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233
辽 加彩木雕观世音菩萨坐像
105 cm high
来源：
阿瑟·M·赛克勒 (1913-1987年 ) 旧藏
纽约佳士得，1994年12月1日，拍卖编号169
安及戈登·盖蒂珍藏
著录：
纽约佳士得，《阿瑟·姆·赛克勒藏中国重要艺术品》，1994年12月1日，拍卖编号16
估价 ESTIMATE：
HKD 10,000,000-15,000,000
纽约佳士得，《阿瑟·姆·赛克勒藏中国重要艺术品》，1994年12月1日，拍卖编号16
辽代加彩木雕观世音坐像，气势恢弘，姿态栩然，通体装饰皆精致华美，结构造型严谨，雕工细腻，堪称同时期木雕佛像中的上乘佳作。木雕佛像的存世量并不多，如此尊流传千年的彩绘木雕佛像，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杰作，也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珍品，其经手藏家亦相当显赫，此像原为赛克勒家族所藏，后为盖蒂家族收藏了二十余年。造像底部有高逾一尺的圆型仰莲座，即为收藏此像的戈登·盖蒂夫妇找专人为其量身打造，亦可见其珍视程度。本来观音即身长逾米，再安于莲台之上， 则总高度达到了1.4米，气势宏伟。观音垂目端坐，法相庄严，如在悲悯众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观众置身于像前，与菩萨静静对视，宛若经历一场穿越千年的朝圣之旅。宋辽金菩萨像或束发髻，或戴宝冠，或两者兼而有之。其中宋代以发髻居多，如大英博物馆藏北宋菩萨像（图1）、堪萨斯大学史宾赛艺术馆的宋代木雕观音菩萨头像（图2）等；辽金则以宝冠居多，如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的金明昌六年观音菩萨立像（图3）。本尊菩萨头顶卷草云如意宝冠，有一阿弥陀佛坐像置于冠中，两侧点缀数层错落有致之卷草纹，头顶梳理齐整高耸发髻，富有时代气息。环发髻一周有纹样冠饰，脑后遍刻细密发丝，雕工精致。宝冠上饰有珠带，左右对称延伸，精美绝伦。冠两侧连接宝缯，在肩头绑有明显花结，分数缕披肩，具有辽代佛像的特征。菩萨面颊饱满，细眉秀目，宽额丰颐，唇角微抿，神态祥和自若。额头上方为两组左右弧形对称的宽厚头发，与上海博物馆藏木雕大势至菩萨像、克利夫兰艺术馆藏木雕观世音菩萨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木雕菩萨头像相似。额上凹刻有圆形白毫，中间宝珠缺失，双耳或曾佩有环珰，颈部有数道蚕节纹。
图2 堪萨斯大学史宾赛艺术馆藏
宋代 木雕观音菩萨头像
图3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金 明昌六年观音菩萨像
菩萨配戴项圈、璎珞、臂钏、腕钏，胸饰精美，络腋华丽。裙带在胸前打结后自然下垂。腰间饰有腰带，打结垂于胯部两侧。肩披帔帛，衣袖上端蓬松，从肘部向后急剧外翻呈立体状，飘带顺身而下，一缕自左肩向右腰处飘去，虚实相映，富韵律感。背部所见，帔帛、络腋层次立体。下着裙裳，褶纹流畅，裙襬覆于宝座若台布，衣纹随体起伏，线条为粗阴刻线，雕工飘逸而富韵味。络掖、长裙、帔帛的组合，多层上装与长裙组合，内着窄袖短襦，套束腰半臂衫，再覆云肩，普遍流行于宋辽金时期，其中上身外披铠甲，再覆云肩，如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菩萨、朝阳北塔发现的辽重熙十二年（1043）的经塔菩萨像、应县木塔的辽代菩萨像等，则为辽代特有服装，这或与辽代密教流行以及尚武之风盛行有关。尽管年代久远，表面有施金留存，多处可见红、蓝、黑色之残彩，施彩敷色，其富丽穿戴及高贵姿态在提醒观者信众，菩萨成道前原为王子的贵重出身。菩萨坐姿为结跏趺坐，亦称金刚坐，是以左右两脚的脚背置于左右两股上，足心朝天。相传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进入禅思，修悟证道，采用的就是这种坐姿。