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风全集》中不仅能看到过去，也能看到未来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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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网燕京书评约 36 分钟撰稿丨唐山 全文共17767字，阅读大约需要40分钟
▌反传统，却是旧体诗高手
剩有悲怀对夜空， 一天冷雨一船风。 夹江灯火明于烛， 碧血华筵照不同。 1938年1月，胡风乘船到汉口，“船抵汉口时正值大风雨”，山河破碎，身世浮沉，胡风写下了这首诗。 少有人注意到，胡风旧体诗创作上的成就。胡风文章多用欧式语言，别扭且滞涩，且胡风不赞同“民族形式”，强调诗人在现实中应“有时闪击、有时突围、有时迂回、有时游击地不断地前进”，给人印象是，胡风写不好旧体诗。然而，据学者易纾曼在《胡风旧体诗词创作论》一文钩沉，胡风的旧学功底相当扎实，由陈南如先生开蒙，“当我在村学里读了一两年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教师和同族的几个长者的称赞，一向受着绅士们的威胁的父亲和哥哥也就决心让我做一个‘读书人’了。”后得张晓初 （贡生） 、朱义甫 （秀才，曾在南洋华侨子弟学校教书） 等教诲，15岁时转到饶石波处念经馆，“胡风这时也学着写了一些旧体诗词，先生认为还可以，只是立意太直，没有诗味，还说他性情过激不适合写诗”。
胡风一直在写旧体诗，只是数量少，1955年至1978年是高峰期，共创作了3000余首旧体诗，主要原因是无纸笔，记录不便。胡风曾说：“二十多年离群独居，和社会完全隔绝，又无纸无笔，只好默吟韵语以打发生活。因为只有韵语才能记住。最多是五律和五言排律。” 胡风的旧体诗意味深远、言语克制，如1937年9月30日的《船过蕲春》： 午夜凭舷望，乡园一梦横。 欲呼卿小字，云水了无声。
这套《胡风全集》如今市场上已难找到，堪称“书架上的神明”。虽有种种遗憾，却能从中读出一位文学前辈的浩瀚与真诚，他的热血，乃至他的偏执与疏忽，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两次有机会去延安，都错过了
据学者钟世杰《解析胡风悲剧命运的源流》研究，对鲁迅的另一阐释方式是经1937年至1947年，10年积累而成，其间发展脉络清晰。 1937年10月，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上，“鲁迅精神”第一次被概括：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此时鲁迅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革命者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鲁迅去世一周年纪念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演说 （本节第一段引文即来自这篇演讲） ，被汪大漠记录下来，投寄给胡风。胡风很喜欢这篇文章，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发表在《七月》第3期上，并照例寄给在延安的朋友刘雪苇，并请他转赠一本给毛泽东。毛收到后，回信感谢说“很喜欢”，还说“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汪大漠后曾任 交通部政治部副主任。他在陕北公学学习时，笔录了这篇演讲词，后到武汉等待分配去新四军工作时，将笔记投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以“因为是中央领导统治讲话，未经本人审阅，不便刊登”拒绝，汪大漠便转投给《七月》，于1938年3月1日发表 。《七月》因此保留了一篇重要历史文献。上世纪80年代，该文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但修改了汪大漠的一些误记处。
第二次邀请则是皖南事变后，左翼文化人大疏散，胡风夫人梅志主张去延安，说：到了那儿 （指延安） ，孩子们可以进托儿所，她能参加工作，胡风也不必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发愁了。
可胡风仍然不想去，他想的是，“去这么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么事来……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一个多月后，周恩来问胡风：“到延安去好不好？”胡风说：“当然好啊。”最后，周说：“还是到香港去吧。” 胡风自己注解道：“周副主席没有让我去延安，也许是看到我答话的态度不够积极吧。那时，梅志十分希望能去延安，因此还同我吵过。”
一次是9月4日，在曾家岩50号欢迎舞会上，据胡风回忆：“徐冰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上世纪50年代胡风遭批判，离京前给5个人写信，其一即徐冰） 陪我们到红岩山去，说主席晚上在那里，可以见见面。那里正在举行舞会，徐冰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将我和雪峰引到主席身边。主席很客气地握了手，正在谈话，一位从延安来的女记者跑来拉着主席撒娇地说‘我就是不让你们谈话’，就拉他去跳舞了。后来虽然又有机会站在一起，但和主席也只谈了几句话就又被人拉走了。”
一次是10月8日，在张治中欢送毛的有500余人参加的大型鸡尾酒会上，似未直接接触。一次是10月11日，在欢送毛回延安的九龙坡机场，“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 （我） 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
