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香港•春拍】周作人最后的“托孤"——知堂罕见手稿《十山笔谈》

50年代初期，周作人曾经写作了一组谈汉字的文章《十山笔谈》。这篇手稿被他保存了十余年，惜直至其去世，未曾发表过。周作人病逝前，他将手稿赠送给曾经关照过他的王益知。80年代初，王益知通过新加坡友人周颖南的帮助，使《十山笔谈》得以在海外发表，而在国内仍知之者甚少。如今，周作人这篇写作完成已有50年的集外佚文《十山笔谈》的手稿仍被完好地保存于世，这其中的故事也是耐人寻味的。

一、王益知受赠保存《十山笔谈》 

要问周作人遗作《十山笔谈》的来历，还得从1966年说起。那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决定不再预付周作人每月200元的稿酬，仅靠在报刊上发表零星散稿的微薄稿酬维持生活，这使已经病痛缠身的周作人的生活更加拮据。1966年5月，他发现尿中有血；1966年6月，他被确诊患了前列腺肿瘤。他不甘为贫病所苦，为生存计，1966年7月10日,他曾写信向章士钊求助。虽然他自知希望甚微，但是，毕竟还有一线希望，总要试它一试。

周作人的努力没有白费。1966年7月18日，章士钊便委托秘书王益知到八道湾去看望周作人，并答应设法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周作人心中的感激可想而知。他在1966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一个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实甚，日唯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行严秘书王君曾云，当再次来访，因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窃日思惟,亦不禁悯笑也。”①从这段日记可知，这时的周作人已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章士钊的秘书王益知身上了。

周作人之所以求助于章士钊，那是因为章士钊当时正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能够向有关领导人士反映问题。

50年代初期，周作人就曾为生活问题，请章士钊帮过忙。这次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自然又想到了章士钊。1966年8月11日，周作人先把旧作诗《往昔三十首》的手抄本订成一册，托王益知转赠章士钊②。十天后，他又写信给王益知。遗憾的是，周作人写了一生的日记，于1966年8月23日终止了。此后直至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病逝，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便没有文字的记载了。在这段时间里，周作人究竟和王益知又联系了多少次,请王益知帮助做了哪些事情，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了。据说，在周作人病逝前三天，王益知再次受章士钊嘱托，前去看望周作人,并问及他的藏书情况，这让卧病中的周作人深受感动。为感谢王益知的热心关照，周作人遂将未曾发表过的手稿《十山笔谈》赠送给王益知保存、留念。三天后，周作人在八道湾寓所的一间小屋里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据知，在1966年运动爆发不久，周家就被抄了家，周作人也被撵到一间小屋里居住，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境况十分凄惨。这篇手稿究竟是如何躲过浩劫、幸存下来的，至今已无人知晓。或者王益知是在周家被抄家之前，去看望周作人并得赠《十山笔谈》手稿的，也未可知。如果王益知所说的日期不误，那么，周作人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还能够想到把这份用毛笔小楷经心结撰并保存了十余年的手稿《十山笔谈》赠送给王益知，这其中除有留念的意思之外，也让人不免有临终托孤之感。  

后来，当章士钊得到周作人去世的消息时，他为自己未能及时资助周作人而感到追悔莫及。王益知更为自己所保存的周作人遗作手稿而感到责任重大。他认为周作人的遗作“藏之名山，不如公之于世”，然而，那时国内的报刊哪里敢发表周作人的作品呢！1980年初，王益知通过香港友人，把珍藏了十多年而又无处发表的周作人遗作《十山笔谈》手稿，转寄赠给古道热肠的新加坡友人周颖南收藏。因为周颖南与章士钊有过交往：章士钊曾把自己的著作《柳文指要》亲笔题赠周颖南，还曾应嘱为周颖南书写过诗轴条幅。王益知也因陪章士钊而与周颖南有过交往。因此，他认为周颖南是可信赖的。把周作人的手稿交给周颖南保存，他感到更安全、更可靠，而他从此以后也就可以心安了。然而，我们知道《十山笔谈》在王益知手里保存的十余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动荡的岁月中。他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把背有“汉奸”罪名而又已经死去的周作人的手稿保存下来，使之幸免于难，实在是不容易。这其中的甘苦，他自己虽然没有诉说，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都会想象得到的。 

