色彩都被消解了。

二 “不合格的妈妈”

聊 完优点，我们再说说这部剧的缺点。

还是从“彭莱”这个角色聊起。 前面提到的，《摇滚狂花》在一开始很难得地展现了彭莱这个人物身上的瑕疵和缺点，这原本是好的。 但故事发展到后期，就会越发遗憾地发现， 彭莱的“不完美”是建立在一种“标准”审视下的“不完美”。 什么标准呢——

“不合格的妈妈”。

而“不合格”也不过只是隐藏了所谓的“合格”标准，在隐形对比下，对“妈妈”进行界定和评价，再次回到“母职”绑架。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再回到剧集。 首先是彭莱的外貌和言行举止，顶着爆炸头，浓妆艳抹，暴躁冲动，恨世愤俗，且频繁地骂人和打架。

这些“特点”乍一眼看起来很多， 但其实集中代表了大众对于“搞摇滚的”刻板印象，把这些片面符号移植到彭莱身上，和常规认识中“温柔贤惠的母亲”形成一种外貌和行为上的对比。

这对文本造成的伤害其实是双重的，一个就是在标准之下对“母亲”进行回绑，另一个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加重摇滚的刻板化。

再有， 在“不合格的妈妈”语境下，极化了孩子对于“缺席的母亲”的恨， 让母女之间的冲突逐渐走向“脱缰野马式”的无法理解。 女儿为了报复妈妈卖房搞乐队，纵身从高楼跳下，要让房子变成凶宅；

在得知妈妈患病的情况下，女儿仍然出于报复心理，在节目的嘉宾邀请环节选择了“小妈”陈月，让已经做好上台准备的彭莱落了空。

另一个问题， 《摇滚狂花》还是未能克制存在于女性议题中的男性凝视。

在由男性创作女性题材这种“既常见又特殊”的创作模式中，其可能会对女性问题有所关注，但又很难做到对于女性困境更深层的探究，于是让《摇滚狂花》这部剧 透过“男性之下的女性”而产生了一种割裂感。 这种割裂感产生的开始是文本中 “男性”的隐形。 在《摇滚狂花》里，这种隐形方式有两种表现。 一个是作为困境制造者的男性始终处于隐形状态。

比如彭莱的父亲和前夫，因为个人的不负责行为造成丧偶式教育，但他们的隐形，反而让文本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

更典型的是彭莱父亲，另寻他欢离开家庭后，让姑妈（父亲的姐姐）收养彭莱。姑妈其实也是受害者，但因为隐形了彭莱父亲，并且对姑妈进行负面化处理，反而抹除了姑妈的受害者角色。

“在场”的大崔，以及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罗俊则是近乎完美的人格代表， 这种不真切的刻画，实质也是隐形方式的一种。

女性题材和女性议题并非要完全隐没男性，让女性唱独角戏。

女性话题始终是两性话题，对男性的隐去反而抹除了社会背景，让女性议题悬空。

再有，男性凝视让文本中的“女性”始终停滞于“男性之下的女性”，以一种男性话语的输出口角色，有意或无意地调侃同性（女性）的生理特殊，同样也会显得割裂。 比如，编剧可能原本是想通过设置许多（代乐乐饰）经营卫生巾产品公司的剧情，关注女性问题，拒绝“月经羞耻”。 但到了剧里，为了服务于喜剧效果，让大崔对此调侃“许多能不沾就别沾”，让彭莱以一种嫌弃的口吻回应“宣传上不会到处都是它吧”，反而有加重身体羞耻的嫌疑。

彭莱演出失败后愤怒地责骂罗俊“戴个头巾像坐月子一样，表情像产后抑郁”，非常割裂地牺牲了前期积累起来的女性特质。

基于上面这些缺点，“快餐式的和解”结局，就像最后的泄气，也不值一提。

音乐/ 配图/《摇滚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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