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的研究“出圈”！科学传播七步走

原文作者：Kristian Steensen Nielsen（剑桥大学）, Kimberly Nicholas（隆德大学）

我们发表在《自然-能源》上的研究能被Netflix所用，科学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回顾了本次科学传播之旅，并讨论了科学家实现社会影响所需要的支持。

科学传播的七个步骤

2021年9月，我们和Felix Creutzig、Thomas Dietz以及Paul Stern在《自然-能源》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The role of high-socioeconomic-status people in locking in or rapidly reducing energy-drive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我们指出，拥有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通过消费者、投资者、榜样、组织参与者和公民这五种角色，在锁定或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们的成果在媒体、科学与流行文化领域得到了广泛传播。BBC、Grist、福布斯、明镜和彭博纷纷报道了这项研究。近期的IPCC减缓气候变化报告和新闻发布会还专门介绍了上述五种角色。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论文居然引起了Netflix的关注——他们与Count Us In（编者注：Count Us In是一项号召人和社区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运动）合作，基于我们提出的五角色框架在其气候行动平台（与电影Don’t Look Up同步推出）上组织行动。Kristian（本文作者）曾担任该平台的优化顾问，并且被知名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发推感谢——这无疑是Kristian学术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反思我们的成果成功“出圈”的过程，我们确定了这次科学传播的七个步骤：

1. 立足于一个能引起广泛社会兴趣的研究想法，可能略带争议，即精英阶层对气候产生过大的影响

2. 组建跨学科团队，努力撰写清晰的要点

3. 与杰出的平面设计师Emma Li Johansson合作，制作论文内外的图片以传播关键信息

4. 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以引起更多关注，并选择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以增加引用量

5. 与剑桥大学新闻办公室合作形成新闻稿，以开展内部传播（阐明我们的关键信息）和外部宣传（尤其是与新闻记者的联系）

6. 向数十位新闻记者介绍这个研究故事

7. 撰写我们自己的通讯稿：我们在New Scientist上共同发表了一篇科普总结；Kristian在推特发了一系列帖子，并获得了大量转发；Kim在她每月的气候建议简报We Can Fix It中专门介绍了这项研究

为什么科学家应当直接参与研究传播以扩大影响力？

在学术激励体系中，人们一般使用期刊影响因子、引用量，以及Altmetrics社交媒体关注度等指标来评估学术论文的“影响力”。但这些指标衡量的是触及范围——研究的读者数量，而非影响力——研究为社会带来的益处。科学传播的意义在于触及那些能从中获益的群体，影响他们的感情与思想，从而带来实践或政策的改变，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在适当的情况下，不同群体合作生产的知识更有可能产生影响力。

在本次案例中，研究的广泛传播使其能被更多人看到（如下图所示），包括邀请Kristian担任气候行动平台顾问的Nexflix可持续性主管。我们的研究影响了近6万人，他们开展了超过1500万次气候行动——从减少乘机次数到联系政界人士，减少了约17.5万吨碳污染。这项研究的影响力在于避免了潜在的气候混乱，构建了更加安全平等的生活条件。

图：研究过程，从想法到影响力。通常认为，科学家的工作只包括图示过程的前半段（黄框部分），而且大多数研究基金仅支持其中的部分工作（阴影部分）。然而，科学家在研究传播、提升可见度和潜在社会益处（影响力）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这些工作需要得到更多支持。来源：Emma Li Johansson

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关键信息和研究结果由科学家直接传播会更加有效。为实现有效的传播，科学家需要采取适当的策略来组织并拟定信息，以触及读者并使之产生共鸣。这些技能都需要锻炼培养。科学家可以像Kim那样，通过COMPASS等组织接受科学传播培训，或者选择与传播专业人士（如大学新闻办公室）共同创建信息。

虽然并非每位科学家都想面向公众传播研究，但他们往往有潜力触及研究机构以外的广大读者，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效传播需要确定、理解目标读者并与他们进行交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前期在关系培养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例如，Kristian介绍这项《自然-能源》研究的系列推文获得了167000曝光度和5400参与度，而机构发送的相关推文参与度还不到40。科学家对研究的读者有着更深的了解。在这次案例中，我们挑选了一些可能有兴趣阅读并分享这项研究的读者，邀请他们参与线上讨论。

公众无比希望从科学家那里直接获取信息，这是科学家传播研究能获得更多回应的另一个原因。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科学家是美国最受信任的群体，而且在全球也广受信赖。六成的美国人希望科学家积极参与科学议题相关的政策讨论。

媒体和社交媒体是增加研究覆盖范围、扩大研究潜在益处的关键渠道。《自然-能源》的数据显示，超过37000人已访问过我们的研究。从为该成果撰文的记者那里，我们得知这项研究的新闻阅读量是平日的十倍以上。

这些新闻的读者中有科学家，他们可能会进一步阅读原始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开展自己的研究，因此媒体报道往往会增加论文引用量。新闻读者中还有商业和政府决策者，他们不太可能阅读原文，所以媒体是触及这部分群体的主要途径。在联系新闻媒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记者对科学家本人的联系——而不是一篇普通的介绍新研究的新闻稿——更加热情，因为科学家对研究最熟悉，也最有热情。

在传播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科学家有两个最佳的推广时机：研究快要发表时和发表后不久。然而，在研究传播中投入时间精力，常常与学术激励体系背道而驰。在传播阶段，我们大概有40%的时间都花在了论文上，其中很多都是论文发表前后的强时效性工作。

毫无疑问，我们付出的时间极大增加了研究的覆盖率，但我们也（暂时性地）牺牲了受资助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对科学家而言，依靠这种不受支持的劳动来获得影响力并造福社会，终究是难以为继的。

面对现实：高校需要支持研究者开展影响力工作

衡量研究影响力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必须改进。衡量是管理的基础。影响力度量的关键原则包括：科研绩效的考量应基于机构或个人的科研使命（《莱顿宣言》）；利用“一组指标”来掌握研究影响力的各个方面，并关注潜在的偏见；利用“叙述加数据”的方法，将定性数据和故事与补充性的定量指标相结合。目前，评估工作正逐渐从追求一种“最佳的”影响力形式，或试图量化单一角色的影响力，转变为认可不同角色的社会贡献。科学传播本身需要更多地以证据为决策基础，以增加其影响力。

如果大学希望履行其使命，并有意造福社会的话，就需要提出明确的社会影响力目标，并支持学术研究人员建立关系、培养技能，从而使其研究更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学术岗位和资助机构需要对论文有效传播所需的技能和劳动给予明确的重视、认可与经济支持。这包括为研究人员提供培训和时间，以增强其传播能力；为专业传播人士和平面设计师提供支持，以制作传播所需的透彻、准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