此前，王益知也曾把《十山笔谈》手稿送给俞平伯过目，并请俞平伯为遗作题写篇名。年逾八旬并患过偏瘫后的俞平伯不仅应嘱题写了“十山笔谈”篇名，还题写了人们所熟知的作者名“知堂”。而周作人遗作手稿上的署名则清清楚楚地写着“十山”。

二、《十山笔谈》简介

周作人的遗作《十山笔谈》在总题目下，围绕着我国方块汉字的读、写、认、汉字构成的特点、汉字与外国文字的比较、汉字的价值、汉字的历史功绩、汉字书法的装饰和观赏价值以及毛笔对于汉字所独有的功能和特点等问题，分别以《笔谈的意思》、《谈汉字》、《汉字不难学》、《汉字不难写》、《汉字的功绩》、《汉字与英文》、《客店的对联》、《真草隶篆》、《毛笔》、《亲近与伟大》和《汉字的字形》为小标题，深入浅出地撰写了11则“不一定相连，却也并不一定不相连”的系列短文，组成了全篇。 

追溯周作人对汉字的关注及其研究，实始于20年代初期。1922年年末，周作人就曾应邀写作了《汉字改革的我见》，发表在《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即“汉字改革号”特刊上，明确表态支持钱玄同、黎锦熙等人提出的汉字改革的主张，并完全拥护他们提出的在当时比较切实可行的减省现行汉字笔画的提案，起到了为汉字改革擂鼓助阵的作用。他认为汉字改革的理想的办法，是主张用罗马字拼音，然而实行起来困难和阻力是很大的，需要的时间也是很长的，而眼下所能做、所应做的是“在保存汉字形体的条件底下”减省笔画，“汉字应当为我们而存在，不是我们为汉字而存在”。他针对着当时反对汉字改革的各种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就事实上讲来，现在主张汉字改革以至改用罗马字最有力的人们，在古文字上都有极深厚的知识，不是那些以’国学家'自居的诸公所能及”，他们的主张“不是由于怕汉字难识难写的缘故，却是因为熟悉汉字的利弊，所以才如是主张；但是即使因为汉字难识难写而主张改革，也就有了十分充足的理由了”。他说明主张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全国人民”，也就是说“是为了我们自己，尤其是后来的小孩们”。“汉字改革的目的，远大的是在国民文化的发展，切近的是在自己实用的便利；至于有益于通俗教育，那是自然的结果，不是我们唯一的期望。”他还以钱玄同常说的笔画悬殊的“薑”字和“一”字为例，强调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让小孩子在一个格子里写下可以占据两个格子地位的“薑”字，实在是虐待。他说:“明明有‘姜’字可代，我们为什么不改呢？说是‘儒医’开方则可，小孩则不准写’白字’，不知道这是什么话？”他强调“汉字改革即使在我们老辈是不必要了，但为后来的小孩计也是必要”。他的简化汉字，使之实用便利，以解放小孩子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汉字教学和文字改革工作仍有啓发和借鉴作用。

建国初期，周作人又陆续写作了《汉字不难学》、《写白字》、《谈简笔字》、《薑与姜》、《简笔字重在写》、《汉字与简化》等许多有关汉字的随笔，同时，也以随笔的形式写作了论述有关汉字的系列文章《十山笔谈》。虽然其中也有题目相同的，如《汉字不难学》一文与《十山笔谈》中的第三则题目相同；虽然间或也有内容相仿者，如《薑与姜》一文的内容在《十山笔谈》中也稍有涉及，但是，这些零篇的随笔仍然不能与《十山笔谈》相比。因为《十山笔谈》集中阐述和体现了周作人数十年来对汉字改革的关注以及对汉字的研究和思考。