“不自由的怯生生”使胡风错过了当面解释的机会，如直接沟通，可能有助于消除误会，但也可能加大误会。 当时，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到重庆，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解决胡风问题，他专门约胡风谈话，一谈就是3小时。10月11日，胡乔木陪毛泽东回延安，第二天又返回重庆，又约谈胡风，但始终无法谈到一起。▌见了蒋介石两三分钟，觉得他像老太婆
个人见解不同，本不是问题，可随着“七月派”崛起，胡风在文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1937年9月11日，胡风在上海创办《七月》杂志（刊名是为了纪念全面抗战爆发的“七七事变”），是全面抗战后“国统区”最早出现的进步文艺刊物，初期是周刊，3期后停刊。同年10月16日，《七月》在武汉复刊，改成半月刊，到1938年7月16日，因战争停刊一年，1939年7月到重庆复刊，变成月刊（有时是双月刊，甚至间隔时期更长）。 《七月》只用青年作家的作品，引起老作家们的不满。在给路翎的信中，胡风写道：“我无论如何不能把《七月》做成文豪们的交际沙龙。但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就更要认真，务要拿出最好的东西给读者。我现在着手在全国组织七八个编辑联络站，每一站算一个中心，每个站，自动地按期寄稿来，并积极在青年朋友里面去发现新的作者。”
1943年，胡风等一批左翼文化名流从香港逃回重庆，蒋介石还接见过他们 （有茅盾、沈志远、钱钠水等） 一次，胡风回忆说：
蒋介石先问是什么地方人，懂哪种外文，在哪里留学，等。我说：“在日本留过学。”他说：“是帝大？”我说：“是庆应。”他“噢”了一声，停了一下，说：“庆应是名牌大学啊！好的，好的。”又问了我对日本的看法。我回答的大意是，日本是外强中干的，以体育为例，球赛吸引着青少年像着了魔似的，但那只能使他们不关心政治，达到愚民教育的结果，在愚民教育下的国民，虽能被反动统治玩弄一时，并不能使反动政治最终达到目的。他听了没有再问什么，接着，轻声地说了一句：“为国家，啊……”点点头， 我以为到此就完了，站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再握一握手，就转身走了出来 。总共不过两三分钟。 胡风自己说，提日本体育风气，是讽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但蒋介石“表情似乎有点迷惑，像一个老太婆，气色是灰暗的”，周恩来问见面结果，胡风只说：“我觉得蒋介石的表情像老太婆。”
《鲁迅全集》(套装共20册) 作者：鲁迅
▌“七月派”一度“横扫文坛”
“七月派”日渐壮大，年轻作家们联手出击，下笔犀利，常意气用事，胡风则在背后组织策划。 1943年8月，胡风与郭沫若同住赖家桥，“乡间听郭谈了一次对于墨子的看法，好像比一般流行意见不同。后又谈过一次楚汉之间的儒者，补充地说明墨学中断之原因”。9月16日，郭沫若发表《墨子的思想》，胡风不太了解墨子和墨学，却认为郭沫若“崇儒贬墨”与国民党“尊孔复古”可能合流，不利于左翼文化界，便暗中鼓动舒芜撰文反驳，准备发起笔战。舒芜说：“反郭文五万字，最近弄成，态度颇不‘尖头鳗’ （即Gentleman，绅士） 。”幸亏遇上大后方“整风”，媒体没版面，该文未能发表，但胡风与舒芜因此成密友。
据学者吴永平钩沉，遭“七月派”辱骂的还有巴金 （被称为“既不敢明目卖身投靠，又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只会“叫唤”，只会写“哎哟哟，黎明！”之类，应该“捉来吊死”） 、唐弢 （称他有“堕落倾向”，准备“向黑暗欢呼”） 、臧克家、茅盾等。
郭沫若写了《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求和，称“无条件的‘一团和气’固然不好，无条件的‘一团火气’更加糟糕”，路翎在给胡风的信中骂道：“你看见那老头子 （指郭沫若） 的樱桃树之类的王八旦文章吧。”
1947年，作家姚雪垠发表《论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胡风亲自指挥，无中生有地称姚雪垠的抗战小说有色情描写，阿垅推出《从“飞碟”说到姚雪垠底歇斯底里》一文，竟称姚的作品是“娼妓文学”。
▌太有主见，成了另类
胡风与“七月派”的意见屡屡引起高层不满，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次论争。 “民族形式”论争 1938年10月，延安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为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胡风对拔高章回小说、地方民谣等不满，他用3个月时间，于1940年10月发表了5万多字的《论民族形式问题》，表示： 好一个文化上的文艺上的农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死尸又在我们的文艺问题上发散着香气了。农民的觉醒， 如果不接受民主主义的领导，就不会走上民族解放的大路，自己解放的大路 ；因为，农民意识本身，是看不清楚历史，也看不清楚自己的。所以，在农民的文艺欣赏力上，不能忘记穿进一条非农民的红线，以农民为对象的文艺，只要是文艺，也不能脱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由把握内容到创造形式的方法支配。 《论民族形式问题》逻辑严密，本是文艺理论中的佳作，胡风不反对民族形式，他反对的是一刀切、大拨轰，借口民族形式而媚俗、盲目和抄袭，本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可在措辞上，与一年多后文件上的用语似成对照。 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不同理解 1943年3月，胡风从香港回到重庆，与乔冠华、陈家康、徐冰、胡绳等人交往密切，他们被称为“才子集团”。