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来,如果不是对高句丽搞了那三次“特殊军事行动”,隋炀帝杨广,本来应该以“千古一帝”的形象名垂青史的。
地位很可能相当于后来他的表侄李世民。
不信你把杨广的生平,挡住后世史学家对他的私生活八卦和打高句丽之后的行迹不看,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光辉的“雄主”形象——
他当晋王的时候就领军平灭了南陈,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崩,他顶班继位,建号“大业”。在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营建并迁都洛阳,修大运河,改州为郡,统一度量衡,西征吐谷浑,北服突厥,万国来朝,文治武功一时都达到了极盛。
当然,杨广这个人的缺点是不爱惜民力。可是,爱民这一套,在中国古代评价一流皇帝时,从来都只是个“选修课”。
你想想,在杨广之前的那些大有为之君,什么秦皇汉武,哪个爱惜过民力?
秦始皇统一霸业血流成河,汉武帝打匈奴天下中户以上“率破之”。中国古代帝王的评价逻辑是:只要你能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建立伟业,对老百姓好不好这事儿,可以一笔带过。
而看看隋朝的版图,你觉得不大么?爽吧?

就像杨广给自己选的那个年号一样——大业。是的,杨广知道,想当千古一帝,求“大业”就好。
至于百姓……朕的事业很大,你们忍一下。
然而,似乎历史就是要给这种扭曲的大帝史观一个教训一般,它让杨广碰上了高句丽。
高句丽不是高丽,它的核心区域位于今天的辽东。
“辽”这个字古通“潦”,河水泛滥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上古时代,让辽东得名的辽河(潦水)是一条经常泛滥的河流。再加上纬度较高,光照和气温不足,于是辽河流域就呈现出了一种用兵者异常头痛的寒温带沼泽地貌,一年四个季节,夏天河水泛滥、春秋两季沼泽遍野、冬天能得鼻涕泡都能冻住,就这鬼天气,拿破仑早生一千年丢那儿都没辙,何况杨广。
而有一句杨广听了肯定会在坟里气的打滚的大实话,那就是:别看这小子打了那么多年仗,他其实不会用兵。
与他表侄李世民后来经常上演以少胜多的精彩战例不同,杨广领军打的胜仗说起来都相当乏味,平南陈、征高句丽、包括北巡去吓唬突厥,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大军一把拍上去,搞一个投鞭断流的效果出来,对方一看这个架势,心理素质不太好的一般直接就吓尿了。隋朝的国力和杨广的不拿老百姓当人,让他可以非常方便的上演这种“有兵任性”的大手笔,并且一贯屡战屡胜。
但到了辽东,这招不好使了。
整个战争中,高句丽军队的抵抗发挥了点作用,但有限。担当抗隋主力的还是当地的“泥将军”加“冬将军”,兵越多,来这儿越施展不开。
而杨广又偏偏创造了一个古代用兵史上批记录的大规模用兵——大业八年(612年)伐辽东,征兵一百一十三万,民夫二百多万。
糟糕的地理条件和大规模用兵必然带来的补给损耗,极大的扭曲了战争天平,于是第一次伐辽失败了。
满心期待等着“一月二十二日灭一国,当代秦皇汉武一战封神!”的杨广同志,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
朕领兵百万、御驾亲征,怎么没一屁股坐死丫的高句丽呢?不能够啊!
一定是今儿早上起床姿势不对!
明年,明年给朕再打!
于是大业九年,杨广领军百万,再征高句丽。
这个时候,连年战争消耗其实已经让天下骚然,各地都有农民军起事。
但你跟杨广这号人说什么载舟覆舟、陈胜吴广,他是听不懂的。
他觉得这帮泥腿子都是不过是“贼”而已么,打完高句丽,哥带着骁果军分分钟就把你们全收拾了。都给朕等着!

这些消息传到杨广那儿,都是无效信息,他依然活在他的“大业”里。
但到了当年六月,终于有一个杨广听得懂的有效信息传来了——
杨玄感反了!