三、俞平伯关注《十山笔谈》的发表

周颖南收到王益知转赠的周作人遗作《十山笔谈》后，他感到这份手稿的分量是沈甸甸的，而受人之托保存和收藏这部手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同样是沈甸甸的。他认为如果将周作人遗作秘藏于自己的映华楼中，那将既对不起遗作的作者，也对不起保存和收藏遗作多年的王益知老人。他想尽快将遗作公诸于世，广为流布，让更多的人受益。强烈的责任感使周颖南不敢有半点懈怠。 

晚年俞平伯（图片来源：《俞平伯的后半生》）

周颖南是新加坡籍华人企业家、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一位知名作家、鉴赏家和收藏家。1980年春，周颖南便将周作人遗作交给《南洋商报•艺文》副刊连载，并为其写了按语。他说：中国名作家知堂老人（周作人）的遗著《十山笔谈》手稿，几经辗转，现已归我保存。这篇作品的写作日期，估计在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交替之间，距今大约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全文分为十一个段落，以杂文笔调写有关汉语、汉字的若干问题，使读者提高对这两方面的认识有一定啓发作用。目前新加坡正在大举推行华语运动，此文的发表更有现实意义。 

附：王益知致周颖南信

随后,周颖南便写信征求俞平伯的意见。俞平伯对周颖南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1980年3月29日的回信中，说：

知堂《十山笔谈》，益知曾以示我，今原稿得兄保存，可谓“物得其所”。又闻将在《南洋商报》刊出，俾得传流，尤为胜事。所写按语简明扼要，"有现实意义”，读之甚欣为荷。  俞平伯在信末又说：信未发，想起一点。文固甚妥，却有一句：“估计在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交替之间，距今大约有三十年的历史了。”这四十年代不知有什么依据？文中或有之，我虽看过，已不记得了。据我回忆,四十年代他不会写这篇文。40—45,北平沦陷，他在伪政府做官。46—49,他在南京监狱（49春夏南京解放）。若在次年作文，已是五十年代了。因此，我拟改为：估计在五十年代之初，距今约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了。兄谓如何，希酌定。③  

俞平伯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十山”这个笔名就不是40年代所使用的。周作人在《关于别号》一文中曾经说过：”一九五零年开始，我用了一个十山的别号，本来就是那么随便取定的，乃承黎明先生加以说明，说是越中有十座名山，因以为号”，”其次是笔画简单，写起来便当”④。由此可知，《十山笔谈》写于50年代无疑。又，周作人在《十山笔谈》第三则《汉字不难学》中，讲到：“中国近来国内举行扫除文盲运动，大举的推广速成识字法，这个成绩报纸上大旨已有报道，不必赘说”。在第四则《汉字不难写》中，他继续谈了从”速成识字法“的经验中得到的啓示。査《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周作人曾在1952年1月10日.上海《亦报》发表了谈“速成识字法”的随笔《速成识字法》，对西南某军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出来的速成识字法”十分赞赏，他说：“祁建华是河南的贫农出身,他根据了自身的经历来教人，所以有这样成就,我因此也相信了人民的智慧无限的话，他们的见解与工作都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及。”他认为祁建华是“切实的从为人民实用上去着想，所以有这样的伟大成就，这功劳很大，见识也是很正确的”。由此得知，《十山笔谈》写于随笔《速成识字法》之后不久，所以，更准确地说，《十山笔谈》写于1952年初，与俞平伯“估计在五十年代之初”的说法完全吻合。可见俞平伯对周作人的了解是十分深透的，让周颖南也不得不佩服。周颖南在1980年4月29日的回信中，说：

周作人先生之《十山笔谈》，本未署写作日期，我仅据文中'‘五四以后”及“近二十年……”等句加以推测，自不可靠。尊意系分析作者当时处境而得出之判断，当可信服，我已作更正，谨致谢意。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