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三年，比新冠肺炎更流行的，是“真理病”

保守与激进，这二者的分别究竟在哪里？

17世纪的英国，有个哥们叫罗利——对，他真叫这名。

这位罗利前半生作为冒险家在海上胡混了半辈子，中年时突发奇想，说：我要写一部《世界历史》，这本历史应该绝对客观，不加杂任何一点主观偏见，它将垂于万事而不朽。 恰在此时，在位的英国女王为他这个梦想送了 个 “ 神助攻 ” ：罗利被卷进了一场政治斗争当中，被送进了伦敦塔囚禁，一关就是十几年。 罗利一想，正好啊，监狱里也清净，刚好能让我完成我那鸿篇巨著。
但没过多久，一件事就让他崩溃了。 某一天，两个狱卒在监狱走廊里吵架，罗利和他的一位狱友全程围观了这个过程。 事后罗利说，咱们俩来一起复盘一下这个事情吧！ 结果让他吃惊的是，狱友和他自己对该事情的讲述居然驴唇不对马嘴，两人对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的总结和归因完全不同。说着说着他俩都差点打了起来。 罗利当时就崩溃，他认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一件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两个全程一起围观的人，表述都能如此不同。 那么这个世界上还真的能有“绝对客观、不掺杂任何主观偏见”的历史存在吗？ 那他的《世界历史》还写个屁啊？ 当然罗利最后还是写了，只不过认识到了自己著作终究只是“一家之言”。 这个故事，很多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学生都应该听说过，因为大学上《史学理论》课时，很多老师第一节课都会讲，而再喜欢翘课的学生，第一课总好歹是要去听一下的。 历史学教育讲这个故事，其实是为了阐明一个该学科最基本的道理：历史讲述中并不存在完全的客观、公正、中立，历史学家也不保证自己讲述的就是真相。历史的真相在它发生之后，其实就已经消亡了，所残留的仅仅是对它的记录和阐述。 而记录和阐述，永远将是片面而带有偏见的。 换句话说，柯南那句：“真相只有一个”，对历史学来说并不好使。

一个受过良好历史学训练的人，应该知道一件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上，至少在社会科学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容置疑”、“无可辩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的认知只能在不断的讨论中无限趋近于正确，而永远不可能真正达到它。 那些读了几本书，看了一些“揭秘”，就牛皮哄哄的号称自己已经对某事完全了解、不容他人辩驳的人，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看来，都是有病，有“真理病”： 亲眼见过的事情，你都不能做到完全客观的阐述，道听途说来的玩意儿，你有什么理由说的那么言之凿凿呢？ 这个认识，其实关乎者甚大，因为历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的武库。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论证他们观点时，总要从历史的武库里寻找他们的“趁手的兵器”，拿出去扬名立论。而他们对这些“历史兵器”的使用方法，就能看出这个人究竟是个保守主义者，还是个激进主义者。 我办了这个号之后，不少朋友加我好友时，进来第一句话都是问：“你怎么定义保守主义？” 天啊，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保守主义，可以对自己下上千种不同的定义。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用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去直接定义保守主义的反面—— 保守主义，就是一群反对激进主义的人。 在我看来，从艾德蒙·柏克开始，历代的保守主义大师们，都在一种戏谑、嘲弄的眼光看着他们同时代的激进主义分子们。

他们看着这帮人从历史的武库中拿出那些其实并不完全公正、客观的记录与阐述，煞有其事给它们涂上“绝对真理”的油彩，然后无比自信的拎着这些“真理”的大棒，到世间去挥舞，搞出一幕幕闹剧、甚至人道主义灾难。 对各色激进主义的反思、批判与嘲弄，就是保守主义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乐趣之所在。 讲一个咱们中国的例子。 五四运动的时候，北京大学有两位好基友，胡适和陈独秀。

这两位北大教师在新文化运动中互为应和，联手推动文化改良，把北大另一位教授辜鸿铭老先生气得够呛。 但是很快，这两位好朋友自己就也闹了矛盾。 很多学者将胡适与陈独秀的闹掰，归结为两人的“左右之争”。但我在阅读很多相关材料后觉得，问题没那么复杂，两人的差别，就是典型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思维差距。 我用现代网聊语言，给大家简单还原一下这俩哥们是怎么吵起来的。

