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和文明三要素

良渚文化和文明三要素

陈逸民 陈莺

因为是“元”中国，所以在探讨良渚文明对中国起源的影响时，必须对文明产生的要素叙述我们的观点。

刻画符号由此形成的文字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标志，这种标志促进了世界性的人类寻根思维在现实中的努力，由此形成的文明的探索应该是全方位的广义的和发散性的。但在学者的总结和归纳中，逐渐把文明的出现限定在三个限止中，这就是文明的三要素，即城邦的出现、青铜器的应用和文字的使用。

在探讨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中，许多学者都以文明的三要素作为确定5000年前的中国是否已经达到文明社会的标准。在本书讨论的良渚文化的社会状况中，如果机械地以这三条标准来判断良渚社会的发展阶段，也许会简单地以良渚社会还处于新石器时期而一言概之，从而对“元”中国的忽视。然而，当良渚社会的城市轮廓被考古发掘证实之后，关于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是否已经达到文明社会的阶段，已经成为学界一个十分热烈而又敏感的话题。

2007年发现的良渚时期古城，其年代上限很可能在公元前2300年至2600年之间。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从史前社会人类聚居的角度观察，它足以称得上是一座古城，其2.9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没有合并前的上海市静安区三分之一的面积，把它称之为古城丝毫不错。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后世海堤的偶然围接。[1]可喜的是，这种置疑已经逐渐被不断出土的实物所否定。

古城已经存在，文明标志的青铜工具又在哪里呢？其实在寻找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没有必要被西方现代学者所确定的文明三要素所左右，西方现代学者确定的三要素不一定完全符合全人类早期社会的全部社会现象。文明的发展不可能是线性的，不同地域的人类早期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完全可能存在不同的模式，所谓青铜工具换成比较成熟和发达的生产工具似乎更为妥当。而良渚文明有着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它的玉器极为发达，它已经不同于石器时期比较简单粗陋的生产工具，在其作为实用工具的同时，不少玉器已经具备礼器的功能。如图3和4是实用的工具，而图5和6则是作为礼器使用的玉琮和玉璧。良渚出土玉器往往一次就以千计，总计出土的良渚玉器有数万件之多，还在不断增加之中。由此可见，制玉用玉已经是良渚时期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玉的广泛使用，已经是良渚时期一种十分发达的文化现象，玉渗透到良渚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良渚人的精神生活几乎被玉所制作的礼器所左右，因此，把良渚的用玉和制玉现象来替代青铜器的使用作为良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不仅在考古实践中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理论研究中也是完全值得探讨的。

剩下的就是良渚时期是不是存在文字，如果良渚社会已经出现文字而且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把良渚社会定为我国早期文明古国的说法就完全站得住脚了。

2015年4月出版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罗列了600多个陶器和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它羞羞答答地认为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文字的萌芽。这种学术的羞涩是以学术的严峻为基础的，它虽然也把一些征集品作为讨论的依据，但仅仅局限于文博工作人员自己征集的流散在民间的藏品。但这种严峻到刻板的思维方式，又使一些明显为良渚时期出土器物的陶器和玉器，被排斥在外，不管这些陶器和玉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这些流散在民间的陶器和玉器，上面有很多刻画的图案、符号甚至文字，从它们图案的精致程度、线条的连接刀痕和皮壳上下的一致包浆来看（我们这里不详细论证这些器物的鉴定过程和结论），都足以证明这些流散器物的可靠性，排斥它们，很可能就排斥了已经放在我们面前的良渚文明，就可能会对一种我们还未认识的我国早期文明失之交臂，就可能失去对流传已久的我国早期社会的种种传说寻根溯源的机会，尽管这些传说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中的神话，这种神话的历史性解释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唯一要做的就是对这些良渚陶器和玉器上的图案、符号和文字做一个公正客观和严肃的研究。

[1]参见《观察与思考》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