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正常”，其实是另一种偏见？

图源：Souvick Ghosh，Pixabay

导读： 许多人为自己不符合一些所谓的标准而焦虑或自卑，比如，自己不够白、不够高、不够苗条，或者从事的职业不够正统或稳定。但你是否想过，许多标准是一部分人定的，它们很可能只是偏见，或者只存在想象之中，甚至有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而言。而你，不一定要把自己往那些标准去靠近，或者把那些框架往自己身上套。成为自己，就是值得骄傲的。 Sarah Chaney ｜ 撰文
Lesi ｜ 翻译 Dora ｜ 审校

你是否曾怀疑过自己是否正常？想想你最近一次自问这个问题的场景。你究竟在问什么？可能你正在思考自己的某个特质是否正常。也许你正担心自己的样貌或者行为没有达到某个所谓的理想状态。又或者，你只是想知道自己够不够融入周遭环境——自己是否“像大家一样”思考、行动和生活？ 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不受所谓“正常”的神秘力量影响。我在曾经社交焦虑的十几二十岁的时期，一直对这个神秘状态十分着迷。那时的我很肯定，如果我能稍微更像其他人一点，我的生活就会更好、更快乐。但是有一天，我问了自己一个不一样的问题：这些所谓的正常人都是谁？他们真的存在吗？ 在十九世纪初前，“正常”（normal）这个英文单词完全不用来形容人。它是一个数学术语，意为直角。当然，那时的人们一样会把自己和他人相比较，但这些比较很多是在个体的层面上——“正常”并不代表一种存在形式或行为的一般状态。我们现代的“正常”概念是1835年在比利时出现的。 当时，39岁的天文学家、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引起了一种把人类特征和平均值做对比的潮流。凯特勒发现，如果把一大组数据（例如数千人的身高数据）绘制出来，往往会得到一条钟型曲线。多数的人的身高会集中在中间的峰值附近，同时两头是急剧下降的趋势，因为比平均身高矮很多或者高很多的人是少数。 这个身高分布仅仅是碰巧存在而已，拥有某个身高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贵的。不过，（后来众所周知的）“正态分布”这个概念，在1800年后被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和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所推广，成为了天文学领域的误差分布曲线。天文学家的测量不可避免会被误差影响。他们知道，小错误比大错误更常见。因此，通过对同一个事物进行多次测量，他们可以更精准地确认行星或恒星的正确距离或轨迹。对于天文学家来说，钟形曲线的中心不仅代表着平均值（均值、中位数和众数都在对称的正态分布中重合），也是正确的测量值。 在1898年，在户外不戴帽子被视为心理疾病的表现，因为当时戴帽子才是正确和恰当的。
凯特勒默认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他认为那些碰巧更接近平均情况的人也更接近正确或理想的生活方式。他的书《论人》（A Treatise on Man）阐述了他的“社会物理学”方法，正如他在这本书1842年英译本的序言中写到，“每一种品质在适当的范围内都是好的；只有当它极度偏离均值的时候，它才是坏的”。凯特勒称，“普通人”（average man）在身体、思想和行为上也是理想的人。这可能是一个自证预言，因为如果所有东西都是为平均身高的人设计的、从床的长度到桌子的高度，那么这个平均人当然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中的理想人。 平均和理想是同一回事、且都是“正常”定义的一部分，这个观念渗透了科学和医学长达一个多世纪（并且甚至今天也存在于普罗大众对于正常的理解中）。比如，在1967年，年轻的精神病学家保罗·霍顿（Paul Horton）研究了精神病学对于“正常”的定义，他发现大部分自己的医生同事们“有意识地把正常的概念，定义为平均或理想的混合体”，但对于具体什么是正常的日常行为无法达成一致。例如，霍顿询问同事们，如果假设中的“典型的正常人”被老板在同事面前骂做“愚蠢的白痴”，他会怎么做——同事们的回答各式各样，从“恼火但决定完全忘记这件事”到“非常愤怒并且辞职”应有尽有。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人们对于什么算正常行为的定义变化更大。1898年，伦敦贝特莱姆医院的病人伊迪丝·科顿（Edith Cotton）拒绝在户外戴帽子，并被视为精神疾病的表现，因为在当时戴帽子才是正确和恰当的。同时，“新女性”（new women）在维多利亚晚期的英格兰剪短发、坐在公共汽车上层，震惊了当时的所有人，但如今这些行为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十分稀松平常。即使是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举止也可能在正常或者不正常的范围之间浮动，这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方。我从未意识到我经常对陌生人微笑（譬如在经过门口时或在商店买东西时的简短友好示意），直到十年前，我在波兰这样做的时候，对方回给了我困惑的注视。我的旅游指南书里说，对陌生人微笑在当地被视为愚蠢的表现；人们并没有回以微笑。 凯特勒的“普通人”（l’homme moyen）也指向了定义正常人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假设正常是一种普遍的标准，但对于该标准的预期通常来自一小部分人。用于计算任何平均值的数据，往往是根据几位科学家对于正常定义的预先假设来选择的；有偏差的结果则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想法，更加相信自己偏爱的群体具有代表性。对于凯特勒来说，正常人就是男性。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来说（他提出了‘正态分布’一词以及种族主义的优生学科学），正常则意味着中产或上层阶级。而根据性学家罗伯特·L·迪金森 (Robert L Dickinson) 和雕塑家阿布拉姆·贝尔斯基 (Abram Belskie) 创作并于1945年捐赠给克利夫兰健康博物馆（Cleveland Health Museum）的“普通美国人”小雕像们，正常人就是年轻的白人。

