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艺文学系毕业，一转眼三十多年。
我清楚地记着1984年8月31日上午，我搭乘单位的班车到军艺报到。
我是第一个到的。大门口右侧的大杨树下，临时摆开了几张桌子。系里几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张罗着，让我填各种表格，然后发给我一把宿舍的钥匙。
宿舍在大门口右侧那栋灰楼里，一层，最西头南面第一间，靠厕所最近靠教室也最近。
那么长的房间，西墙上还有一面黑板。宿舍里摆着四张铁床，四张崭新的杏黄色的写字台，还有四把电镀红塑胶坐垫椅子。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么漂亮的写字台，也从来没坐过这么柔软的椅子。
后来听说，这些都是徐怀中主任帮我们向学院里争取来的。这样的宿舍和摆设，真让我喜出望外。因为原说是要走读的。那时我连公共汽车都不太会坐，连拨号电话都不会用，部队远在延庆，一听说让我走读，顿时就懵了。我向系里的老师刘毅然请求，能不能让我住校？只要给个地儿就行，仓库，杂物间，都行。后来刘毅然告诉我不用走读了。面对这近乎豪华的宿舍，当时的感觉想哭。可能因为我大哥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第一个大学生的缘故，我从小就感受到了大学生的荣耀，从小就萌发了上大学的梦想。这梦想近乎疯狂，如感兴趣，可以找我那篇《我的大学梦》看看，其中尽管有夸张，但基本事实还是真的。那时的军艺文学系虽然是个专科，但毕竟也算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开学典礼后，有一个类似于自报家门的见面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朱向前同学的发言，滔滔不绝，旁征博引。我惊讶不已，暗想此人还来上什么学？直接到大学去教书得了。接下来就是上课了。许多久闻大名的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对我来说，所有的课都让我受益匪浅。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但当时听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像洪子诚、曹文轩老师的当代文学，赵德明、林一安、赵振江老师的拉美文学，唐月梅老师的日本文学，刘再复老师的“性格组合论”，王富仁老师的鲁迅研究，汪曾祺、林斤澜、李陀先生的创作谈，等等，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并将受益终生。另外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孙景波老师的美术讲座，用幻灯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数百幅精美的图画，其中一幅原始时代的老祖母的雕塑图片，成为我一部重要小说的灵感源头。还有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音乐欣赏课，更让我终生愧疚。那时李大师正在全国各地搞交响乐普及运动，他的课从音乐起源谈起，当时我感到他把我们低估了。他的课比较长，耽误了食堂开饭的时间，大家似乎都有些不耐烦。他讲完后让大家提问，没有人提。我傻乎乎地站起来，说：“李老师给我们放了半天录音，但我们还没看到过您的指挥，您能不能对着录音机给我们比画几下子？”李大师不高兴地说：“我指挥过很多乐团，但还从来没有指挥过录音机。”后来，当我多少知道了一点音乐知识，多少知道了一点李德伦先生的经历和成就，才知道我的要求是多么荒谬和无知。因为我们毕竟是写小说的，听了一些课后，便不禁手痒起来，一个轰轰烈烈的写作高潮，便不声不响地展开了。刚入学时宿舍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每张床和每张桌子都用布幔遮拦起来，进去后如入迷宫。唯一没遮没拦的是我们宿舍。回忆起当年情景，有点像王羲之《兰亭序》所言：“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那时我们文学系夜夜灯火通明，每个宿舍都像车间，大家的创作热情之高，创作速度之快，今日回想，如同神话。每到午夜时分，隔壁同学李本深兄，就用勺子敲着饭盆，在走廊里喊叫：“下工了，开饭了！”于是各个房间里便有人出来，去水房里打水，用热得快或者电炉子煮方便面。我们初入学时方便面两毛钱一包，后来涨到两毛五一包。我一次买了五十包，装在旅行袋里，放在床下。同时买了二两虾米，煮面时放上两粒，鲜美无比。同室中吃过我的面的，赞赏不已。那时学校伙食很差，吃饭排队，闹闹嚷嚷，如同集市。在房间里煮面可以节约大量时间，而且省钱。那时我认为方便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伟大的发明。那时的条件，与今日军艺无法相比，但我已经感觉很幸福。那时我们摞着劲儿写，写完后互相看。即便平时油嘴滑舌者，到了为同学的稿子提意见时，也庄重严肃起来。我们的集体努力，很快就在文学界造成了影响。全国各地的编辑们纷至沓来，来者总是有所收获。那时有些老师劝我们不要着急写，应该利用难得的机会认真听课，多看点书。现在看来，我们那时近乎疯狂的写作，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那种写作的氛围是不可复制的。当然听课很重要，看书也重要，甚至整理内务、出操跑步也很重要，但能在完成上述功课的同时，挤出一点时间来创作，却也十分必要。八十年代，已经被评论界说成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客气地说，我们军艺文学系是八十年代文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多么好，我们那时一样满腹牢骚，抱怨外部环境不好，抱怨禁区太多……那段时间转瞬即逝，日子过去得越久，值得回味的东西越多。
莫言约 5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