“才子集团”根据当时的“整风运动”中的“反对教条主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应发起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事实上，“反对教条主义”特指王明路线，而非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才子集团”受到严厉批评。胡风不明就里，以为“才子集团”的观点代表了延安的观点，且思想启蒙契合了胡风的意愿。1943年，左翼作家组织在重庆乡下召开小型座谈会，传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由“文工会” （郭沫若主持的团结爱国进步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全名文化工作委员会） 中党的负责人冯乃超主持，一开始就遇到胡风的“干扰”，无法讨论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胡风认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认为应“正确理解”，以确保与鲁迅精神相符。
为了消除胡风以上观点的负面作用，1948年，郭沫若等在香港出版《大众文艺丛刊》，围攻胡风，胡风不服气，也展开争论。1948年底，胡风从上海绕道去东北解放区，过香港时，香港分局领导人潘汉年等亲自找胡风谈话，希望胡风进解放区之前把他当年与香港“文委” （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进步作家的机构） 之间的论争做一解决，“例如，分别写个表态文章，都承认有错误，要用党的文艺路线来改正错误”，胡风未回应。
1949年前后，胡风在私人信件中表现得疑虑重重，他抱怨道：“我们是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简称“文代会”） 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前需起草一份对国统区革命文艺的总结报告，胡风是14人起草小组成员之一，但他坚决推出。茅盾在大会发表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多是自我批评为，称“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问题”。没点胡风的名，却有定性意味。
据梅志说，报告公布后，许多人见到她都不敢和她打招呼。
《鲁迅与胡风》 作者：黄乔生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12-01
▌郭沫若暗中指点，胡风却没看懂
从1949年到1955年，胡风一直没被安排工作，“悬挂于闲置的空中，在北京、上海两地荡来荡去”。倒不是上级忘了他，周扬、胡乔木、冯乃超、邵荃麟多次给胡风安排工作，胡风却反复犹豫。 第一届“文代会”前，周扬安排胡风任《文艺报》编委，被胡风拒绝，1951年1月，胡乔木给胡风三个选择，即：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文艺报》负责人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教员，都被胡风婉拒。 此后，到清华教书、在文化部做个什么委员、在文联或文协担个名义、到青年剧团、办剧团、到文学研究所、负责华东文联……种种职位，胡风一概拒绝。 一方面，胡风想干实事，不愿当空头的文艺家。1951年，老舍因《龙须沟》受毛泽东接见后，胡风给夫人写信道：“我不做孤注一掷的豪客……老舍式的得意，我又要它做什么？”1951年12月，彭真等代表北京市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状。几乎同时，胡风在家书中表示，他将重操文艺评论，以“扫荡”文坛，使之两年内改观。 另一方面，胡风改不掉“不自由的怯生生”，不愿和陌生人合作，可熟人又基本被得罪光了。反复犹豫后，1952年底，胡风决定去当《文艺报》编委，可胡风一直拒绝检讨，对胡风的批评迅速升级，内部已将胡风否决，因为：“在他 （指胡风） 还没有彻底认识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之前，不适宜担任这种批评性的文艺刊物的编委。”
1952年3月，文艺界开始“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整风运动，恰在此时，胡风的密友舒芜在5月25日《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承认自己所写的《论主观》一文宣扬了资产阶级唯心论，还揭露说：“十年前，《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指胡风），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言外之意，胡风不尊重毛泽东。
▌想用长诗证明自己，却弄巧成拙
胡风不肯低头，因自问对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敬仰，在日记和信件中，他曾以“父周”称周恩来，作为第一届文代会的代表，胡风曾和3万人一起，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参加了庆祝中共建党28周年大会。中途毛泽东主席到场，全场欢声雷动。胡风对梅志说，他“体验到了生平最大和最强烈的欢乐，内心充满了对领袖的崇敬和对祖国的热爱”。 从1948年到1949年，胡风遭遇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可他的应对之策，竟是将他的忠诚表达出来，让人看到。1949年11月6日至1950年元月13日，胡风完成了长诗《时间开始了》，它充满激情、气势非凡，包括《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又一个欢乐颂》5个乐篇，长达4600多行，被赞为“开国绝唱”。 