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山西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山东大学荣聘教授，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茅盾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莫言论》《1993：世纪末的喧哗》《在场的魅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集》《华丽的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等论著多部。大陆与台港澳文学的并生与互动
——《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节选
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个中国”的视野中，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是毫无疑义的。困难在于怎样对其进行有机整合。我们的着眼点是，大陆和台港澳文学，不但是在一个共同的时空中存在和发展，而且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是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关节点，以此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共同起点，也是可行的。这一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大陆溃败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台湾岛上立定脚跟，与大陆隔着海峡对峙数十年，但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香港和澳门呢，随着大陆对港澳政策“维持现状，长期利用”的明确，获得了稳定的发展机遇。尽管说，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在50年代以降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各自的动荡和彼此的冲突；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落，它们都转向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以各自的方式和路径寻找通向现代性的强盛之路，为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完善各竞短长，由此构成了当代中国风云激荡的历史。作为时代风云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和折射的文学，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次第展开，共生互补，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流与整合，并生与互动。就文学资源而言，大陆和台港澳共同面对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的熏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和20世纪前半叶新文学成果的传承。彼此之间，在发展进程中，也不乏互相推动、融合的佳话。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大陆改变了文学的根本走向，在台港澳也引发热烈反应。台湾新文学的双璧，被称为台湾新文学的“清道夫”的张我军和“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分别在大陆求学、行医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把新文学运动的火种引燃到了台湾。20年代末期，出生于台湾的刘呐鸥将他在日本接受的“新感觉派”文学新潮带到了上海，和穆时英、施蛰存等一道崛起为颓唐凄艳的大都会风景线。台湾作家杨逵的名作《送报夫》原作是日文，将其翻译为中文的是上海左翼文坛风云人物胡风。与之相媲美的是，恰恰是这位被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杨逵，最早将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日文在台湾出版。香港新文学的开路人侣伦，1927年投身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任职，1928年在“香港文坛第一燕”《伴侣》上发表白话小说《殿微》《O的日记》，同时也在上海的《现代小说》等刊物发表作品。30年代，受到世界性“红色的30年代”和大陆左翼文学的影响，台湾社会和文坛也曾出现左翼思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大陆作家两度南迁汇聚香港，茅盾、肖红、戴望舒、许地山等，都在香港写出了自己的名作。侣伦的《穷巷》，黄谷柳的《虾球传》，香港新文学史上问世较早的两部反映本土生活的长篇小说，则是在寓居香港的夏衍主持的《华商报》副刊上连载的。1949年之后，大陆和台湾，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在文化交流上产生严重阻隔，从鲁迅到沈从文的作品，在台湾都成为禁书。在大陆，那些被认为政治倾向有问题的作家，以及通俗文学作品，都渐渐退出人们的阅读视野。但是，以各种方式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流脉，却仍然在运行。郭沫若、茅盾、冰心、巴金、老舍、曹禺、丁玲等新文学的大批重要人物留在大陆，胡适、林语堂、许寿裳、台静农、谢冰莹、苏雪林、梁实秋等则把新文学的经验带到了台湾。50年代的台湾文坛，其最活跃最有价值的，无论是女性文学草创时期的苏雪林、谢冰莹，还是倡导现代派诗歌的纪弦和覃子豪，都是在大陆就已经投身文学创作与研究而卓有成就的。大陆作家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带来海峡彼岸的空谷足音。《阿Q正传》的手抄本在台湾学生中间流传，鲁迅著作深刻影响了陈映真等人的创作（注1）。台湾作家陈若曦60年代中期来到大陆，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恶浪，她的《尹县长》等小说，成为大陆“伤痕文学”的先声。在香港，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地理原因，和内地的交流就更加频繁。50年代以来，从老一代的著名作家叶灵凤、曹聚仁，到来港后名声大噪的阮朗、金庸、梁羽生、陶然，香港一直活跃着大量来自大陆的文人的身影。阮朗的《金陵春梦》（署名唐人）也成为大陆流传甚广的“内部读物”。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形成气候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作家，是对30-40年代在大陆风光一时的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宫白羽、王度庐等的推陈出新。是否可以说，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浪潮，在中国的不同地域得到了各自的传承？7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大陆开始工作重心的转移，如邓小平所言，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蒋经国治下的台湾，开始了民主社会的转型。香港回归中国的日程既定，过渡期的香港，社会心理和政治热情空前热烈而惶惑。以此为基本特点的中国当代历史的后40年，大陆和台港澳的文化交流和文学互动，进入新的良性发展阶段。1979年，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在大陆的文学刊物《当代》创刊号上刊发，引起热烈关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琼瑶、三毛、席慕蓉等人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邓丽君的抒情歌曲，很快在大陆形成新的冲击波。