右手持瓦拉达手印（varada mudra），张开的手掌向外，手指朝下，表示同情心和愿望。左手持维塔卡手印（vitarka mudra），手指向上，掌心向外，拇指与中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结说法印。辽金菩萨坐姿多呈结跏趺坐和游戏坐，以前者为常见，通常右足置于左股下，一手上举， 一手置于腹前，具有较强的统一性。整体而言，从造像的庄严浑厚、面容丰腴、及服饰镶边的花纹样式、衣纹疏朗流畅的简练手法，此像具有辽金时期佛像的特征。相较于唐代造像肌肉塑造的夸张，辽金时期的造像肌肉隆起度更为适中，面相及表情脱离了唐代神格化的塑造，更显人间趣味，其宝冠及装身则较唐代更为华丽厚重，而整体造型大气，体量饱满，因雕工流畅更见细部完美，久经岁月漆金仍展露出佛性华光。辽代佛教造像通常面相丰圆结实，弯眉细目，眉间白毫硕大，身形则两肩宽厚，庄严挺拔，极具体积感，上半身偏长，给人以凛凛堂堂、伟岸端庄之感，且残留着唐造像浓厚的遗风。
佛教自西汉始东传，进入我国，佛教文化由此在中国发展， 随之兴盛的便是佛教造像。早期中国佛教造像以石刻或铜铸者居多，盛唐之后，佛教造像艺术渐趋衰没。宋代经济繁荣，佛教更深入民间，从艺术中反映当时社会的审美喜好。宋虽完成统一大业，然国势衰弱，北宋时（960-1127）， 占据东北、河北、及山西北部的辽国（907-1125）压境， 其后辽为女真人所建的金（1115-1234）所灭，辽金先 后与宋对峙，各与正统，造成了宋室莫大的威胁。彼时的佛教造像，无论在材质或题材的选择上，都与唐代有所出入。辽代长年与宋室逐鹿中原，战事频发，也成就了文化的冲突及融合，中原的传统文化和先进技术在北方得以流行，加速了契丹族的汉化进程。可以说，辽代前有大唐盛世的艺术滋养，与唐代早期的佛教造像渊源较深，承继关系明显；同期与宋金各与正统，加之契丹民族本身的草原血统，多种因素造就了辽代的佛像造诣，体现出一种威武健美、尚武的民族审美特点。辽金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受到唐宋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人物衣纹装饰华丽，体态面貌呈现丰腴、强悍、粗放的风格；中期，从造像体积、面貌、数量及工艺上，可以充分表现出佛教造像艺术已到达了此时期的顶峰。因宗教的「世俗化」，佛教造像的表现开始趋于自然、写实的面貌特征；晚期，佛教逐渐走向低潮，大型的佛教造像开始减少，失去了往日风采。概而言之，宋辽金时期的佛造像已有别于隋朝的拙朴厚重和唐代的婀娜多姿，呈现的是端庄典雅和闲然自适的虔静之感。在风格上，宋朝纤柔秀雅，辽代沉稳肃穆，金代则粗壮雄强。此尊辽代观音木雕坐像体貌浑厚端庄，面相丰圆慈悲，正是沉稳肃穆之典型。齐庆媛在《中国北方地区宋辽金时期菩萨像造型分析》一文中，根据带有纪年的地面寺院、石窟寺院和国内外所藏的单体造像雕塑，对宋辽金时期的菩萨造型作了较全面的统计，从发髻、宝冠、服装、装身具、躯体形态等方面，对宋辽金的菩萨造型作了分析。她指出，宋辽金菩萨像普遍戴繁缛华丽的宝冠，而且着装形式多样，姿态富于变化，部分造像表情接近生活中人。具体而言，北宋菩萨像前期较多地保留着唐代遗风，后期呈现浓厚世俗化倾向。辽代与北宋菩萨像造型相互影响的情况也时有所见，辽代菩萨像早期多继承唐代因素，中晚期形成挺拔健美的自身风格，头戴筒形冠与身披铠甲是辽代菩萨像的特色。辽晚期，约自11世纪60年代至12世纪初，菩萨像造型呈衰退态势，躯体多被服饰遮掩。金代菩萨像前期多因袭辽代、北宋因素，晚期形成粗犷雄健风格，卷曲雀尾形高冠则是金代菩萨像的典型冠式。就着装而言，宋辽金菩萨像通常整体着装，与唐、五代菩萨像往往上身大部袒裸的情况不同，其服装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辽代一方面保持着印度斜披络腋的传统贵族服饰；另一方面又有魏晋以来受南朝士大夫服饰和玄学影响下的仙道风格的飘带，但耳轮低垂镂空贴塑花饰，是辽代彩塑特有的一点。项饰要比前代华丽丰富，最为典型的是菩萨头上的花冠在辽代转变成满贴金箔的高筒金冠。