写完第一部分《欢乐颂》后，胡风在信中告诉梅志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最有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个生命烧着写它的。还要写下去， 这几天就成天在感情底纠结里面。好幸福又好难受呵。 ” 掌声和呼声静下来了 这会场 静下来了 好像是风浪停息了的海 只有微波在动荡而过 只有微风在吹拂而过 一刹那通到永远——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作家绿原称赞说：“当时歌颂人民共和国的诗篇实在不少，但从眼界的高度、内涵的深度、感情的浓度、表现的力度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衡量，能同《时间开始了》相当的作品未必是很多的。”
出乎胡风所料，长诗未得到当时的主流文坛肯定。第一部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第二部分被马凡陀 （袁水拍） 以太长为由婉拒。1949年12月14日《胡风日记》中写道：“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 （全诗第二部分） 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长诗的第一部分出版时，“惊住了一切人”，还译成俄文，可后面的部分竟出版维艰，最后由上海的海燕书店、天下图书出版公司两家私营出版社出版。 不久，媒体刊出一些批评《时间开始了》的文章，比如王亚平在《诗人的立场问题》中称，组诗第五部分将毛泽东比喻为“一个初恋的少女”，是“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结果是歌颂得没有力量，歪曲了人民胜利的事实，把人民领袖比拟得十分不恰当。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它的效果总是不会好，而且是有害的”。马凡陀 （袁水拍） 则批评胡风“在歌颂祖国的名义下竭力歌颂自己，而且歌颂自己远比歌颂祖国具体得多，‘真诚’得多。”
萧三称胡风的诗里有“牢骚”，沙鸥认为“色情”，这些评论使诗集被积压在书店，卖不出去。
创作到最后的第四、第五部分时，胡乔木先后将胡风的其他长诗退了稿，也不再关心进度了，而是提出个人主义问题，胡风自己都意识到：“‘四’、‘五’发表事，成了和秘书 （指胡乔木） 斗法的手段了。”
胡风以为写出《时间停止了》这样的佳作就能平息此前的种种纷争，就能将“对鲁迅的两种阐释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高层的理解。 在胡风内心深处，有强烈的“忠臣明君”观念，他不肯低头，也不肯策略性后退，他认为自己的正直、坚持最终会被看到，会被理解。作为启蒙者，胡风自己尚未被彻底启蒙。 胡风坚守启蒙主义，但他并不是从个体角度去理解启蒙主义，而是将启蒙主义当成救亡的良药，在内心深处，胡风并不真正重视自由，他依然把个人价值依附在整体价值上，这使他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冲动。在《时间停止了》中，他是在和神对话。 1954年2月，胡风读了报纸上刊登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有刘少奇不点名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内容：“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当时尚未公开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胡风误以为指的是周扬，遂于1954年3月至7月，在北京与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下，写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上交，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
《中国鲁迅学通史》套装全六册 出 版 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作 者：张梦阳 出版时间：2005年1月
▌只有吕荧是英雄
1955年1月26日，胡风被认定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当年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 与胡风私交甚笃的老舍发表了《看穿了胡风的心》，称“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胸。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都看成敌人啊。” 老舍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文，称胡风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是“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三十万言书》中对当时的文艺政策提出多方面批评，且未经老舍同意，胡风便引用了老舍的观点，俨然老舍也曾参与。 巴金回忆道：“人们劝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很不客气……”。只好写几句，说鲁迅先生受了胡风的骗，说胡风“做贼心虚”云云。