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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看世界第一人——他的挫折,远不是一个人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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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很多聪明人,但最令人心仪的人,是那种对于自己处境有清明的认知而不悔初衷,同时又有着自嘲勇气和能力的人。
这样的人历史上有很多,但不出名的不多,清末郭嵩焘算一个。
谈起郭嵩焘,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他出生于1818年的湖南湘阴,少年时曾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而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
郭嵩焘一生,三次出仕,曾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这期间,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
在数次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郭嵩焘对于家国天下事,有了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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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郭嵩焘一生,他的仕途三起三落,但其对晚晴与西方文明极富洞见。
按照我们今天的“后知后觉”,郭嵩焘在近代士大夫中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一位“先知先觉”者:
● 首先是对西洋特别是对洋人的认知。
郭嵩焘认为洋人也是人,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
● 第二个方面,是对“政教工商”所谓“本末”的认识。
李鸿章与郭嵩焘虽是同年进士,但他对李鸿章并不全盘认可。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焘觉得李鸿章办洋务“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开船、制炮,指望买几艘铁甲船,摆到中国海口,以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焘看来,这是儿戏,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
● 第三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观察。
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
刘蓉曾经议论“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郭嵩焘深以为然。
除此之外,郭嵩焘在英国时便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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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可谓,世人皆醉他独醒。
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可以说,读懂了郭嵩焘,也就读懂了晚清,读懂了中国。
他的存在提醒现在的人们,要有勇气去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透过一段走向世界的挫折之路,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
“郭嵩焘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本书情感浓郁、剖析深刻,读此书犹如进行一次漫漫的跋涉旅程,有时欣喜,有时窒息。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应该读一读。
先知书店深知本书价值,特邀请孟泽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随书附赠《郭嵩焘致曾国藩函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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