菩萨的裙式出现了游牧民族打仗骑猎的护胯裙和皮革腰带，护法的兽吞革带，缚裤高腰靴，与现实生活中的唐辽之际的武将服式如出一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印度佛教造像北魏本土化、隋唐中国化、世俗化之后的胡化风格。这种多民族风格的融合是辽代对印度佛教造像的又一次改造。与佛像相比，菩萨的衣饰显得更加华丽。衣着繁琐，从外至内依次为披帛、披 巾、裳裙、天衣，装饰佩戴项圈、璎珞、吊坠、带饰等。菩萨服饰色彩搭配丰富，采用平涂着色的方式，将两种对比色一起使用，制造强烈视觉效果，如朱红色、石青、石绿、藏青色等。如天津蓟县独乐寺十一面观音像造像，观音颈间戴有项链，项链上装饰璎珞、宝珠、玉坠，华丽非凡。辽金时期寺院多分布在辽宁、河北、山西诸省。从遗存至今的辽代佛教造像来看，晋北颇为集中，西安和大同是辽代的佛教中心，也是中国当时北方黄河流域的佛教圣地，其佛教艺术沿袭唐代风格，并结合游牧民族尚武的精神，创造出一种健美匀称的佛教造象样式，可以称之为「辽金样」。菩萨造像以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辽代彩塑最具代表性。辽代帝王从太宗开始都奉佛崇佛，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圣宗、兴宗和道宗，大力扶持佛教，大兴佛教文化。在整个社会崇佛风气的影响下，辽代佛教造像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从有纪年的地面寺院菩萨像来看，与本尊佛像最为接近者，当属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代大型观音像，可以看到这一手势，其胸饰腰结，袖子飘动外翻，呈立体状。薄伽教藏殿内右侧椽底题有「维重熙七年（1038年）岁次戊寅九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午时建」字样，表明这是一座历经辽末保大之乱后幸存的辽代建筑。该殿内现存31座彩塑，其中29尊是辽兴宗在位期间（1031-1055）塑造（另两尊为明代作品），整个色调以墨绿、红、金为主，梁思成称其为辽代佛教造像中的精品。有学者从现存最早的辽代薄伽教藏殿及其塑像、经橱等遗迹遗物推断，该寺的营建时间当在辽圣宗二十二年（1004）以后至辽兴宗时期。其中主佛左侧坐式样菩萨像（图4）脸圆颊丰，两眼低垂，体态自然，仍可见唐代余风，在服饰细节上均为宝冠高耸，天衣缠身飘逸垂落，胸饰腰结华美精致，云肩外形作如意状。佛像神态慈祥庄重、风格 秀逸，肩宽且肩头圆润，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袒胸，内着胸衣，腰间系带在腹部打结自然下垂，衣纹流畅，袖口的衣纹繁缛交错，又有巾帛搭双肩经前胸两侧下垂及腿又上绕小臂，几经宛转垂于莲台之下，与腿部衣纹巧妙地融为一体。唐代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佛陀，至此以变得平易近人，这是佛教世俗化的具体表征。除了大同下华严寺， 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的辽宁义县奉国寺胁侍菩萨、始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的应县佛宫寺菩萨（图5），也可以看出与此像在脸形、发髻、乃至形体造型上的一致性。图5 山西应县佛宫寺第五层左侧菩萨像
