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和人类文明的曙光（1）

陶器和人类文明的曙光（1）

陈逸民 陈莺 宁蔓

我国原始陶器的发展，是和中华大地上文明的进程相匹配的，它是中华大地步入文明门槛的物证。所谓文明，“其特征表现在考古资料的物质文化如宏伟建筑和宗教艺术。简单地说，这些物质文化脱离了日常需要或生存需要，或从实用角度说是无用的东西。当我们看到一个古代社会愿意并能够用相当多的财富去做似乎无用的事情，我们就敬仰这一社会的人民并说他们已经进入了文明。”[1]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中，已经有不少这类从实用角度看来是“无用的东西”。

图17

图6

图版17是一件出土于嘉兴地区的崧泽文化的陶龟，它展示于嘉兴博物馆，毫无疑问，这件龟形陶器，绝对没有实用意义，问题是崧泽文化时期的先民，费劲制作这件表面布满鼓钉的陶龟，而又不能实用的器皿，恐怕不是为了物质享受，而是为了某种精神上的追求而制作这件陶器。联想到崧泽地区位于江南水乡，龟这种动物是先民们日常都能接触的动物，在长期的观察中，龟的长寿恐怕已经被先民们所了解，在人均寿命极低的原始社会，对生命和长寿的渴望尤其强烈，因此对龟的膜拜乃至奉为神灵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制作陶龟，看似无用，却有着原始先民追求长寿这样一种实质的精神需要。图版6也是展示于嘉兴博物馆的一件马家浜文化兽面器耳，它当然没有实用价值，但它一定也是为了满足同一区域人类的精神追求，即对猛兽的恐惧而形成的崇拜。

由此可见，文明的萌芽在江南地区已经悄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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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12至图版218是一组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人和各类动物的塑像，古人制作这样的陶器，说明动物的饲养在当时已经比较普遍，畜牧业是农耕文明的标志，当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在劳作之余烧造这些动物塑像时，不仅说明他们时间的富余，也同时证实其财富的富余，火的使用和陶土的寻觅，已经不是困绕他们的大问题，他们有能力制作一些看似无用的摆设。屈家岭文化出土的这些陶猪、陶羊、陶象也应该是生产力发展后可以有多余的时间来制作满足精神生活需要的陶器。

[1] 张光直，《商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3月北京第一版，P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