有人觉得骂得不够狠，巴金只好写文章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 名作家们纷纷表态： 曹禺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 丁玲写道：“胡风原来就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上那个包藏着那末阴暗的、那末仇视我们的、鄙视我们的，恨不能一脚踩死我们的恶毒的心情，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家。” 冰心写道：“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理出去。” 郭沫若写道：“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作家们称“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要求“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严厉”……但整体上无实质内容，只是调门高一点。 在胡风批判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舒芜在自传中提到，“批胡”高潮时，聂绀弩带外地来京的老友何剑勋去看胡风，要舒芜一起去，胡风只说了三句话，先是和何剑勋握手说：“开会啊，还有几天住吧，我们改日再谈。”说完掉头回屋，说了第二句话：“老聂，你也不事先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又回头冲舒芜说：“我这里，不是那些混账东西可以来的！”在日记中，胡风写道：“绀弩引无耻 （舒芜） 和何剑勋来，即骂出门去。”
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总共700多人，由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主持，发言者有叶圣陶、梅兰芳、欧阳予倩、曹禺、艾青、夏衍、田汉、李伯钊、李希凡、陈沂、吴组缃、冯雪峰、陈荒煤、吴伯萧、方纪、冯至、吴雪、阳瀚笙、洪深、陈其通等，一律炮轰胡风。越是胡风的昔日好友，评论胡风的语言越恶毒。 一片声讨中，青年作家吕荧却站出来，对话筒大声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台下作家们高呼：“把他拉下去！”吕荧却用手护住话筒，继续申辩。吕荧毕业于西南联大，是美学主观论的代表人物，在《七月》上发表过文章，但很少人将他视为“七月派”，他出生于1915年，去世于1969年。
巴金晚年提到他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说：“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 （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参考资料 《“转变论”和文学实践的主体性——胡风及其同人对有关鲁迅思想的认知》，作者：袁盛勇，《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第174页—第182页。 《解析胡风悲剧命运的源流》，作者：钟世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12年硕士毕业论文。 《“我看你还是要求到西藏去吧”——郭沫若与批判胡风运动》，作者：贾振勇，《郭沫若学刊》2006年第3期（总第37期），第18页—第25页。 《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作者：何言宏，《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1月，第53页—第61页。 《胡风为什么不愿去大学？——〈胡风年谱长编〉写作札记之一》，作者：钱文亮，《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第13页—第17页。 《胡风回忆录》，作者：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一版一印。 《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作者：万同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胡风旧体诗词创作论》，作者：易纾曼，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 《胡风编辑人格的特征及当代的启示意义》，作者：吴井泉，《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2期（总第63期），第153页—第156页。 《〈七月〉等刊物的成功于文学期刊的借鉴意义》，作者：杨文忠，《出版广角》2016年3月上，第48页—第49页。 《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作者：吴永平，《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一版一印。 《胡风与舒芜的“反郭文”考论》，作者：蒙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第179页—第189页。 《印象记：吴永平的胡风、舒芜过从史考证》，作者：王应平，《社会科学动态》2022年第8期，第120页—第122页。 《胡风诗案：“时间开始了”之后》，作者：钱文亮、马晓莹，《南方文坛》2020年第5期，第85页—第92页。<燕京书评>原创稿件，欢迎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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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弘 运营：木月 美术编辑：小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