类似此像的大型木雕观音在海外重要博物馆都有收藏。从有纪年的单体造像藏品来看，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的辽金时期菩萨坐像（图6），高117厘米，其手印、衣袖、纹样、 坐姿，与本像接近。该馆所藏的另一尊辽代木雕菩萨坐像（图7），衣服样式繁复，袖尾飞起，身披云肩，胸前结饰层迭，华丽而富有装饰性，高117.5厘米，也与本像酷似。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宋代观音菩萨木雕坐像（图8），高94厘米，其飘带、衣纹、乃至面部的表情如出一辙。费城艺术 博物馆所藏的宋代木雕菩萨（图9），其飞起的袖口和胸前的璎珞、项圈等细节，可资比较。火奴鲁鲁艺术学院藏的辽代木雕菩萨坐像（图10），头冠、发髻、冠饰与本像几乎一致。以上这些举世公认的珍稀木雕佛像，皆为本像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图6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辽金时期 菩萨坐像
图7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辽代 木雕菩萨坐像
图8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宋代 木雕观音菩萨像
图9 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宋 木雕菩萨坐像
图10 火奴鲁鲁艺术学院藏
辽代 木雕菩萨坐像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载：「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因缘名观世音。」佛教自汉代东传入中原，后秦时期，鸠摩罗什将法华经译成中文后，观世音菩萨之信仰便开始大范围流行中国，唐朝时期普门品的流传已经非常普遍。
「观音」出自梵文 Avalokitesvara，意谓「观察世间音」， 指观音循声救苦、有求必应。「大势至」是指「得无上力」，代表智慧之力量，而大势至菩萨能唤醒人们脱离轮回的愿望。「观世音菩萨」是鸠摩罗什大师的旧译，玄奘大师新译为「观自在菩萨」，别号圆通大士，以大慈大悲救济众生为本愿。因众生遇难诵念其号，实时观音声前往救渡，故名观世音菩萨。因能观察一切诸法，无碍自在之意，又名观自在菩萨。作为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观世音菩萨无论在大乘佛教还是在民间信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观世音菩萨是过去的正法明如来所现化，虽本已成佛，却以其大慈悲心，为度众生，再轮回入娑婆世界，在无量国土中，以菩萨之身到处寻声救苦，教化凡俗，乃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座下上首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同为阿弥陀佛胁侍，被尊为「西方三圣」，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导的大慈悲精神，被视为大乘佛教的根本。
观音菩萨自印度传入中土，经过与华夏文化的长期融合，唐宋以降，对观音的崇拜持续不衰。菩萨在古印度佛教中为男子形象，流传到中国后，随着菩萨信仰的深入人心及其对世人而言所具有的深切的人情味，便逐渐转为温柔慈祥的女性形象。从9世纪开始，中国的观音菩萨形象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性别认同。这种发展与佛教文本相吻合，在这些文本中，菩萨通过神奇地改变性别来展示其性别的构建本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佛教徒和道教徒都将观世音菩萨视为可以帮助他们的女神，特别是当他们希望生育儿子和家庭富裕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位仁慈的神明为妇女、儿童和水手提供了特殊的保护。观音有多种表现形式。从唐朝中叶开始，观音的形象通常包括面部、躯干和手部的精致柔和造型，导致菩萨被视为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男性气质相关的特征，如胡须不再被描绘，女性形式至辽代更为流行。