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书店店长荐书杜兰特：与历史决裂的进步，根本不存在先威尔·杜兰特/2023年08月24日/约 4 分钟 若以国家、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貌为背景，“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进步难道只是每一代自诩“现代”的人，徒劳无益、习惯性的吹嘘吗？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就是科学的中立：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坏起来也更厉害。现在想来，培根骄傲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多么不合适啊！有时我们感到，相比于今天我们一再努力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们的目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在强调神话和艺术，而不是科学和力量，其做法显然要更为明智。▋文明史上，进步并不是普遍的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进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有没有更客观的定义呢？这里，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个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最低等生物的标准。我们不能要求进步是持续不断的，或者是普遍的。我们不应该把某时某地的作品，拿出来和人类各个时代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佳作品进行比较。我们的问题是，是否平头老百姓也都普遍增强了他们控制生活条件的能力？▋现代文明的幸福，历史上不曾拥有在文明国家，最低层的人与野蛮人相比可能只是略有差别，但是，在这之上，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达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这是原始人难以企及的。我们身处城市生活纷乱的压力之下，有时很想逃避回到文明前的淳朴生活方式。但是，这也只是偶尔的想入非非，我们知道这是对现实工作产生的一种逃避反应。将原始人偶像化，就像年轻人的其他许多心情一样，也是青春期一种不能适应环境的发泄表现，是自觉的能力尚未成熟、尚未派上适当用场的表现。“友好而潇洒的野蛮人”也许很开心，但是他要刀不离身，他得吃昆虫，他浑身脏兮兮。一项对现存原始部落的研究显示，他们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生命期都很短暂，体质和速度都不太强，更容易得病。如果生命的延长表明了对环境有更大的控制力，那么死亡率就宣告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中，欧美白人的寿命已经延长了三倍。在现代国家，饥荒已被消灭，一国生产的粮食不仅喂饱自己有余，而且还能出口动辄以百万计蒲式耳的小麦给需要的国家，我们能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吗？我们可以承认古人在艺术上的优势，但是我们可能有人更喜欢巴黎圣母院，而不是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这种幸福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甚至在伯里克利或者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也未曾出现过。▋传播的过程被打断，文明就可能死亡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人死功绩在。一些宝贵的成果，历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一直存在着，例如火与光的发明，车轮和其他基本工具的制造；语言、写作、艺术、歌曲；农业、家庭和父母之爱；社会组织、道德和慈善；以及传播家庭和种族经验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被顽强地保存下来。它们联接着人类历史。如果教育能传播文明，我们毫无疑问是在进步之中。如果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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