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科和民科，从甲骨文的发现谈起

官科和民科，从甲骨文的发现谈起

陈逸民 陈莺

在提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图案、符号和文字之前，不得不对流行于文博界和相关学者中的一些主流观点谈些看法。

人类用文字记载了自己的历史，这种写下来的历史就被称作为文明史。

但是，人类的历史绝不开始于写下来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往往比被记载的历史更为久远。这种被称为史前史的历史，如何寻找如何发现如何解读？王国维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著名“二重证据法”，这个观点自从提出之后，就被我国学者奉为圭臬，大大地促进了我国早期历史的研究。

在王国维那个年代，也就是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最为令人称道的用“双重证据法”发现和解读历史的事例就是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译，它把一个和史记记载的商代历史基本吻合的事实奉献给史学界，让所有怀疑商代客观存在的学者，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学者闭上了嘴巴。

王懿荣的发现和王国维的解读是近代历史研究的划时代的大事。

严格地来说，王懿荣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博学者，用现代话语来说，他不是一个“官科”，只是一个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他跨科进行考古学的研究，在现代绝对会被讥笑为“民科”，充其量只能是个民间学者。当代有不少社科院或者大学的学者，或者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科学家，或者是各级政府官员，甚至是民间有兴趣的各类人士，因为跨科进行考古学或者文物的研究而被讥笑的事例比比皆是。还好那时没有文物局没有考古所没有大学的文博学院，谁高兴都可以进行文物或者金石学的研究，于是乎，一些吃饱了撑的朝廷官员、富翁商贾、缙绅乡贤乃至古玩商人，都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使得有清一代的金石学声誉鹊起，为甲骨文的解读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这段历史，无非是想说，学术没有什么官科和民科之分，学问的大小不一定是由职称的大小所决定的，更不是由学者所处的平台所决定的。谁都可以从事研究，只要这种研究的确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对社会有所贡献。

还需要说明的是，王懿荣研究的文物，并非是科学出土的甲骨，关于他在中药材中发现甲骨的故事不管是否符合真实，但他一定不是亲自去殷墟发掘甲骨，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而他能够在非科学出土的甲骨中发现商代文字这个事实，比起那些只会从考古出土的材料中研究学问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如果王懿荣抱着一个冬瓜脑袋，只认所谓考古出土的材料，那么，我国商代历史的证实，不知要被推迟多少年？！

故宫没有的甲骨文，被王懿荣发现和研究，被王国维解读和翻译，只有中药店里的甲骨才是他研究和思考的对象，要是放在今天，不被“官科”们笑死才怪呢！而商代的历史恰恰是被中药店里的药材证实的。

我国近代史上这个著名的学案，值得引起所有当今学人的思考和引以为戒。它告诉我们两个客观事实：一是对于古代文物，不管它们是收藏于殿堂还是收藏于农舍收藏于中药店，只要的确是古代的文物，它们同样是研究的对象；二是研究者可以是文博学者，也可以是社会各界人士，无所谓官科和民科之分，更没有官科比民科高尚和高级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