由哈佛大学康特威图书馆沃伦解剖博物馆提供的迪金森和贝尔斯基的“诺曼”（Normman）和“诺玛”（Norma）模型，是实物的一半大小 。Warren Anatomical Museum，Countway Library，Harvard. 迪金森和贝尔斯基测量了数万名美国男性和女性的身材，以此创作了两个雕塑，他们将其命名为 诺曼（Normman）和诺玛（Norma）。他们使用的统计数据仅仅来自美国白人，其中年轻人占了大多数。以诺玛为例，其根据的大部分数据来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项调查，原本是为了开发标准化的服装尺码。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表示，“为了让一群人感觉良好”，他们同样测量了“一些非白人女性”的志愿者，但随后迅速且莫名其妙地遗弃了这些数据。诺玛和诺曼被认为是普遍的平均值，但却是基于有偏差的样本创造的。 当时，“正常”的美国人是年轻、健壮的白人。 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正常的美国人”根本不存在。1945年，一家当地报纸举办了一场寻找现实中的诺玛的比赛。他们打印了一份标准化的报名表，供读者发送九项重要的数据：身高、胸围、腰围、臀围、大腿、小腿、脚踝、足部和体重。该报从3864份参赛者中选出了一名获胜者：23岁的白人女性玛莎·斯基德莫尔（Martha Skidmore），她在剧院做收银员的工作。然而，即使是斯基德莫尔也不完全符合诺玛的测量标准；她只是最接近这个标准的人。只有百分之一参赛女性的测量数据接近诺玛的数据。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一个甚至两个特征上处于平均水平，但在九个不同的测量上都达到数学平均值的机会在统计学上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几乎不可能。 但是，由于“正常”一词被用在人身上时、总是将平均水平和理想目标混为一谈，诺玛让人们开始不仅仅追求特定体型或体形的平均值。当诺玛和诺曼的明亮白色石膏雕像作为“美国本土白人”（这是它们在克利夫兰健康博物馆的标签上的标注）向公众展示时，它们树立了一个标准——“正常”的美国人就是年轻健壮的白人；其他人群（如有色人种、残疾人或老年人）先前已经被排除在研究数据外，此刻甚至会被认为不够美国化。无独有偶，1917年的陆军甲种智商测试（Army Alpha IQ test）依据参试者对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的了解程度进行评判，因此得出结论，相对不熟悉这个文化的人（如移民和工人阶级，包括许多有色人种）的智力较低。和“普通人”的概念一样，这个测试也让人们更加坚信，某特定类型的人才是“正常”的，即使他们并不是统计意义上人数最多的人。 好像我们从没有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明白我们对罕见或不寻常事物的假设总会被证明仅仅是假设而已。1889年，英国心灵研究协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进行的幻觉普查表明，看到或听到其他人没有看到或听到的东西的经历比想象中更常见，且不一定是不健康的表现。在他们对17000人的调查中，2272人（13%）表示他们经历过幻觉，当一些经历（包括发烧和梦境导致的谵妄）被研究人员剔除后，这一数字减少到1684（约10%）。1948年，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发现，与普遍看法相反，同性性行为很普遍，且是“人类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残疾社会模型认为*，残疾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属性或健康状况而残疾，而是因为社会不能适应他们的需求：这个社会是一个为所谓的普通人设计的。“正常”既是一个医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 不过，许多人仍然不由自主地每天质疑自己是否正常。这个习惯有时候确实有用。它或许可以让我们及时发现危及生命的疾病、或支持自己和我们爱的人度过难关。例如，当我的伴侣反复出现尿路感染时，我坚持认为这在男性之中并不正常、他应该去看医生；我们因此得知他得了前列腺癌。然而，虽然“正常”的概念有时的确有用，但我们依旧应该时刻叩问自己在比较中究竟使用着什么标准。我们有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对阶级、种族、性别或性取向做出了假设？如果是这样，那极有可能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不断的观念灌输，使这些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常常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 相异而非相同，才是人类的规律。1938年于哈佛医学院展开的格兰特研究（The Grant Study）意在了解“普通年轻人”，不过其实只调查了美国人口中的极小部分精英。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静息脉搏从45次到105次不等，呼吸频率从每分钟4次到21次不等。甚至体温也不同，范围横跨97°F（36°C)到100°F (37.8°C)，只有“不超过18%的人”的体温是“通常可接受的平均值”（98.6°F[37°C]）。行为和性格的差异就更大了。正如金赛在《人类女性的性行为》（ Sexual Behaviour in the Human Female , 1953）中所写，科学家们不得不“使用平均值以便比较两个不同群体最突出的特征”，而这个情况常常在强化“正常”的概念。金赛进一步指出，这些平均值掩盖的个体差异，实际上恰恰才是“人类性行为中最一贯的现实”。他发现，人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差异，远大于男性和女性间作为不同性别的差异。

