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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造点火

秦贾铭约 14 分钟

· 这是第 4824 篇原创首发文章 字数 6k + · · 贾铭 | 文  关注 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2022年10月27日，印度国家投资促进部门曾表示，政府高级官员已会见鸿海董事长，“详细讨论了富士康的新企业和投资计划”，并提供了政府支持。11月13日，印度官员称，富士康计划在两年内扩建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并扩招5.3万名员工（既有1.7万名工人），总人数将达到7万。 富士康从2019年在印度设厂，此后一直在提高产量。 目前，印度iPhone有至少三个苹果全球供应商在组装：泰米尔纳德邦的富士康、和硕；还有在附近的卡纳塔克邦的纬创（Wistron）。泰米尔纳德邦是电子和汽车制造中心，地方政府一直在推动苹果供应商将iPhone的组装业务扩展到组件制造；卡纳塔克邦是资讯科技重地，首府即是大名鼎鼎的班加罗尔。 2022年4～8月，“印度籍”iPhone手机出口额已突破十亿美元。据预测，2022—23财年印度生产的iPhone手机出口额或将达25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翻一番。摩根大通分析师在2022年9月预测，到2025年苹果可能会在印度生产全球25%的iPhone。 9月26日，苹果宣布在印度生产刚刚发布的iPhone14系列手机——这是苹果第一次在新品发布当年即在印度同步生产。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新冠疫情大流行尚未结束的背景下，苹果加注印度的动作不可谓不显眼，对中印两国的经济影响值得关注。

苹果不仅是一家公司

某种意义上，这只苹果的意义不弱于砸牛顿脑袋的那只。

苹果是一家市值超过16万亿人民币的全球化科技巨头。它的经营模式（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掌握核心的芯片研发、产品设计和品牌运作，但将生产制造环节全球外包——决定了它是一个能够影响电子制造业全球布局的超级操盘手。 智能手机是电子信息技术制造的集大成者，对产品的高性能、低功耗、元器件的微型化都有较高要求。一部苹果手机的零部件在200个上下，涵盖原材料、上游芯片、光学声学部件、显示屏、结构件等大类。苹果的全球供应链布局和管理，则保障了其能够将性能优秀的产品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快速完成制造，并推向市场。 目前，苹果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大概是：
  • 美国苹果公司负责产品研发和设计；
  • 日本公司承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
  • 韩国公司承包显示屏和核心芯片的制造；
  • 中国台湾的供应商负责一部分零部件；
  • 最后，大部分产品在中国内地由台系五哥“鸿海，和硕，纬创，仁宝、广达”主导，完成最后的组装。
总体来说，一台苹果手机，背后大概总共有700～800家供应商，其中核心供应商的数量大约是200家。按照苹果2020年披露的供应商报告，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供应商占比为49%，美国、日本和韩国占比分别18%、17%和7%。 仅组装一项来说，在全球范围内，共有18家iPhone组装工厂，14家位于中国（台系为主）。2021年，中国共生产组装了2.3亿部iPhone，约占苹果公司全年全球总产量的98%。

超级工厂煽动翅膀

现在，这家科技巨头的产业布局开始向印度倾斜。

其实，早在2014～2015年间，苹果就曾派团队去印度考察，看看是否能承接一部分中国的产能，以便降低苹果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考察团队转了一圈得出的结论是： 印度的代工厂可以做个插头或者包装，但到喇叭、耳机、小型机械部件这一层，印度就不行了。

可是，自2017年开始，或许是抱着试验的态度，苹果公司还是开始挺进印度市场：委托中国台湾代工企业纬创在印度班加罗尔生产iPhone SE等低端产品，虽然产能极为有限，但从老SE到6s、7、XR、新SE、11，印度制造逐渐开始有模有样。