晚唐时立国称霸北部的辽代契丹民族，女性声威显赫，是辽代统治集团中的主角。辽朝历代皇后多为萧氏，许多女性在江山社稷、行军打仗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既体现出一种男女平等的游牧民族社会关系，又体现出女性在辽代契丹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为了向广大的庶民阶层宣教，佛教教义渐渐与世俗生活结合，佛经故事被改为民间说唱的评话，佛教迈入世俗化的阶段，与百姓关系最为亲近的观音菩萨像流行。有的菩萨坐像或双手抱膝翘脚，坐在岩石座上，姿势自在闲适，完全突破了经典仪轨。他们不在是高高在上的菩萨，而是一位耐心倾听民间疾苦的人物。其著者，有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中国庙宇厅的辽代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图11），双目下垂， 表情温雅，散发着浓郁的人性气息，其特点就是女性脸庞，男性的上身，是向女性观音的过度时观音中性雕像的明证。
古代造像所用材质，以土木金石为主，其中木质造像，虽出现得最早，却因容易腐烂损毁，保存难度较大，能存世完好的实属不易，故能流传至今者，尤为珍贵。宋辽金造像经典首为木雕，于上敷泥加彩，时有镶嵌珠珞、描金者，典雅富丽，而观音菩萨更是彩绘木雕的极致发挥，其造型别开生面，工绝数代，后无来者，故为后世所珍。加彩木雕观音像大多原置放在寺院大雄宝殿主尊背屏的后面，因长期受空气湿度、光线、温度和社会动荡等因素影响，当经历岁月流逝，多件彩色斑驳、剥落、木质遭损等，然有幸留存在世的造像，多得岁月之磨练，更见古拙味。辽金时期，如此尊般华丽恢宏的彩绘木雕造像广为见于华北佛寺，它既有独特的风格，又受到汉族、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影响，为世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无宋木，不成馆」， 所谓「宋木」专指宋 元时期、山西地区、单体、大型的木雕艺术造像，且多为佛教造像。宋元时期的木雕观音造像，因其精美的造型和稀少的数量，遂被世界各大博物馆竞相收藏，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和阿金斯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中，一般都以一尊或一组宋元木雕作为东亚艺术主馆的展览核心，以为镇馆之宝。
辽代佛教造像设色华丽沉着，艳而不浮，塑绘融合，沥粉贴金。辽代衣服纹样更加繁密丰富，彩塑衣纹以红、金、墨绿为主。如此硕大造像，则须采拼雕，以竹或木质榫卯固定。正如其他大型造像一样，此像由数段木块经木钉接合而成，再覆以石膏并在其上以天然色料施加彩绘。从连接处及背后接榫方孔四周的裂缝亦可一窥木块组合之处。残留的红蓝彩绘依然明亮，不难想见当初的明艳华丽。西布莉·汤姆等在一篇关于芝加哥艺术学院宋代观音像的研究论文指出，经过广泛地调查存世的宋代和其他历史时期的彩绘木雕观音像，基本可知中国古代对木质观音雕像的彩绘常以白色为底，肤色浅白。文献资料印证了调查得出的结论，如一幅12世纪宋代水月观音绘画作品的题记说：「圣体为（着色）白色，藏青的发髻，头戴 金冠，身着红色外衣，金项饰、身披银蓝色袈裟、衣服为红黄色……」又如，2014年中国雕塑展览目录中收录了几座肤色浅白的观音塑像。敦煌莫高窟和山西平遥双林寺的观音塑像也展现了浅白的肤色。这些蛛丝马迹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浅白色层是以前某次不见经传的重修活动的磨损基底。为了揭开真相，修复者调查了几件流失海外和中国国内保存的木质观音造像文物，有了更多的新发现：一些菩萨面部的毛发似乎直接画在红色的皮肤之上，表明红色是最初设计的皮肤颜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另一尊观音雕塑看起来像是大面积的涂白，其他色调的痕迹被掩盖其下。