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的文字图案也有人打假！

考古发掘的文字图案也有人打假

陈逸民 陈莺

在展开我们的讨论之前，先介绍一本2015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该书的陶器篇中把刻画符号分成象形符号、抽象符号和其他符号，而石器篇和玉器篇，可能是数量较少而不作章节分类。此书十分严峻，每一件器物，即使是陶片，也都交待了出处，以便查考。难能可贵的是，书中也把一些征集品列入，如书中600至602页所示的罐，编号为“南湖87C3-658”，在良渚博物院展出时明确注明为“刻符黑陶罐”“征集器”，图1就是展出时的说明。这件陶罐的刻画符号较多，我们会在后面展开详尽的讨论。把征集品放进这样一本文博界主编的学术著作中，以张炳火为首的研究团队可谓心胸开阔，这种不拘泥于不是考古出土的器物不承认的观点，是认识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我国古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往往是在不经意中由非专业人士实现的。当王懿荣从一大堆中药中寻找商代文字的线索时，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文博人士；当C字龙在三星他拉村被小孩拖在地上玩耍时，赤峰市博物馆原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的馆长苏赫先生并不因为这是村民的发现而遗弃；当王道士向斯坦因介绍敦煌经卷时，斯坦因并没有怀疑这是王道士埋的地雷。器物的真假并不在于是谁发现，或者是以什么方式发现！而在于这件器物的材质、器型、工艺、表面皮壳的附着物及其受沁情况，器物的纹饰图案，所有这些特征是否和器物所存在的时代相吻合。台湾故宫的邓淑苹先生说过“博物馆员依据艺术史的风格分析，以及长期经验所累积培养的鉴定能力，的确可以超前于田野考古发掘，将流散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物，辨识出来”。[1]这种把流散品中的文物辨识出来，才是研究者真正应该具备的功力。也许，在辨识流散器的过程中，难免有假的东西混入，但能力是在不断辨识中提高，绝不能因此而忽视流散品的存在，任何轻视流散品的观点，完全可能导致流散品的毁灭或者流出国门。在良渚刻画符号和文字的研究中，我们必须重视流散品的研究，好在我们的研究没有职称评审的苦恼，没有学术地位的考量，面子更不是我们考虑的因素，搞出些笑话来，也能让人开心，所以就无所顾忌，我们在本书中，会有大量流散的良渚文物出现，非如此，我们就不能认识良渚文明所创造的辉煌。

不少学者一定会置疑这些流散的良渚文物的真伪，因而它们所承载的文字的真实性也一定会受到置疑。

我们很难顾及这些置疑，即使是出土的文物也为受到不少的置疑！在个别人眼中，凡是不合自己观点的、凡是不和自己一个学派的、凡是和自己有过过节的、凡是没有显赫学术地位的研究都会被置疑。

比如，著名的丁公陶文，它由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但是，还有学者对它表示怀疑，而山东蓬莱一中的王显春则以克里斯蒂的笔法和布洛的精明，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此表示极端的怀疑。

河南贾湖龟甲刻符，1987年5月被河南贾湖考古工作队队长张居中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这枚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有着类似象形字和方块字(目、日、父)的文字。有人认为所谓的文字是在发掘过程中刻上去的。其理由是距今8000年前没有象形字，更没有方块字。由此张居中等被列为造假的嫌疑人。

而同样是1987年发掘的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1号主墓，2、3号从墓）。1987年8月以后，西水坡考古工地总指挥孙德萱发现龙虎墓，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冯时先生发现北斗、四象等。该墓刻意表现的是春秋以来的天圆地方”思想和“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也称为四陆、四灵、四兽或四宫”的天文观，有人以蚌塑技术始见于“文革”，而龙的造型是模仿了现代工艺品为由，置疑该墓的嫌疑人为孙德萱，规划设计嫌疑人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

1993年4月，江苏高邮龙山文化龙虬庄发现陶文。有人又以陶文的字面留有西夏文和手写英文的痕迹为由，又根据张敏的表白和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2]判断并置疑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张敏以及周晓陆为龙虬庄陶文的制造嫌疑人。

只要打开百度输入“李学勤造假”五字，就能搜索到33900个类似的信息。有趣的是，笔者曾在2011年的上海书展中，在电梯上把一个由邵国田先生发现的流散良渚陶片上的符号（图2）请教李学勤先生时，他客气地指出这是一个伪造的刻画。李学勤先生同样置疑流散的出土器，这就是流散器物最容易得到的待遇。由此可见，即使如同李学勤这样的学术权威，他的置疑和他被置疑，也是经常的事情。因此，置疑和被置疑在学术领域是经常可以碰到的事情，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和肆意抹黑，相互置疑就是学术探索的润滑剂。

最为著名的文物置疑事件就是轰动一时的曹操墓的发现，新闻界的置疑一直不绝于耳。

难道因为这些置疑就能阻止它们的存在和研究吗？

[1]《故宫文物月刊》

[2]《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