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男人不来自火星，女人也不来自金星？

原文作者：Emily Cooke

神经科学家Gina Rippon 讲述了她为何以及如何在《大脑的性别》（The Gendered Brain）一书中探讨“先天后天”之争，以及就此引发的喧嚣舆论。

在早期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中，神经科学家Gina Rippon很警觉地注意到了她如今称之为“大脑性别神话”的概念，她把这个词用在了自己第一本书的书名中。这本2019年出版的书通过分析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直至当代的大脑-行为研究案例，审视了人们为性别化的社会规范寻求生物学解释的渴望。Rippon认为，我们的大脑在出生时没有被固定在男性或女性上，而是高度可塑的，它会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持续改变，受到我们周围性别化世界的影响。

她说，撰写《大脑的性别：打破女性大脑迷思的最新神经科学》（The Gendered Brain: The New Neuroscience that Shatters the Myth of the Female Brain）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揭露那些可疑的研究，或者那些有时被称为“神经垃圾”的内容。Rippon在2000年代第一次遇到这些内容，当时的她就职于阿斯顿脑科学中心（隶属英国阿斯顿大学）。当时的她对神经科学中滥用性和性别的情形感到震惊，决心要驳斥这些说法。Rippon现在是阿斯顿大学认知神经影像学的名誉教授。

何谓“神经垃圾”？

这是我们通常说的伪科学——为某种论点附加看似科学化的合理性。

早期的大脑图像极具吸引力，人们会觉得，“太好了，我们能找到‘上帝点’了。”那些励志导师、关系顾问，甚至鼓吹单性别教育的人，会利用这些脑成像为自己的论点服务。只要在某本讲述“男女孩差异”的章节里插入一张脑成像，就会大大提升可信度。此外，本世纪初还刮过一阵万物都要冠上“神经”的风潮。只要在前面加上“神经”两字就有那股诱人的科学味儿——比如“神经营销学”或者“神经美学”。

神经垃圾这个词想强调的是那些有误导性的信息：讲一些只有部分真实的故事，去维系人们的刻板印象并给谣言“续命”，比如左右脑的概念认为大脑是“两半儿的博弈”，但其实你的整个大脑一直在完整地为你工作。

这些故事通常是精心炮制的，当然比晦涩的论文期刊更好懂，它们与普通人的经历也更有共鸣。他们会说，我们相信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还会有科学家跳出来说“你说的对，这里是理由”。

您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80年代，当时的我对大脑的性别差异以及不同脑区如何能更好地处理任务产生了兴趣——一度使我成了后来我批评的那种人。

在成立自己的实验室时，我准备了各种认知测试，如言语流畅性任务或视觉空间任务，据说男性和女性在这些任务上的表现很不一样。然而在18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发现任何差异，感到挺失落的。这些研究让我意识到，整个左右脑的说法是建立在非常不牢靠的证据之上的——我的研究或许不该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因此我停下了这类工作，转而从事阅读障碍的研究。

2006年，就在我加入阿斯顿大学后不久，工程师Julia King成为了这所大学的首位女性副校长。她对女性在科学界的代表性不足很关注，想知道阿斯顿的研究者们做的哪些工作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

当我发现有些人在用脑成像公开谈论神经科学时，我回顾了这个领域如何信奉男女大脑有别的历史。我对这一学科被滥用感到忧心，于是写了篇综述，并开始参与公开对话。

在2010年的英国科学节上，我发表了一次关于所谓男女大脑差异的演说，我向观众证明，如果你看数据的话，二者根本没那么大差别。我尝试破除男人是“左脑型”（有逻辑、理性、擅长空间任务）和女性是“右脑型”（情感、养育，擅长言语任务）的陈腐迷信。

我们不是一半来自火星一半来自金星（按照人际关系专家John Gray在他1992年一书中的说法），我们都是地球人！我本以为人们会感谢我然后翻篇儿，没想到居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让我身陷舆论漩涡。

