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我自己在面对我的生活
海边的西塞罗约 7 分钟
关于“回来之后，你为什么变了？”
各位好，本来这个号刚刚复更几天，想多更几篇硬稿子，是不想再这样一篇自述心曲的文字的。不过这两天看了几个读者的留言，让我又忍不住想多写几个字。
周末的时候，我用本号的头条发了一则商品推广，把当天的文章给了加图，并在次条写了篇短文做了导引。好多读者对此不太满意，问我头条为什么也发起广告了，有这个篇幅，为什么不关注时事了，比如这几天京津冀地区普降暴雨，为什么不写写？
更有读者问的更直白，问我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当然留言问询的其实可能还是少数，更多有此想法的人，也许直接就取关了。事实上这两天，本号的读者出现了净流出，把我重更后发文增长的一些关注又扣回去了一些。
我对这些倒是不在意，毕竟原创稿子发在哪里是我自己选的，写什么题材也是我自己选的，头条发不发广告更是我自己选的。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什么可抱怨的。
可是面对这么多或留言、或私信的提问，很多还是旧日与我有交集的读者，我还是忍不住想自我辩解一番。但推出键盘，想来想去，又觉得没什么可解释的。若总结，千言万语可能只能汇成一句话：因为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您若懂的话，自然就懂。
关注本号长了的读者，都知道我刚被休假了三个月，而且与去年的被休假不同，这次是没有具体哪篇稿件的。所以重归之后这几天，我一再提醒自己写作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最好一篇稿子都不要被删。可是这确实是很难做到的，您可能知道，上个月刚刚又出了个对自媒体的新规，对“频繁蹭炒社会热点”的自媒体要严厉打击、封号处理。我这个人生性比较驽钝，对到底多长时间写一篇时事评论算是频繁，客观评述和蹭炒之间的边界在哪里把握不准。所以能想到的办法就只有不写时事了，因为我不想再经历一场之前这三个月似的波折——复更那天的稿子我说过了，最近几个月我心态变化挺大的，打击之后的孤独让我很想有个自己的家，结婚的事情已经提上了日程。要有很多私事去忙，这个时候，我不想更不能过于为工作的稳定性而操心。
所以当有广告商提出购买头条的邀约，我自然就答应了——因为相比我自己的原创文章，广告是绝对安全的。当然我会把握广告的品质，并且向您承诺每个周只发一篇头条的广告——各位朋友，我一个周写了六天的原创稿件了，抽出一天的时间省个心，不用担心发出去的文章会闯祸。这不算是很过分的请求吧？您能理解么？
不能理解，那我也没办法。我只是通知您，以后本号会继续这样做。
可能理解他人从来就是很难的事情，真能共情的时候，唯有你和他有相似的处境。
最近华北各地普降暴雨，上个月月中的时候，我也曾写过一篇《在烈日与暴雨下》，讲我和一个外卖员之间的小事。
文章写完之后有朋友问我，怎么突然想起来写这个了。
我自己也是想了很久后才苦笑说：可能是因为，我终于通过自己的难体会到了别人的难吧。
一个外卖员在突降的暴雨中没办法保证外卖能不能按时送到。正如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各种新要求下稳定的保持输出，篇篇文字都让读者有启发、满意。
我只能说我尽力，并且愿意像很多读者宽待我一样理解并感谢那位给我送外卖的姐姐，以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但至于是不是所有朋友都能持续保有这份善意，我是学历史的，我理解，这不能苛求，更不可奢望。
至于“你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我承认这对一个自负理想的写作者来说，是一句很伤人的话。
2000年前司马迁“以口语召祸”宫刑被阉了，任安给他写信，说你现在都是内臣了，怎么反而不敢向皇上积极进言、推举一些贤能之士了？
言外之意似乎就是在说——迁，你是不是真怂了？没种了？你怎么不是以前那个你了？
据考证，司马迁接到信之后应该至少有五年没回信，直到任安在武帝末年的“太子巫蛊之乱”中因为“坐观成败”被下狱论死（最终被判了腰斩），司马迁才把信回了，这就是《汉书》中所记载的《报任安书》。
我坚决不相信，司马迁回这封《报任安书》如此晚的回这封信的理由是如他在信中所说：工作太忙，“迫于贱事”没空回信。司马迁只是知道一个不好明说的事实——任安指责他没种的根本原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想治这个病，除非任安他自己论罪下狱，在大牢的小黑屋里关他几个月，他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没种”了。
