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之蜜糖，我之砒霜——“土地兼并”何以成为了古代中原王朝的独有顽疾

皇权从不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皇权本身就是让土地兼并成为问题的那个问题。 各位好，昨天《 大唐的盛世崩解，其实很像苏联 》一文，谈了一点唐代均田制，结果有读者不同意，他说：小西，均田制纵然有万般不好，它毕竟遏制了土地兼并，为防止自耕农破产起到了作用，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了，贫者无立锥之地而纷纷揭竿而起，王朝不就灭亡了吗？ 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非常有普遍性，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会学到，中国古代帝制王朝周期性灭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最重要原因，似乎就是土地兼并问题。每个王朝，一旦“承平日久”、农业经济充分发展，富裕的农民就会买地，成为地主，把同村同乡比较穷困的农民变成他的佃农，最后事情会发展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土地挤压出的剩余人口就会出现不稳定，最终成为灭亡王朝的火种。 这样看来，像唐朝“均田制”这样的制度，似乎确实是皇权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难题而进行的正向动作，是值得肯定的。 这个理论似乎能够完美自洽的说明中国帝制王朝的循环问题，可是它却有个悖论，就是没有办法横向对比于中世纪欧洲。 中世纪的欧洲当然不存在什么土地兼并问题，因为在封建采邑制度完成同时，土地兼并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都属于封建贵族和或其扈从骑士，而农民则沦为了农奴。 这听上去似乎非常悲惨，但奇怪的是，整个中世纪欧洲其实甚少发生农民起义，偶有发生、像胡斯、闵采尔这种，居然往往是因为宗教这种看上去非常奢侈的理由。这就会让初读欧洲中世纪史的中国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难道欧洲中世纪的农奴耐受度要比同时代东方农民高那么多么？还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反动势力空前强大血腥，成功镇压了农奴们整整一千年？ 而进一步深入研究，你会发现更加有意思，在一些欧洲封建制度不那么典型地方，农业生产方式会有一些非常奇特却自然的变种，比如在英格兰，在大庄园地主与自耕农之外，就长期存在一个“约曼农”（ Yeoman ），写作《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曾经深入研究过这个阶层，并认为他们才是英国中世纪农业社会的主体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动者。

约曼农这个群体相当特殊，他不同于普通自耕农，其耕地面积较大，需要雇佣他人为其劳作。可是又不同于大庄园封建主，与其佃农（农奴）之间存在那种半强迫的封建义务。 受他们雇佣的耕作者被称为“雇工（ employee ）”，这个词儿其实就是今天英语公司职员的意思。约曼农与其雇工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像今天公司里的老板与职员，双方签订劳动契约，约曼农付工资雇佣雇工干活，如果土地收成好，约曼农还会为其雇工提供奖金（英文奖金 bonus 这个词最早也是在这种关系中出现的）。 这种相对灵活的雇佣关系，在 12 世纪以后的英国逐渐成型，且由英国众多中小骑士和长弓兵运营的这种“约曼庄园”相比大封建主的庄园更有活力，非常类似于今天小快灵的创业公司往往能比庞大僵化的大公司高效，因而总能屡屡击败后者。于是在中世纪盛期以后，约曼农以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面积，成为土地市场最积极的参与者。英国的传统庄园制就这样被淘汰了，约曼农成为了英国农业的主要经营者和承租者。

而这些约曼农在“内卷”，将英国国内土地和雇工价格推高到相当程度之后，很自然就产生了“资本溢出”，开始投资商业、手工业、乃至工业，亦或者，他们会集资前往新大陆，在“处女地”上继续他们的约曼庄园生意，英国第一家殖民地企业“弗吉尼亚公司”最初就是这样建立的。其入股者绝大多数都是约曼农。 所以麦克法兰的判断是正确，约曼农确实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动者、甚至是社会脊梁。拿破仑嘲笑英国是“小店主国家”，以及英国人自己引以为豪的乡绅文化，都发轫于这种传统。 类似的故事不仅在英国发生过，在后来的德国也发生了，德国“容克贵族”阶层说白了，其实就是次等贵族、小地主，而他们与英国的约曼农一样，同样是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转型工商业最积极的。容克地主的代表，“铁血宰相”俾斯麦本人，就是小地主兼小资本家，家里除了有若干田地之外，还有三家面粉厂、两家水泥厂、一家机器厂。甚至俾斯麦经营其国家的方式，也非常像一个约曼农或容克经营他的小庄园、小商铺——精明、谨慎、重妥协而又顺其自然。

