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不动了:学术界迎来“躺平”潮
自新冠疫情开始,许多科学家压缩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在外部项目和活动中的投入。根据《自然》的问卷调查,在1748名自选答案的回复者中,75%的人自2020年3月以来削减了自己的工作量。大部分受访者为学术工作者 (73%) 、其他的来自工业界 (9%) 、政府 (8%) 、临床 (4% ) 、非营利性机构 (4%) 和其他行业 (3%) 。受访者所处的职业阶段也不同:19%的为研究生或博士生;17%的为博士后研究员或科研助理;17%的为研究科学家或职工科学家;10%的为助理教授;22%的为资深教授或讲师;7%的为中高层管理人员;8%的为其他职位。 至于压缩工作时间或减少活动的原因,近半数受访者选择了不愿意无偿加班(48%),感觉上级没有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45%),没有足够时间兼顾个人生活(44%),没有经济上的激励(44%)。受访者可在这些原因中多选,因此比例总和非100。不过,研究人员选择设立边界的主要原因为压力过大(67%)。 一位匿名受访者表示,“一直以来,每个人都被逼得太紧,于是大家越来越冷漠,感觉自己被榨干了。人们不再愿意把工作带回家,也不愿意加剧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失衡。” 和另一名接受采访的研究人员一样,瑞士一名实验物理学在读博士生也要求匿名,这位博士生表示现在会在压力过大或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减少工作量。这名博士生在2018年刚开始读博时曾斗志昂扬,满脑子都是研究思路。但过了几年,TA的导师与合作者对TA的工作越来越不重视。“你觉得自己没有参与到很重要的工作中,”这名博士生表示,“你不再想象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未来。” 精疲力竭和不被赏识也让一些资深科学家慢慢从工作中抽身。一名在政府担任高级管理岗位的科学家在问卷中写道,“人们不愿意再揽‘上级派的其他任务’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多劳多得,也没有被感激。” 美国中西部的一名医学教授也表示在工作量严重超标时会给自己减负。她说:“有些时候,工作上的要求让我崩溃,让我疲劳的不仅是上班时间和工作量,而是学校的文化和我付出的情绪劳动。”比如,她要花时间辅导遇到家庭暴力和心理问题的学生,但她本人从未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在不堪重压时,她会把平均工作时间从12小时缩短到8小时,并在没有要求时不去学校,同时拒绝参与非强制的活动。 但是,这么做并没有让她好受些。 “除了做教授,我从没想过做别的工作,”她说,“ 我觉得自己每个方面都很失败,因为他们要我做的太多了。 ”
SAIXIANSHENG 工作减产
在我们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分享了好几种帮助他们实现可持续平衡的方法。受访者中近2/3的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推掉了很多会议,超半数的人还缩减了审稿工作。近半数高级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加入的委员会比原来更少了。相比之下,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者中,近1/4的表示他们缩减了对学生的指导,以及在多样性、平等与包容性和外联方面的工作。1/5的缩减了自己的教学任务。超过1/4的初级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砍掉了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减少非主要项目与合作,同时限制工作时长。 青年科学家Ryan Swimley在刚踏入工业界时,就培养了劳逸结合的工作习惯。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取得本科学位后,他在当地一家生产真菌类素食蛋白替代品的小公司Nature’s Fynd做分析化学技术员。之前的他每天在教学、科研和学习上要工作16个小时,到了这家公司后,工作时间基本固定在朝九晚五。他说:“我的精神状态好多了,终于有时间探索并追求我的业余爱好了。” 科研人员还在削减对他们职业发展或工作认可没有帮助的活动。“我现在更懂得取舍了。”台湾大学的古海洋学家Jeroen Groeneveld说,“这个月我有两个经费申请要提交,所以我不会答应给其他期刊审稿的要求了。”(这么做的不只他一人,3月初,《自然》报道了审稿人的疲劳感达到了史上最高点。) Groeneveld研究有孔虫类,这类单细胞生物的方解石壳能保存在海洋沉积物中,可以用来重建过去的环境状况。2022年8月前,他会花很长时间为领域内的其他研究人员制备和分析样品。而现在,他会邀请他们来他的实验室自学这些技术。他说:“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躺平吧,因为你不再答应别人的所有要求。”这么做不仅能为Groeneveld 省下更多时间,还能让他的实验室成为学习新技术和产生合作的地方。 医学导师Müller和其他科学家不再回复学生晚上或周末发来的邮件或短信,这也改善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平衡。Müller呼吁不在周末安排考试,因为这能照顾到那些家里需要照看的人。“我试着告诉学生和其他导师,如果事情在一周五天里做不掉,那就是太多了。” SAIXIANSHENG 更人性化的工作
虽然科学家能重建他们自己和工作的关系,但许多人认为,各个机构应该更多关注让员工焦头烂额的根本原因。“那种你必须一年工作365天,一天工作24小时的思维必须转变,”这位医学导师说,“整个环境总是不愿意承认,人们在工作之余也有很困难的生活,也要处理各种状况。”她建议美国学术机构给员工更多的病假、带薪产假和育儿假,提供照看儿童和老人的补贴,弹性的终身教职时钟(tenure clock),自动化的学术休假。各个机构还可以招募更多的教学、实验室、行政支持人员,帮助分担繁重的工作。 学术机构和公司企业也可以了解员工的工作量和压力,更好地支持不堪重负的研究人员。Swimley提到,他的直接上司问过他是否有余力接受新项目,也对他想要更多时间来完成手头的工作表示理解。这位实验物理学学生认为,没有能力提供指导或职业支持的导师应该重新考虑是否要招新学生进组。这名学生说:“不要拿着这些学生是可有可无的态度对待他们。” 近半数受访者表示,由于缺乏来自导师的肯定或是缺少经济补偿,他们降低了自己的工作强度。Müller说:“我认为大学能做的一个主要工作是转变它们的优先权,更多地关注员工,创造一个人们感到被认可的工作环境。”她说,对于学生新发表的文章,成功的经费申请,或是优秀的成绩,导师可以发一封简单的认可邮件,这对学生是很有意义的。 科研人员在设立边界的同时,提高的不仅是个人的幸福感,也是向同行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们这些边界是可接受的,是健康的,Müller说,“这不等于说,如果我周末不回邮件我就很懒,”她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坦坦荡荡地说,‘我也有生活。虽然我的工作很重要,但我的生活我做主,不是老板说了算。’” 对于少数科学家来说,躺平逐渐变成了退出整个学术界。2021年7月,这位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医学导师从大学辞职,来到了一家非营利机构,在新岗位继续施展她的教学和发表能力。她的新工作需要组织与特定领域专家的会议,与作者合作,编辑教学资料等。她说:“我一直在学习新事物。” 此外,她能感受到来自同事的感激,她也很珍惜重新找回的工作生活平衡。她说:“我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完全远程办公。快下班时,我会关上电脑离开办公桌。再也不需要晚上加班和周末加班了。” 她的新日程让她更有时间与她领域的同行进行交流。她现在在组织一个女性指导网络,该网络为想去学术圈外工作的人每月提供一次指导。 虽然她说离开学术圈的转型并不容易——她曾担心同行会如何看待她的决定——但她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很支持她。“我私底下收到了很多询问和私信,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SAIXIANSHENG 《自然》读者对“躺平”的态度
- 你听说过“躺平”(quiet quitting)吗? 如果听过,这个词对你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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