2022年9月26日，苹果宣布在印度生产最新的iPhone 14手机——成品交付时间仅比中国晚六周。此前，印度生产新款iPhone的时间通常比中国滞后六至九个月。 一个巨无霸企业的加码，实际上对印度制造业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明星效应。

首先，如苹果这样的巨头，掌握着海量的信息和资源，迈出的每一步，背后都意味着大量的调研投入和可行论证。企业全球布局的每一步，都是撒出去的真金白银。其他厂商跟进，可以节省大量调研论证成本； 其次，苹果的落地，还可以撬动地方政府的资源，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优惠政策，其他厂商可以“坐享其成”； 最后，苹果的落地、其他厂商的跟进、地方政府的优惠，对全球投资具有“示范作用”和“虹吸作用”。

第二，直接敦促。

苹果公司有着超强的全球供应链布局和管理能力，直接监控和管理着相当大比例的关键零部件，几乎可以决定节点上任何一个企业的生死。苹果公司目前在印度有三大代工厂，分别为富士康、纬创、和硕。而富士康等厂商之所以在印度追加投资、扩建工厂，并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主要是受到了来自苹果公司的“强烈要求”，这一压力经由富士康等组装厂商沿产业链传导，又带动了更多的零部件供应商将组装线迁移至印度，进一步带动印度手机制造业产业链集群发展。

第三，正向反馈 。

苹果进场不仅对企业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实际上还将为莫迪政府提供正反馈。莫迪政府已经高调推出“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制造业促进计划”（SPECS）和“改进型电子制造业集群计划”（EMC 2.0）等产业激励政策对电子制造业进行大力扶持，实行“数字印度”倡议、加快推广5G网络应用等措施，为电子制造业企业搭建大规模数字基础设施。苹果的三家主要代工企业都已经申请参加与生产挂钩的激励计划（PLI）。

似曾相识的一幕

不得不说，这两年，印度等东南亚国家都在重复中国过去 20 年的发展轨迹和招商套路。

制造业由成本要素驱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在全球化制造开始向中国转移的初期，低廉且充裕的劳动力是最为吸引海外企业来中国设厂的原因。 此后，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配套基建的快速提升，让我国成为承接全球制造的沃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的供应链才逐步完善，最终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制造的成长路径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我国有廉价劳动力，有招商政策。 海外制造商开始在中国设立分厂，此时的分厂对海外总部来讲并非替代，而是补充。外商设厂给中国带来基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对中国早期的招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洪源远（Yuen Yuen Ang）的《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

其次，扩大生产规模，承接组装加工。 外商设厂进一步发展，供应链中附加值较低、劳动力密度较大、管理成本较高的环节开始从海外企业中剥离出来，让渡给中国企业，尤其是各个零部件的组装环节。

最后，优秀的企业不断提升自己生产制造的良率、效率，做大规模，布局专利，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印度也是一样的。

第一，印度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据联合国预测，到2023年，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其人口结构高度年轻化，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印度总人口比例约为67.5%。

第二，产业政策激励。 自2014年莫迪上台起，就推出“印度制造”，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刺激措施。莫迪政府对电子制造业的大力扶持是吸引苹果公司入场的关键因素。而苹果在印度加速落地，不断吸引着相关产业对印度的关注和布局。还推动莫迪政府更加熟练地应用“市场潜力、贸易壁垒、财政激励”，完善和复制产业政策。

比如，除了PLI、SPECS和EMC2.0等产业激励政策，从2019年起，印度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开始更加注重创造就业机会及营造良好私人投资环境，拉动其他领域的产业链向印度转移。 根据印度工业联合会（CII）和安永公司发布的联合报告显示，60%的受访企业表示在过去三年中印度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71%的受访跨国公司认为，印度是其全球扩张重要目的地，96%的受访者对印整体潜力持积极态度。报告预计，印度或在未来五年吸引47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据报道，印度还计划进一步提供高达5.5亿美元的激励措施以吸引美国科技企业巨头，例如苹果、戴尔、惠普等公司赴印开设工厂，扩充本地产能。 印度公路交通和运输部部长还在一次访谈中直接向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政官马斯克喊话，称印度已万事俱备，就等他来设厂了。