杨玄感这小子,是隋朝开国元勋杨素的嫡子,绝对的权力核心圈层中的人物。所以在杨玄感眼里,杨广那是一点圣君明主的光环buff都没有。就是个纯纯的邻家大哥——这就不是从小带我撒尿和泥、上树掏鸟蛋的广哥么?几天不见又拉了?仗打的这么菜,彼可取而代之啊!你家姓杨、我家也姓杨,你爹还是我爹扶上位的呢。当然,公开场合,小杨同志还不敢这么挑衅大杨。人家的自我宣传说的特别感人:“我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听听,说的多么入情入理、慷慨激昂,比后世什么“尊皇讨奸”啊,什么“拯救俄罗斯母亲”啊,对味儿太多了。此话一出,杨玄感顿时就成了大业九年的“感动大隋”的年度人物。史载,玄感起兵之初,率众止万,但“从乱者如市”——响应这哥们的老百姓热闹的跟菜市场一样。等到几天后过黄河,杨玄感点了点手下的兵马,发现已经凑了十来万人了。这个问题也有人帮他想了,那就是后来成为风云人物的李密,此时他正在杨玄感帐下当谋主。杨玄感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的下策才是上策,我如今起兵,将士们的妻儿老小都在东都,不取洛阳众心解矣!因为李密后来在隋末搞出的动静比杨玄感更大,所以后世很多史学家看人下菜碟,说杨玄感脑子抽了:人家李密那么好计策他不听,非得自作主张打什么洛阳?傻x。但实际上,剥离了历史的后见之明,这话还真不好这么说。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局势:当时杨广亲率隋军主力在辽东跟高句丽死磕,虽然师老兵疲吧,但那好歹也是号称百万的大军。真听你李密的,从黎阳仓千里奔袭,去打幽州,打不打的得下来且放在一边。就算此计得逞了,杨广得到消息之后立马回师怎么办?就问你一句,你杨玄感振臂一呼招来的这十来万从义百姓,真打得过杨广的御林精锐么?别闹了。杨玄感是世家子弟,吃过见过的人,他心里有数,真刀头见血,肯定抗不住。那剩下的路就只有一条了,趁着杨广忙于外战,内部守备空虚,搞个“偷袭”,直接把首都给拿下了,占着皇亲高官们的妻儿老小、家业家产,造反大业不就成一半了么?你看,古来军头起兵作乱,都是这么个套路,杨玄感这个方向感是没错的。起兵作乱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赌,大概率成不了,所以杨玄感搞那些悲情发言,说什么“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才有人信么。但杨玄感这人运气比较不好,作为隋末乱世第一个跳反的非大众脸,他一脚踢在了隋朝这座虽然摇摇欲坠、但尚能支撑一段时间的破房子上。洛阳没打下来,隋炀帝得知消息,又赶紧回师,里外夹击,杨玄感很快就兵败身死了。以史学家们的后见之明而言,杨玄感叛乱的爆发与平定,似乎是上天给杨广的一个警告和机会。老天爷在告诉杨广:连年的战争,民力的损耗,已经让隋朝来到了一个民怨沸腾、天下骚然的临界点上了,甚至连杨玄感这样权力核心圈层的人物也开始“君子见机”了。这一次侥幸平定叛乱,似乎应该赶紧改弦易辙了。历史对杨广的这样的君王是格外宽容的,这个时候,哪怕他不发个轮台罪己诏,明确检讨过失,只要以后彻底罢兵辽东,与民休息,天下不就转危为安了么?你得带入到他的处境,用他的算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他此时已经“回不去了”。说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古代史常识——中国古代历史上,每个朝代虽然都有皇帝,但各朝代权力构型,是有巨大差距的。在“皇帝”这个相同的名号下,皇权的内核在不断变化。具体的隋朝,用今天的政治学理论去解读,杨广甚至整个隋王朝,是典型的克里斯马型权力。他爹杨坚能够在一众关陇贵族集团中脱颖而出,代北周而自立,他自己能够在一众兄弟中脱颖而出,取代大哥杨勇当上太子,靠的是什么?不就是他们至少表现得比别人能干,比竞争者更“贤”么?所以杨广这一辈子心心念念所要维护的,就是他那个永远比臣下更英明的雄主形象——灭南陈,我赢了!打吐谷浑,我又赢了!都看看,朕多牛逼!而跑到突厥家门口去巡幸,让处罗可汗撅着屁股给他在大帐亲自拔草,这个折辱看似完全是不必要的,但杨广为什么一定要搞呢?就是要让突厥人和自己的臣下“明尊卑”。是的,在隋代那场“权力的游戏”中,杨广想要维护他的统治,就必须维护住雄主的形象,必须完成他的“大业”,不断增高自己“权威分数”,如此才能指使得动那些高傲的关陇贵族,以及那些远处草原、各怀心思草原酋主。他必须一直展现自己的坚决、强硬与胜利,否则这个权力大厦就会顷刻间崩塌。而从这个角度讲,杨玄感的叛乱与平定,对杨广来说就不是一个为时未晚的警告和机会,而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的确,连年的征战可能已经让民力疲惫到了一个临界点,但杨广能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此时罢兵,不打了。那就变相说明杨玄感发动的那次“兵谏”是正确的,民间广为流传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所传唱的也是正确的,甚至当时已成燎原之势的“贼”们更是正确的。而他杨广,至少在打辽东这件事上,不仅不正确,反而要为已经投入的巨额成本和数万死难的将士负责。这个成本,是杨广负担不起的。隋朝建立以前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乱世,期间皇帝的权威荡然无存,换的跟走马灯一样频仍,这让杨广太知道,一个皇帝如果承认失败、自我否定、失去了威严会沦入什么下场。隋代的皇权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稳固,可正因不稳固,皇帝才不能失败。所以杨广退不得,也没有什么选择。如几个月前站在洛阳城下的杨玄感一样,回到洛阳的他,此时也只能咬咬牙,继续赌下去——再打一次高句丽吧!万一打下来了呢?打下来了,我就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之前的种种,都只是胜利达到前“暂时的困难”,是我杨广以超强的毅力、高瞻远瞩的眼光带领大隋,跨越了之前的种种,达到了这个目标。大隋需要我。这是一个皇帝在什么时候回头,才为时未晚的故事,在把腥风血雨淡化成几行字的史书上,你很可能会觉得杨玄感之乱后,杨广如果收手,就不会成为“炀帝”。但如果你能穿越回那个时代,切身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气息,你会发现那个“折返点”早已过去了,杨广和整个时代的车轮,已经向着那个注定的深渊奔驰而去,不可遏制、无法刹车。请让我引《隋书》中的一段原话回答之,并为本文做结吧:威曰:“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浸成乱阶耳。”是的,“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他不过如马克思笔下的路易·波拿巴,是一个被历史拣选出来,预告时代到来的“工具人”而已。真正惊心动魄的,是苏威的后半句——但恐因此浸成乱阶耳。本文5000字,随性写了历史文一篇,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请把两个号都关注上,并加星,防走散,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