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陶器-河姆渡文化陶器

第一节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陶器

陈逸民 陈莺 宁蔓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传统史学观中，直至春秋时期，还是蛮荒之地，《史记·楚世家》所记：“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张正明先生认为：“其实，楚人在先秦民族结构中所占的地位相当特殊，西周时非夏非夷，春秋时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与华夏认同”。[1]其实，抛开狭隘的中原中心论，认真直观馆藏和民间收藏的这个地域的陶器，就会思考中原中心论的不足，仅仅一部《良渚文化刻画符号》[2]上656个类文字的刻画，就足以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的曙光，绝不晚于中原地区。

因此，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不仅在于鉴赏这些陶器的美学成就，更在于探索这些陶器的文化内涵和它们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

1、河姆渡文化陶器

1973年，在水利建设时，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期早期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陶器、玉器、骨器和木器，这些出土物中不仅有生活用具，还出土了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的谷粒。装饰工艺品中如象牙雕刻艺术器就有蝶形器8件，而以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碟形器最为著名；在人体装饰品中，有璜、管、珠、环和饼等玉饰制品，应该是人类早期的首饰；而陶器刻画作品，其纹饰有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鸟虫兽等，这些出土器物，既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也折射出先民期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内心世界。在陶器中，代表作品有猪纹陶钵、鱼藻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等。

而在2005年1月，宁波文物考古所又宣布，在傅家山遗址发现了河姆渡文化早期村落。

这些发现使得7000年前东南沿海地区的人类文明初露端倪。

在河姆渡文化发现的陶器中，重点讨论两件特别引人注目的陶器。

一件是现在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猪纹陶钵，它器高11.6厘米，长21.2厘米，宽17.2厘米。整个器形呈长方形，四角弧圆，平底。夹炭黑陶制成。在钵外壁分别以写实的手法，均匀的线条刻绘了猪纹，这件刻画在器物外壁的猪，整个造型形态逼真，四足蹒跚而行，头向前垂，双目圆睁。长条形的腹部微微发鼓，身上刻有重圈纹和草叶纹。猪的鬃毛簇立，小尾下卷与身腹上的图案混为一体，相当协调。图案绘制笔法简练，形象逼真，为一件神韵天真的实用艺术品。这件陶钵，对研究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制作、原始绘画艺术和七千年时河姆渡人饲养猪的模样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是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佳作。无独有偶，在民间，也发现了这样一件藏品，如图版1所示。此件陶钵，高10.8厘米，长16.1厘米，宽9.3厘米，比出土的那件小，但从器型、胎质和表面的皮壳和纹饰来看，几乎和河姆渡出土的一件如出一辙，只是猪的纹饰稍有不同。这就说明，这样的陶质器皿，在当时或许已经能够小批量的生产，手工制作的陶器慢慢地成为专门生产的产品，部落小部分人具有了独立于其他生产者的生存技能。

图版 1

图版 2

另一件是收藏于民间的河姆渡文化陶塑人首（图版2），此件黑陶人首，高18厘米，黑陶，捏塑而成，塑工精致。头为上大下小的圆球状，面部略呈方形，耳杂和鼻梁，用泥条或泥片捏合，两耳垂均有小穿孔。双眼和嘴镂空，眼眶呈倒心月状，嘴呈长方状，略突起。头部为S形波浪状的刻画纹饰，疑似头发的发型。头像凝重专注，或为巫师在祈祷时的神态。这件黑陶人首的发现，对河姆渡文化早期原始宗教的萌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比黑陶猪钵更为珍贵，因为它可能预告一个文明时代即将来临，再现一个巫师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在河姆渡文化博物馆的仓库里，还堆放着几十麻袋的陶器碎片，可惜的是它们已经不能复原，也许它们原先就是钵、碗、盆等日常用品，也许它们能够拼出更多的原始人类的头像甚至躯体，岁月无情已经让它们变成一堆泥土，但它们巨大的数量也足以说明当时陶器的生产规模。手工制陶，在那个时期或许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一个专门分工的社会群体。

河姆渡文化陶器及其他文物的发现，证实了早在70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这种文化将要踏进文明的门槛。

[1]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P25。

[2]张炳火主编，《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