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原始陶器-赵宝沟文化陶器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原始陶器

-赵宝沟文化原始陶器

陈逸民 陈莺 宁蔓

赵宝沟文化是继兴隆洼文化之后，在西辽河流域取得支配地位，并对红山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又一支重要远古文化，它因首先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高家窝铺乡的赵宝沟村而得名。其主要经济形式为原始农业，狩猎经济占有一定比重。这一时期先民已存在等级高低之分，社会分工已趋明显，表现出发达的原始宗教信仰和浓重的生殖崇拜。

赵宝沟文化的陶器无论器型还是工艺制作都比较简单，因烧制火候不高，陶器的器表多为黄褐色，或者有灰黑和浅褐色斑，制作也不太精致。陶器主要为生活日用的各类容器和炊器，绝大部分都为夹砂陶，也有少量泥质陶。其中夹砂陶又可依器表情况的不同分为夹砂粗面陶和夹砂磨光陶两种。夹砂粗面陶中最为常见的器物是筒形罐，这是应该是兴隆洼文化深筒直腹罐的发展。它们大的高达40厘米以上，小的只有12厘米左右，平底、圆唇、深弧腹是这类陶器的基本器型（见图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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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宝沟文化中。有的陶器器型已经相当精美，造型艺术摆脱了简单实用的需要，如图117赵宝沟文化鸟形陶器（敖汉旗博物馆），这原先是一件民间藏品，因邵国田先生慧眼识宝，而登堂入室，被博物馆收藏。这件藏品，用实物对我国凤鸟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这个时期的陶器纹饰，一般比较简单，但也有十分精致且值得探讨的图案纹饰，在赵宝沟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神兽纹陶尊。据出土报告介绍，出土陶尊的遗址可能是先民们“在此举行某些宗教活动”的地方，“或者是崇拜祭祀的场所”，也就是祭天、祀地、祭祖的庙堂。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纹饰多施以之字形蚊和几何纹。最为惹人注目的应属施有奇特的几何纹图案或动物纹图案的尊形器。这种尊形器已经挖掘和采集到了十数件。在出土的14件陶尊中，有5件刻画有神兽纹天象图案，再加上残片上的神兽纹天象图案，出土报告说包括有“四灵”，即包含了四时天象的内容在内。现据已发表的四件：神兽太阳纹一件，神兽月相纹两件，神兽星辰纹一件，构成四灵。这些图案是赵宝沟文化文明程度的有力佐证。其中一件，直领圆唇，腹部扁鼓，下接假圈足，器表打磨光亮平滑，饰有极其精美的飞鹿、猪龙和神鸟等灵物图案（见插图3）。图案中飞鹿肢体腾空，背上生翼，长角滫目，神态端庄安详；猪龙为猪首蛇身，尖吻上翘，巨牙上指，眼睛细长，周身有鳞，神鸟奋翼冲天，巨头圆眼，顶上生冠，长嘴似钩，这三种灵物都引颈昂首，首尾相接，凌空翻飞。另外在南台地遗址采集到了一件，腹部饰有两只鹿纹，也是首尾相衔，作凌空腾飞之状，后部好象鱼尾，尾上三角处，有一半图形图案，外围有一圈向心射线，有如一轮金光四射的太阳。在躯干和四肢部位，有精心刻画的细网格纹，两格之间仅距1毫米，完全等距，十分准确精致，令人叹为观止。邵国田先生认为这是鹿首龙纹的图案，“说明赵宝沟文化的先民们的自然崇拜、万物皆有神的思维观念”。[1]这件陶器上的图案，为红山文化“C”字龙的演变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索，苏秉琦先生认为“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千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2]这是苏秉琦先生把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龙纹放到中华文明史的大背景中所做的比较研究，这些龙和麟的纹饰有力地佐证了东北地区文明的进程及其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

[1]邵国田，《“C”字龙是红山文化玉器吗？》，《检察风云》，2009年第一期，P78。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一版，P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