印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印度如果真正想提高制造业的占比，除了我在《龙象之争：平常心对待产业链转移》提到的几个问题外，尤其还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平等问题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我在开篇特意提到了苹果代工厂分布的两个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位于印度南部，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经济条件自然也很不错，农业和制造业都很发达，是印度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邦。卡纳塔克邦位于印度西南部，是印度的资讯工业重地和信息科技的中心，被称为“印度硅谷”，经济条件自然很好。 当然，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常态。我国过去也是如此，东部地区先富，然后逐渐带动中部、西部。印度是传统的农业国，大多数人通过务农或从事小零售谋生。而工业和服务业才是加快国家资本积累、提高人们收入水平最重要的渠道。 过去40年，印度南部和西部各邦的工业化程度较高、服务业发展较快，已成为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中心，逐渐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问题在于，恒河平原腹地的中部各邦几乎没有追赶的迹象。 近几十年，从全球来看，较贫穷国家和较富裕国家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在印度内部，各邦之间的缩小收入差距的进程已经中断。相反，处于发展前沿的邦机会丰富，其与较贫穷的腹地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已经持续扩大到惊人的水平。

第二，经济不平衡条件下的转移支付引发南方不满

根据《2022年全球不平等报告》，印度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据说，印度的亿万富翁数量位居亚洲首位，有30多位，百万富翁也超过10万个，而且百万富翁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是最穷的70%人口的4倍还多。 2021年印度的人均GDP为2300美元。从区域分布来看，西南部的果阿邦（人口154万）人均GDP最高，为6300美元；北部的比哈尔邦，人口1.2亿，人均GDP最低，只有681美元。两者相差9.25倍。 事实上，印度一半以上的工厂集中在六个邦，其中五个在南部（另一个是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在印度为苹果公司生产产品的11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北方，生产新款iPhone 14的六家公司都在泰米尔纳德邦。 那么，问题来了。 印度作为一个财政统一的国家，南富北穷，北部的经济落后、基础设施条件差、失业人口多。所以，在财政支出方面，就造成了南部补贴北部的事实。 虽然南方地区富，但北方人口多，且人口增长速度也远快于南部和西部各邦。印度的核心邦或者主体邦主要也是北部邦（北方邦、中央邦、比哈尔邦、首都新德里以及首都周边的哈里亚纳邦、拉贾斯坦邦），当地居民以印度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为主，多数人信仰印度教，由印度人民党（BJP）统治。 从2014年至今，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执掌中央大权，而大多数再分配政策正是由莫迪政府制定的，这使得在南部地区主导政治的政党愈加心生不满。

第三，人口分布叠加宗教、种姓、政治分裂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之间的错配，除了财政转移支付之外，还埋藏了另一个政治隐患。

根据印度宪法，议会席位的选区由人口决定，每十年调整一次。 由于人口数量与选票挂钩，所以有理由认为，各邦为了获得更多选票，有助推人口增速的倾向。为控制人口，印度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冻结了每个邦的选区数量，以此推进人口控制。