所以司马迁才会在这封迟来的回信中不惜笔墨的还原人在监牢里的那个场景：“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他知道，这个时候这样写，任安终于能懂了。
我相信司马迁这样写的潜台词，一定是：你当初要求我怎样怎样，如今你深陷这个处境了，知道有多难了吧？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没受过我的打击，凭什么要我勇敢？
这就是司马迁对任安迟来的委婉吐槽。
还有一件事，是我当初读《报任安书》时始终没理解的——
如果任安如后世推测的那样，是司马迁的好友，那么当司马迁如其信中所言，因口语遭祸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为什么没有替司马迁向汉武帝出头鸣冤？或者至少在司马迁罚金抵罪的时候帮他出这笔钱，免得好友受宫刑之辱呢？
更奇怪的是，在任安下狱论死的时候，司马迁在回信中，为什么也丝毫不提“拉兄弟一把”的可能性？
一个必然的猜测是，任安和司马迁的关系，也许并没有铁到那个份儿上。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种“朋友”，当你因为自己的耿直、勇敢遭遇现实的打击时，他们会在你面前玩消失，躲得远远的，似乎跟你压根就不认识。
可是当你在打击之后懂了些人情世故，说话做事变得谨慎、小心时，他们又会重新出现并指责你，说：哎呀，你怎么不如以前勇敢了？你怎么不心怀天下了？你是不是没种了？你不是当初我认识的那个你了！你终于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等等等等……
对于这样的“乡愿”，可能很多脾气耿直的人直接骂一句“滚粗”也就完了。
但司马迁也许是熟读了历史，直到这种轻易的乡愿是人之常情，而他与任安的友谊，在汉武帝的强力面前连“塑料兄弟情”都算不上。纠结这个没有意义。
读史也给了司马迁一种宽容与温柔，让他依然愿意对有次嫌疑的任安解释自己的心曲。还在写到激动处连发感叹：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是的，我们都是凡人，都是不得不独自面对自己生活的卑微个体。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无奈，不是一两句语言就能说清的。
愿意懂你的人自然懂，不愿懂你的人、一定要苛责你的人……嗟乎，尚何言哉。
但最终，司马迁还是把有些话，对未必真愿意懂他的任安说了。
他说，自己之所以忍辱苟活，并且遭难后说话做事都小心了很多，就是为了写完那本《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我想司马迁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只要你仍有自己内心的操守与志向，愿意忍辱负重的完成你内心笃定这辈子要完成的那个“大愿”，其实你可以不在乎那些“流俗之人”怎么说你变了、怂了、堕落了。
这番心思，确实是在他心中憋得太久了，他需要有个借口将它表达出来——哪怕他回信的那个任安，也未必是他的真朋友。
但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司马迁，他用这封信把那个道理说明白了，什么叫“一个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会为理想悲壮的死去，而一个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会为了理想苟且地活着。”——只要你自己还知道自己胸怀理想，想用自己的才智和此生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那么不得不做的一些小节上的忍让和屈就，就并不寒碜——因为毕竟，我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理想、为了冷静的思考，首先要生活，尽量平静、少波澜的生活。
所以，我也不指望所有读者都懂我。只能向还愿意相信我的朋友再次承诺吧：虽然重新归来，但我其实没变，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这是我一定会守住的底线。
至于其他，诸如头条发不发广告，是否需要劳读者移步才能看到当天的文……
这些其实对我想留住的有价值读者来说都是细枝末节。只能说，愿意理解的人自然理解，愿意跟随的人自然会跟随吧。
今天就这样，自述心曲，又写了篇谈心文。算是对这两天收到的一些质疑的回复吧，以后类似的话不再说了。不管您是否继续关注本号，我都感谢您曾经的阅读与支持。
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