俾斯麦骨子里其实也是个“小店主”。 约曼农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古代中国土地兼并迥然相异的叙事逻辑—— 在摒除政治要素的农业社会，在正常的自由发展状态下，土地兼并非但不应该是一种难解的顽疾，反而应该是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的发动机。 一群最会 “ 营生 ” 的农民通过收购兼并、商业雇佣的方式将其他农民吸纳到自己主导的生产协作中来，本应是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等到农产品价格走低，土地价格升高，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将资金盈余转向工商业 ，自己则从约曼农转型为商人和企业家 。 那么，为什么这个看似自然而然的过程，却没有在古代中国发生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其实，如果你观察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最初的盛世——文景之治，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非常有类似的气息的，《史记·平淮书》中有言：“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老百姓普遍乘马，骑头母马你都不好意思出门打招呼。 可以想见，如果汉代社会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可能也会出现自己的“约曼农”群体，通过商业雇佣协调农业生产，并完成积累之后转向工商业。 但转折出现在汉武帝一朝。 身为“大有为之君”，汉武帝这个人酷爱打仗，可是打仗需要军费的，而汉武帝的那个打仗方式……说好听点叫气势恢宏吧，数万将士数十万匹军马出关，回来个十不存一是正常现象。 朝廷如此烧钱，国库日常见底，钱从哪儿来呢？ 于是就有桑弘羊这样的“聚敛之臣”给皇帝出奇招——盐铁官营、专卖啊！ 这一招，对汉代的富户们算是打蛇打在了七寸上。 因为如前所言，约曼式的农业资本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有本能的冲动要向工商业溢出，而汉代的工商业主要的大项就是生活必须的盐和生产必须的铁。 农民想提高生产效率，自家地种的想比别人家好，靠什么呢？靠的就是制作、购买更精良的农具。现在好了，盐铁官营，官卖的犁又粗又笨，但不好意思，你还必须买。种地攒下了一点本钱，想到外地去倒卖个私盐，赚点车马钱？不好意思，犯法，要砍头的。 于是汉代民间资本流向工商业的出口就被堵死了。只能在农业上积聚。而汉武帝又不失时机的推出了“算缗”和“算缗”，说白了也就是财产税，你钱屯在家里也不行，朝廷要抽成、抽重成！ 那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民间富户积累的财富，既不允许流向工商业、屯在家里又要被朝廷抽成。那么作为理性人，他们会把钱投向哪里呢？ 当然就只有土地。所以汉武帝的制度建设，等于给民间的土地兼并开了一个大大的加速器，自武帝朝以后，一个名词开始更频繁出现在史书中，成为延绵两汉、魏晋、以及南北朝的顽疾——豪强。 豪强不是普通的地主，他们本质上是民间农业资本为了对抗帝制王朝的过度汲取而产生的一种“应激策略”。 为了能在朝廷过于严苛的捐税制度下生存下去，豪强会通过私人武装和入朝为官等多种策略来“白道黑道都走”，最终获得朝廷减免他们赋税的特权。 而一旦豪强或世家大族能够通过与朝廷的博弈获得各种特权，它一定会将这个特权转租出去——大量的自耕农会主动把自己的田地卖给有特权的豪强换取庇护。 自耕农们当然并不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豪强的荫蔽，哪怕给东家多交点租，也好过由自己直接对抗更加苛酷的皇权。 而当一个王朝发现自己可以直接获得赋税的自耕农大量流失的时候，它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对剩余的自耕农抽更重的赋税，如此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多自耕农依附于豪强，则朝廷越缺钱、税就越重，税越重，农民越纷纷于依附豪强。由此土地兼并才成为了中国古代王朝难解的顽疾。 当然，面对豪强的反击，朝廷也并不总是坐以待毙的。“均田制”以及“编户齐民”这种政策，本质上就是为了抑制豪强、保证朝廷对大多数自耕农进行直接汲取而产生的。所以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唐代当一个登籍在册、享受朝廷“授田”的自耕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