但是，冻结措施将在下一次大选结束后的两年，即2026年再度商榷。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印人党在2024年再次胜选（这几乎是肯定的），极有可能撤销上述冻结选区数量的措施。如果冻结措施被撤销，议会席位的分配必然向印人党占统治地位的北部各邦倾斜，实际上基本断送了其他政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印度很可能成为一个实质上一党执政的多党制国家。 此外，随着北部各邦福利支出的增加，印人党试图在意识形态和语言上同化南方各邦，长期以来，南部各邦一直憎恨北方给他们强加“外来文化”。印度的民族多样性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因而印度也是世界上地方分离主义比较大的国家，这将进一步加剧其与南部各邦的紧张关系。 印度人口中，约80.5%的人信仰印度教，15%的人信仰伊斯兰教、2.3%的人信仰基督教、1.9%的人信仰锡克教。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由来已久，多次产生流血冲突。由于印度教徒占多数，实际上绑架了莫迪的执政方略。宗教和种姓制度对印度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想象。 人口增长与地域经济实力之间的不匹配、选区与人口脱钩的冻结措施可能取消、叠加长期以来复杂的宗教和种姓问题，是影响印度政治安定和破坏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或将成为印度政治上的“火药桶”。 人口的自由流动能在一定程度起到平衡作用，然而，受基础设施和文化影响，印度的内部人口迁徙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第四，不确定的监管环境和严苛的刑事处罚

2022年1月，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向小米印度罚了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8亿元）税款。5月1日，再冻结其7.25亿美元（约48亿人民币）资产。2021年12月至今，包括但不限于华为、中兴、vivo、OPPO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都遭到过印度相关部门的调查。 其他跨国企业比中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比如亚马逊2022年6月就在投资一家零售集团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隐瞒，并被处以20亿卢比（约1.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2022年10月20日、25日，印度竞争委员会认定谷歌滥用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支配地位，分别对其处以134亿卢比（约合人民币11.7亿）和9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7.9亿）罚款。 近年来，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日韩不少企业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监管的不确定性是外商投资的重大障碍，甚至印度因此被称为“跨国企业的坟场”。 此外，还有严苛的刑事问责。 当前，印度的商务领域有近1536项法律，其中843条包含监禁条款。严苛的法规导致印度6900万家企业中，只有100万家为正式雇主，其余则通过保持较小规模和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关系来避免受到政府骚扰和寻租。 印度议会最近在考虑去刑事化改革，减少或删除大部分包含监禁条款的处罚规定，整合转化为经济类处罚，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引导企业扩大规模，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总结

需要厘清的是，无论是产业链向越南还是向印度转移，都不是完全离开中国，而是由依赖中国转为在全球多地分散布局，这既是为了开拓新市场，也是一项分散风险的策略。短期内中国的优势地位不会改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合理的产业链转移实际上也是产业升级的一部分。手机产业的数据也可以提供佐证： 2021年中国出口手机的数量同比下降1.2%至9.5亿部，但产值却增长了9.3%至9447亿元，近五年来情况大致相同。 印度一直都想增加制造业占比，通过提升制造业占比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支撑内需持续扩张，而内需的扩张又能为工业化源源不断提供助力，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内生良性循环。 但是，自2014年推出“印度制造”（目标是2021年制造业的GDP占比提升到25%， 2014年为 15 .1% ），7年过去了，制造业占比不升反降，只有14.1%，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也并未有效地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 但随着苹果的加码，姗姗来迟的印度制造，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变化。 印度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多元语言环境、劳动力素质低、人均收入停滞、贫富差距加大、基建设施薄弱、产业结构特殊、种姓制度的拖累、裙带资本主义桎梏等等。 但回望中国制造的崛起历史，起点并不比印度好到哪里去，印度现在存在的问题，当年的中国基本都存在。 本来中印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两者已经处于不同的时代阶段—— 制造业的成本构成特征决定，产业链的全球转移，一定是成本驱动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的产业链向中国转移既是大势所趋，又是众望所归。现在印度想要再发展制造业，除了国内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克服、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要贯彻之外，还面临中国这个已经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庞然大物。 但是，由于地缘政治、贸易冲突、疫情冲击、产业升级等原因，全球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再次给印度提供了机会。 印度能否复制中国的奇迹，或者创造自己的奇迹，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 不得不提醒的是，印度发展制造业存在诸多障碍，但它拥有廉价劳动力这一绝对优势—— 人口数量跟中国相当，而平均年龄比中国人小11岁。

目前来看，印度是未来三十年唯一可能威胁中国制造地位的大国。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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