如果我能回到过去、安慰年轻的自己，我一定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多样性。我会对自己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与平均值比较、并为之担忧呢？”没有人能在所有方面都是正常的，更何况平均值也不一定就是健康的。如果你想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标准，请辩证地审视你想要达成的这些状态。我们历史中的正常标准通常是精英主义且排他的（尽管这一结果总是无意中形成的），强化着对性别、种族、残疾和社会阶层的偏见。到头来，多样性和差异性才是人类之中最普遍和常见的状态。

审校后记：
Dora：若“正常”一词之中的“常”代表着常规和常情，那么“正”或许是在暗示着“正确”——我们口中的“正常”总是不仅仅在描述一件事发生的频率，更是在对其进行着价值判断。本文呈现了不少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并以此为读者带来了重要的辩证思路：大家对于什么是“正常”的认知，可能是各类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下的结果、可能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更可能不等同于绝对的正确。“想要和大家一样”的诉求，是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难免会有的人之常情，但正如文中所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比相似之处更多。辩证地看待所谓正常的定义，可以让我们更完整地认识周遭和自己。 作者与译者简介： 作者Sarah Chaney，伦敦玛丽皇后大学研究员。著有Psyche on the Skin: A History of Self-Harm(2017), Am I Normal? (2022) 译者Lesi，心理学本科在读，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充满好奇。
审校Dora，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生。
原文链接：https://psyche.co/ideas/worried-youre-not-normal-dont-be-theres-no-such-thing 本文译文由“神经现实”团队翻译，《赛先生》获授权转载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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