名相狄仁杰曾写过一篇《乞免民租疏》，生动的反映了在“盛世大唐”的均田制下，授田的自耕农到底过得是什么日子—— “ 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 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检有籍历，大半除名，里里乡乡，班班户绝。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谨以奏闻，伏候敕旨。”
是的，从对敦煌残卷等唐代文书的考证看，均田制下即便不计算行政带来的冗余浪费，受朝廷直接管理的自耕农也处在一种轻易就会破产的状态。为了逃避这种无尽的国家佃农生活。大量的自耕农们宁可把土地连同自己“卖给”豪强。 这就造成了自唐初开始就非常严重的逃农现象。 一个被经常提起的数据是，隋朝大业五年，天下户口总计 890 万，到了唐朝贞观年间，下降到不足 300 万，难道隋末乱世让人口减员足足三分之二么？这当然不可能，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原本被“编户齐民”的自耕农趁着中央皇权的虚弱成为了“逃户”，而他们的逃其实也不是真的离开了田地，仅仅是在地方豪强、大姓的荫蔽下成为佃农而已。 当然，豪强大姓们也不是什么大善人，中国古代的佃农名为佃农，但其上缴的地租一直是持续性的高于同时代欧洲农奴的，更不可能产生英国“约曼农”与其雇员之间那种类现代的宽松劳资关系。这就导致了一遇灾年，古代中国农民非常容易破产、“相聚为盗”，进而成为中国独有的朝代更替的导火索。 而豪强大姓们租子敢把地租收的这么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知道，前来投效的佃农们没有选择。地租虽高，但总好过去当被“编户齐民”、直接受朝廷剥削的自耕农吧。所以郭德纲说的好，“全靠同行的衬托”，豪强作为皇帝的同行，就这么被衬托出来了。 是否想起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的，我高度怀疑，柳宗元想暗示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土地兼并是蛇，那么，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是的，毋宁说，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皇帝本人其实就是最大的地主，他与豪强、世家大族争抢佃农的过程，构成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主要部分。 在这一点上，谈的更透彻的，是清代官员李调元的《卖田说》：

怕有朋友看不懂，我简单把这个故事翻译一下： 自家有田比租别人的田要好，这事儿按说是个常识。但李调元告老还乡后却发现，他老家四川当地却风行把地卖给大户，自己租田种。 李很奇怪，就问一个来访的佃农，他们到底咋想的？ 那个佃农回答他说：朝廷的法定税收表面上似乎不重，日子还能过，可是实际上地方官府会经常进行摊牌加征，各种苛捐杂税都要从自耕农们身上榨取。可是如果你把地给大户，作为依附地主存在的佃户，就不再成为官府勒索的对象了——因为有大户罩着么，官员不敢过分欺负你。因此，哪怕地主每年拿走我的一半收成，也比当自耕农直接面对官府要强得多。 李调元听了以后恍然大悟：既然有这么多好处，干脆我也卖掉自己的田地吧！ 不料，人家佃农却笑他：“您卖什么地啊？！您和我们可不一样，您自己就是退休老干部，且名声一直很好。哪个地方官员见了您不是以礼相待？那些收苛捐杂税的小吏们也根本不敢欺负您啊！只不过吧，您这个特权依赖于自己的功名，如果子孙后辈当不了官，怕是落得像我们这样的处境喽！——哪怕家里有田，也得投效给别的有功名的大户做佃农！” 李调元送走这个佃农之后大发感慨，跟自己的子孙们说：“你们听明白没有！今后怎么敢一日不读书（考科举、当官图功名）啊！” 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真的很感叹——中国两千年的帝制走到清代，终于出了个李调元，用这样一篇千字小品文，讲清楚了土地兼并问题的实质： 中国历朝历代的帝制皇权，其实从来就不是土地兼并问题的调和者，甚至自然的土地兼并本就只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不会产生社会问题，甚至可以助推社会发展。但过度集中、不受限制还要“利出一孔”的皇权，却让土地兼并畸形发展，最终成长为了“王朝毒药”的关键。 我们或许可以套用里根的某句名言来总结： 皇权并不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皇权本身就是让土地兼并成为问题的那个问题。 ——是的，人类的历史上，自由发展和财富本身，从不自发的产生问题，真正带来问题的，都是别的一些东西。 全文完 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