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高工程效率的方法，会遭到工程师和管理者的反对？这算一个原因吗？

内容来源： 极限编程合作社 

作者：熊节

要认知这一点并不困难。看看你每天接触的软件中有多少你从来都没用过的功能就知道了。随时都可以做个很简单的调查：请问支付宝首页第二屏有什么功能？我调查过的人就没有一个能说出支付宝首页第二屏任何一项功能的。那样的功能、以及更多被藏得更深的功能，恰恰是绝大多数从业者每天在生产的东西。

当然了，IT业不仅仅是toC的互联网，还有toB的商用系统和政企系统。这些系统的过剩更严重。随便举个最直观的例子，有多少大屏上显示的信息是最近5分钟内更新的？我亲眼见过几百块大屏，除了在安保监控、交通管理、电视台等为数很有限的几个领域，绝大多数的大屏上显示的信息既不实时、也不醒目，根本起不到信息辐射器的作用。当然还有至少一半的大屏平时根本不开，只有领导视察的时候才打开展示一下，毕竟那个光污染也挺烦人的。

如果说2000年代初期的信息化建设普遍还有其必要性，这个时代也早已结束了。现在的中国，信息系统是严重过剩的。当然，全行业的绝对过剩，与部分（尤其是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是辩证共存的。或者说，正是为了解决部分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国家才二十年如一日地用政策催生了行业整体的绝对过剩。

政策催生IT行业的方式主要是两个，第一是通过直接的政策引导采购，第二是放任甚至鼓励资本与互联网结合的无序扩张。

直接政策引导采购的典型代表就是当年的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工程。这类项目在2000年代初期各领域信息化普遍不足的大背景下，对整个国家的信息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培养了一大批IT专业技术人才。互联网的快速扩张也得益于这些项目培育的人才储备。

同样在2000年代，以BAT为代表的一批互联网企业也填补了消费互联网的普遍不足。然而应该看到，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也是政策催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BAT中的百度。如果没有2006年开始的互联网空间治理思路，如果谷歌没有撤出中国，百度是没有能力成为一家重要互联网企业的。

互联网企业与资本的勾结，尽管垄断意识和钻金融监管空子的意图极其明显，但一直受到政策的容忍甚至鼓励。这也是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社会资金广泛流向互联网及金融科技创新领域的原因，也是互联网企业能得到一轮又一轮融资乃至上市机会的原因。

这两个方向上的政策催生，在2010年以后已经明显边际效用很低，大量建设项目（不论是政策引导采购的还是互联网资本培育的）都是无用的、过剩的。

在两个方向上的政策催生作用下，大量的体制内政企采购资金流入IT行业，更大量的互联网投融资金流入IT行业，同时IT行业生产的大多数软件根本无用。资金和产品的双重过剩，共同塑造了中国IT行业（大约从2008年至2018年）的核心课题：过剩的钱应该分配给谁。

由于产品的过剩，这个分配问题无法以生产的方式来回答。站在项目采购的角度，甲方无法根据“谁的软件产品好”来决定采购哪家公司，因为谁的软件产品反正都是没人用。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管理者无法根据“谁的软件开发效率高质量好”来决定员工的绩效奖惩，因为谁开发的软件反正都是没人用。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与分配的双向调节机制（俗称“按劳分配”）在IT这个过剩的行业中失效了。行业中大部分的参与者面对的课题都是如何分配，而这个分配问题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了。

资金和产品双重过剩的行业中的分配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按权力分配：掌握分配权的人把绝大部分钱拿走就完事了。

但即使遵循按权力分配的方式，仍然有绝对数量相当巨大（虽然相对比例不一定巨大）的资金需要以一种表面看上去相对公平合理的方式来分配。原因有很多，例如反腐败，例如需要制造行业繁荣的表象，例如需要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等等。

由于分配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此时从业者竞争获得分配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生产行为，而是“让掌握分配权的人看了觉得满意从而愿意给予分配”的行为。这种“让某人看了觉得满意”的行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表演行为”。

负责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信息管理部门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系统提升治理能力”的戏码。最直观的表演形式就是建大屏，因为大屏最容易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力。因此也很容易理解这些大屏应该在什么时候打开：上级领导视察的时候（也即信息管理部门需要表演的时候）。

参与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企业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产品物美价廉”的戏码。“价廉”这件事是容易对比的。然而“物美”这件事，由于软件根本没人用，只能通过表演来呈现，表演的方式就是写材料。乙方写的材料能被甲方信息管理部门摘抄一部分形成他的汇报材料，这个表演的流程就是打通的。

在乙方企业中工作的员工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工作效能高”的戏码。同样，由于分配与生产完全脱节（即：做出来的软件也没人用），研发工作的产出实际是无法度量的。因此“效能”就简化为“服从”的同义词，表现为加班——加班的意义是展现对领导的服从（即：领导可以控制员工法定的业余时间），而非为了产出更多的产品。

互联网企业同样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成果转化为资产”的戏码，其目的是获得下一轮投融资。这个表演的关键同样不是产品（记住：分配与生产已经脱节），而是财务报表和PPT。

总而言之，在一个双重过剩的行业里，不要试图用生产逻辑去理解从业者的行为，因为生产与分配已经脱节。从业者的行为只与分配逻辑有关，或者说，只与取悦分配者有关。

在这个双重过剩的行业里，一部分个人从业者直觉地抓住了行业的脉搏，意识到了获得分配的关键是表演行为。于是他们在应聘时表演（a.k.a. 刷题）、在工作时表演（a.k.a. 加班）、在掌握一定权力时扩大自己的表演（a.k.a. 拉团队、建中台）。

但是，正如行业的过剩不是由从业者造成的，行业过剩的消退同样不是由从业者造成的。在行业过剩周期中，从业者的表演可以为自己赢得相对更多的分配。但是当过剩的资金退去后，从业者的卖力表演并不能维持原有的分配。

过剩的资金从2018年已经开始退去，现在正在深入到广泛影响从业者的阶段。（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从业者将逐渐意识到，过去他们卖力表演想要取悦的分配者，其实本身也只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表演者。

与此同时，基建的整体乏力和大规模发钞的需求两者之间的矛盾，会使体制内政企采购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强劲。体制内风格的表演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愈发成为IT业表演的主流。但这一领域未来政策性投入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待进一步明晰。

一部分从业者将认识到表演行为的无意义，并切换为其他符合行业当前及下一阶段特质的行为。

另一部分从业者将把表演行为转化为船货崇拜，为行业奉上一出出退潮后的裸泳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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