我最喜欢的一条评论（现在是我推特页头的一部分）来自专栏作家Christina Odone发表在《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上的一段，她写道，我的理论“有点像痴迷平等的女性主义”，她描述我是“可怜的科学家……过于专注她的工作，都没发现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

我还收到了各种图片，这些图片展示了解剖学中男性有别于女性的部位，还有一位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 UK）的读者在评论区说我是“暴躁的老泼妇”。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把这些故事加入到我的科普演讲当中。

但从积极的一面看，许多父母很感谢我，邀请我去学校讲座，而我也经常应邀演讲。我还加入了欧盟的一个探讨主流科学中性别差距的项目。

回首那个时候，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努力去解决一个问题只会让问题换个面貌再次出现。当我在演讲中诚挚地表示，“这些想法是错的，不要把养育孩子和成长教育的决策建立在这种数据上”，随后同一个问题又会从另一篇关于女性领导人的商业文章里冒出来。

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写作《大脑的性别》？

书前前后后共花了一年写就。幸运的是，我在阿斯顿大学作为副校长的工作主要是行政性的，负责国际研究和招聘。我没有全职教学任务，只有一周一次我自己领域的专业毕业班课程，这让我能随时关注最新的研究趋势。

写作这本书比我想的要难得多。我很傻地以为做过几次演讲就能写出本书来。但我遇到了两个问题：首先，演讲和写作根本是两码事；其次，我的职业生涯都在写学术论文、书籍章节和教科书，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这让我大为震惊，不过我怀疑我的编辑比我还震惊。

书籍出版后发生了什么？

我有个出色的经纪人，为我争取到了很棒的出版协议。我太天真，在签署“进行任何适当的营销活动”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经纪人把你推给每一个相关的图书节、广播或电视节目。所有图书节都想要我参加，而我之前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活动，所以这很有意思。

2019年我一直在天上飞。当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开始封城的时候，我刚结束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演讲回到英国。

有些人喜欢这本书，他们明白我并不是在否认性别差异，不是在主张这只和文化有关，与生物学无关，他们理解我想要理清性与性别之间那些模糊的关系。但也不出所料，未能理解这些的人对它就不那么接受。

你如何看待对这本书的批评？

以科学论证的方式进行批评没问题，这也是人们写书的原因，因为你想要鼓励对话。

一般情况下，沟通链始于一个非常明晰的表述，但经过不同人的转述会逐渐走样，比如从期刊编辑到主流记者再到读者。

社交媒体也会有反响。假如你说男女并无差异，社交媒体上的喷子就会不停给你发图，证明为何他们认为你是不对的。我记得有一张图是麦田怪圈，被用来证明男人和女人是乘坐不同星球的宇宙飞船在不同时间抵达地球的。这些你一笑而过就可以了。

有时批评来自科学群体。可惜的是，那些学术生涯里大部分时候都在研究性别差异的人可能抱有一种抵触心态。这些研究可能常常是在非人动物上做的，没有假定结果也能适用于人类。但如果他们觉得有人说他们的研究是不相关的，他们就会产生辩护心理。

我会向他们保证“不相关”一词只意味着斑马鱼或啮齿动物的研究不能用来解释诸如性别的成就差异等人类问题。

所有研究都有其价值，但我们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跨领域外推时需要格外谨慎。所谓“房间里的大象”还包括需要准确界定我们是否在谈论纯粹的生物学性差异研究（针对所有物种），还是/或是关于生物-心理社会学的性别差异研究（只能针对人类）。

你正在写作第二本书，它是关于什么的？

第二本书关于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许多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女孩和成年女性完全被忽视了。纵观整个孤独症历史都有一种说法，说孤独症是男性问题，这一直干扰着诊断工具的开发。早期成像研究仅针对男孩，因为没有足够的女孩患病——她们不“得”孤独症。

这本书会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并举例说明如果我们研究错了方向，或者只研究一个方向——如戴上性别滤镜——我们就会忽略很大一部分人群，而这个群体本来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对孤独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