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的原始陶器-仰韶文化陶器（5）

中原地区的原始陶器-仰韶文化陶器（4）

陈逸民 陈莺 宁蔓

除了彩陶之外，仰韶文化的黑陶也有震惊中外的器物，图版78就是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黑陶大鹰鼎，这件华县太平庄出土的大鹰鼎，制作精美，线条挺实，造型简朴，又不失华贵，堪称新石器时期原始陶器的杰作，它是第一批不准出国展览的国宝级文物。它出土于华县护村遗址南部高地单独存在的一座成年女性墓，其硕大的体型表示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也许墓中的女性是和红山文化女神庙相匹配的一个存在。“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可与红山文化坛庙冢遥相呼应的现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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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79是中华工艺美术史上的杰作，从壶的形体上看，这是一件可以随身携带的水壶，应该是件实用器，它被设计成宽肩小底，两头如船形上扬，不仅视觉上使人觉得轻巧，而且更合于人们捧用。壶外表装饰网纹，简洁明快，装饰部位选定在壶的腹部。横向形的壶体取立向装饰面，一纵一横，对比变化十分生动。这是一件从造型设计到装饰纹样都堪称经典的彩陶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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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80也是一件堪称国宝级的彩陶。它的纹饰不在于出现鸟嘴叼着一条大鱼图案，如果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捕鱼的历史场景恐怕不能解释数千年前的古人为何精心绘制这样一个画面的真实心境。许多学者把这个图案解释为远古时代鱼鸟相战的复杂关系，即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鱼为图腾的部落为争取生存权而作的生死争斗。 “水鸟含鱼”的场景也许是鸟部落绘制的期望胜利的图案。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仰韶时期的彩陶纹饰，仅仅只作美学上的考量，而应该契合考古实践进行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解读，特别要对这些纹饰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深入的研究。如图版68仰韶文化几何纹彩陶盆（寒江雪博物馆）和图版72仰韶文化圆点垂弧纹彩陶罐（中观博古史前文化博物馆收藏），在白色陶衣上画出黑色（或红色）的圆点和弧边三角形，衬托出白色的花瓣纹。类似的花瓣纹图案在本书中还能发现，这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彩陶中十分常见的图案。在我国早期的文字中，“华”的本义就是花，有学者认为这一使用及为广泛的花瓣纹图案的氏族与“华夏”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苏秉琦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主要特征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形成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2]

那么华族的相貌特征能否让人略见端倪呢？仰韶文化的陶器中，一件红陶人头壶，为现代人类提供了实物佐证。它 1953年出土于陕西洛南县，现为西安半坡博物馆收藏。此件人头壶如图版81所示，它高23厘米，底径6.3厘米，细泥红陶。器形呈人头葫芦身，壶背有流，平底。人仰头，面带笑容，神态安祥。它虽然是一件盛液体的日常生活用具。但却又是一件原始时期雕塑艺术的珍品，此壶造型古拙，手法简练，虽说是我国远古时期陶塑艺术的启蒙作品，但和我国新石器时期其他文化的陶塑人形器一样，都是远古文明谜一样的存在！

综上所述，仰韶文化的陶器，因其延续时间较长，器型繁多，纹饰精美，制作工艺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而受到史学界美术界广泛的关注，而其丰富的内涵彰示着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仰韶文化对我国新石器时期的诸多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中华文明传承的一支十分重要的源头。

[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一版，P117。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P12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