陈：适之哥？在吗？

胡：在的，啥事儿？您说

陈：我最近读了 xxx 的 xxx ，觉得大受启发！ 拿给你分享一下！

胡：好，多谢，我看看哈

A few days later

胡：嗯，书我看了 …… 我觉得，当下的中国，还是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陈：什么？你居然没有被书中的理论所慑服吗！你有没有认真看！

胡：不是的，您听我说，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陈：请注意你的言论， 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你看 xxxx ，这个观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直接拿来应用就可以了。

胡：你听我说 ，我的意思是 ……

陈：你不要说了， balabalabalabala …… 胡： …… 陈： balabalabalabala ……

胡：

于是，胡适和陈独秀这俩人，就这么分道扬镳了。 胡适后来给陈独秀了一个评价，说这人“有病”，是个“真理病患者”，什么他认定的事儿都是真理，不容别人辩驳。 胡适表示：你有病，我没药，那咱俩只能拜拜。 每每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总是感到特别惋惜。 在西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在中世纪盛期一起发轫、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时代、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才吵架分家的，中间历经了几百年的“磨合期”。 而与之相比，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一起合作做了一点事情，随后就立刻分道扬镳了，在一起只交流了短短几年。 这样短促的“磨合期”，导致了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比西方更不了解对方、更难以彼此相容。中国互联网上如今存在的戾气横行、双方一言不合就互相取关、举报的问题，恐怕与这种历史渊源不无关系。 然而，在2020年，尤其是此次美国大选中。我们发现，即便是西方人也在丧失那种“有话好好说”的和气。

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两派之间彼此不容，只有坚定站队的言论才能够吸粉，这些都是典型的“激进主义”思维。而温和、对自己所持立场时刻抱有怀疑态度、时刻准备修正自己理念的保守主义者，在这种辩论中声音越来越小了。 照目前的趋势看，眼下的美国大选，已经变成了一场左翼激进主义与右翼激进主义的互殴。 原先我还认为特朗普若得胜，会给美国留下一点保守主义的火种。但现在看，更可能的情况是， 无论谁最终胜出，都将是激进主义的胜利，是保守主义的失败。

这种现象，似乎在预示着“英美保守主义”，这个曾经让西方赖以崛起、统治世界的传统，正在它的原产地慢慢消亡。 而随之陨落的，不仅是西方的霸权，也是那种“有话好好说”的传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的发生？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的本能所导致的。 人作为一种动物，越到了困窘、苦难、急于改变的时刻，就会越倾向于“认死理”，采用一种断然的态度，去狂信一种理论，去毫不留情的执行一种决策，用冷漠的态度去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同类。这就是激进主义滋生的土壤。

而与之相反，保守主义其实是一种奢侈品，人只有当生活有一定的优容，可以“事缓则圆”时，才会对自身的观念和认识保持一份怀疑，尊重历史、尊重经验，承认人类自身的认知终究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个体来讲，生活优容的富人，往往趋向于保守，而窘迫的穷人，则喜欢激进。 对于时代来说，当全社会的财富随着分工协作的展开批量涌现时，全人类日子整体越过越好时，保守主义就将在全球蔚然成风。

与之相反，当合作被割裂、灾难来临，大家都预感到要过紧日子时，各种激进主义的末日号角，就将在我们的耳边四处吹响。

2020年，我们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转折的时代。 所以，当你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那种不可辩驳、不接受质疑的语气跟你交谈时，请切勿感到吃惊。 这就是历史大势。 也许在未来，坚信自己就是正确、不容对方有一点辩驳的“真理病”将在全世界成为一种比新冠肺炎传播更广的“流行病”。 而我们，这些理性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多读书、多思考、少互喷，谨防被传染。
全文完
意犹未尽？可看看我最近的几篇文章：
马拉多纳去世了，可我并不怀念他

我为什么要那样说马拉多纳

法国醒了，但也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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