被誉为“中国文学的良心”的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是在香港报纸上连载的。金庸和梁羽生，在大陆长盛不衰。70年代末，施叔青由台湾而美国而香港，在这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多重的文化视角下，成就了她的“香港三部曲”。80年代，中国大陆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商业化的文学、音乐、电影、电视剧等，金庸、古龙、梁羽生、黄易等的武侠小说，琼瑶、亦舒、李碧华等的言情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台湾的李宗盛、罗大佑和香港众多歌手的流行歌曲，李安、王家卫的电影，以及大量的武侠和言情类的电视连续剧，都使得在大陆中断数十年的通俗文学得到意外的弥补，也促进了大陆同行的相应创作。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命题，是在时空语境的既有相同又有相异的条件下形成的。比如说，台湾和大陆都曾经先后兴起过留学欧美的热潮，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也表现在文学中，60-70年代台湾作家聂华苓、白先勇等开创的当代“留学生文学”，在80-90年代，就得到了来自大陆的查建英（小楂）、严歌苓等的承续，而且有新的发展。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进入大陆有较大的时差，这是因为大陆的文学消遣、消费功能的凸现要到80年代中期以后；但是，大陆的阅读和研究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表现出要将金庸和古龙“正典化”的特殊心态，耐人琢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首先是在台湾发表和获奖，然后才回流到大陆，并且以慢热的方式逐渐升温，也是一种文化时差中的典型案例。就时代语境而言，各自政治环境和地域特色各有不同，却必须共同面对中华民族追求现代性进程中的精神困惑和时代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世界两大阵营对峙的同时，东亚地区现代性进程获得了空前的机遇。50-60年代的香港，60-70年代的台湾，80年代以来的大陆，相继启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建设机制，取得了经济腾飞的巨大成就。就文学的发生发展而言，作为后发展中的东方国度，国家、民族、时代的走向与自我觉醒、个性解放的命题，社会现实与阶级、阶层、性别的地位变动，城市化进程中水泥森林里的生存困扰与乡村大地的无望寻找，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交汇与冲突，历史大转型时期所特有的和偶然的、无可回避与人为造成的种种苦难与悲怆，飞跃与坠落，喜剧与悲剧，血泪与荣光，一幕幕宏大瑰丽的或者荒诞滑稽的演出，以及社会现实折射在人们心头的精神、伦理、情感、心灵的巨大撞击和进退抉择的重重矛盾，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主题。我们非常赞赏余华写在其长篇小说《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这样的感慨，也在余光中散文《四月，在古战场》中出现：“他想。他永远只能一个人想。他不能对那些无忧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美国的一世纪，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的烟薰成早熟的薰鱼，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作家尉天骢在他主编的《文季》上就用诗的语言宣称：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他必须面对封建社会残留的病根，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带进的/殖民地流毒，来矗立起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基础；他必须面对中国民族的苦难，从事反抗专制集权，和恐怖政治的战争，来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国精神。因此，他不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家，和这个社会上的享现成者；他必须走入社会，铲除自私，关心别人，而且要不断地在现实中学习，学成为一个中国人。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多重社会矛盾和精神困惑交叠在一起，社会舞台和心灵世界的冲突与挣扎、绝望和希望、灭亡和再生、裂变和觉悟、恐怖和反叛，高度密集地凸现在现实生活之中，东方西方，古代现代，革命改良，男性女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都充满了喧嚣和嘈杂。而且，由于各自的地域政治，这些问题又形成各自的特点。同样是在外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澳门所出现的“土生文学”，就与香港大不相同。大陆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使得长期离别这片故土的台港作家久久萦绕和反复倾诉着浓郁乡愁，或者以神游的方式去描述那思念中的土地上发生的各种传奇。对于大陆文学来讲，面对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大潮，跨国公司蜂拥而入对中国员工的心灵刺激，以及伴随着外资而涌入的各个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挤压，先行一步的台港文学（如陈映真描写跨国公司中华人雇员生活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则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注1：台湾作家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接受，是非常曲折的。施叔青讲述她自己的阅读经验说，“我来自台湾，当然比较熟悉台湾的文学，这包括当代的，甚至日治时期的如钟理和、杨逵等人的。……在美国念书时，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读了一点，除了鲁迅、巴金、沈从文、丁玲的，连老舍的抗战的重庆为背景的剧本我都看过，中学读鲁迅的《狂人日记》，给了我很大的震动，《野草》集子里的短文，我几乎背得出来，后来接触到曹禺的《雷雨》、《原野》等剧本，震撼力一样强，不禁使我寻思，是什么样的社会、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文学，它们反映的是如此惊天动地的时代”。（舒非《与施叔青谈她的〈香港的故事〉》，见施叔青《一夜游》，167—168页，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
张志忠教授于2009年主编出版《中国当代文学60年》高校文科教材，在此基础上增订为《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为环球网友共建共享之交流平台
推送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栏目
难忘岁月亲情友谊
拍案惊奇 一吐为快
诗林放鹿风雅知音
海外掠影可笑可乐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稿附作者照片及200字以内简介
编委成员：李矗 张志忠 陶海粟
谢思敏 郭力 孙霄兵
轮值编辑：凯文 任正安
莫林 成百都
本帖作者约 10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