虽然这些例外还不能证明「苍白肤色是不真实的」，非常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和科学分析，以确定这些不易察觉的颜色是历史的痕迹，且符合它们的文化语境——它们确实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在不同时期，其他肤色是合乎常理的，而当代人们对于白肤色的期望可能是基于时代错误、误解或不完整的物证下的推断。
宋辽金时期的佛寺很少能幸存下来，西京（大同）华严寺是辽王朝的皇家宗庙，与辽宁奉国寺、河北独乐寺并称为辽代三大寺院。华严寺作为皇家寺庙的薄伽教藏殿，储存着皇家刊刻的国藏《契丹藏》，为佛教的经藏殿，殿内的塑像体现的是辽代最高的皇家风貌和国家意志，华丽典雅，匀称健美。薄伽教藏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九脊顶， 正脊两端矗立着高达3米的琉璃鸱吻。屋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檐柱显著升起。殿内的佛坛布局独具匠心，在有限的空间内，合理有序的排列了29尊佛、菩萨、护法造像，多尊佛像通身施粉贴金，因历经千年，造像早已褪成古铜色，但依稀可见朱红与绿色的衣纹样式。佛像按尊格主次逐渐向外，营造了众弟子围绕佛祖的壮观景象。而且每尊佛与身前菩萨、供养菩萨自成格局，呈「品」字形排列井然有序，场景十分丰富，引人入胜。下华严寺的经橱和彩塑,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地区性, 代表了十一世纪中国建筑与 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 反映了东北亚地区佛教建筑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燕云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梁思成先生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赞誉其为「千年 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国宝」。
本尊珍贵的辽代观音造像，很可能曾坐落在佛教寺院的岩石祭坛上，四周环绕有丰富插图的壁画和镀金雕像。当佛像安放于寺庙中较高位置时，借助视角差异，立像之于抬头瞻仰膜拜者呈现完美形体，同时亦可产生菩萨聆听世人祈愿之感，其护佑众生的神韵自然流露，仰视者莫不感应其救苦拔难之法力。此佛表面仍见矿彩与描金残迹，从深雕衣褶、瑰丽佩饰、尚存华彩，可设想昔时置满绘壁画之佛寺坛前，立于一众描金加彩的神祉、罗汉造像之间，栩栩如真，耀眼辉煌，宛若舞台布景般慑人心魄，该是何其宏伟庄观！
收藏高古佛像的大藏家有佛利尔、赛克勒、达古斋霍明志；经营高古佛的大古董商有戴润斋、安思远、Eskenazi等。此像原为赛克勒家族所藏，赛克勒的很多藏品直接来自山中商会和卢芹斋（C.T. Loo，1880-1957）之手。纳尔逊博物馆中国庙宇厅的辽代木雕水月观音像，便是从卢芹斋手中买下。阿瑟·姆·赛克勒博士 (Dr. Arthur M. Sackler，1913-1987，图12) 被称为「现 代美第奇」，方闻先生曾称他「是迄今为止全世界，中国古代艺术品最大最重要的收藏家」。赛克勒生前辉煌宏伟的艺术王国，大部分早已进入博物馆成为公众赞叹的对象，同时也仍有相当规模的艺术品在拍卖官的小槌下一件一件离散开来。1994年12月，纽约佳士得的首次「赛克勒中国艺术品珍藏专拍」， 委托方来自众多赛克勒家族成员，总成交额高达490万美元，在当时十分轰动。本辽代加彩观音即是当年全场估价最高的明星，而后，此佛像为安（1941-2020）和戈登·盖蒂（1933-2015）夫妇（Ann and Gordon Getty，图13）珍藏。图12 阿瑟·姆·赛克勒博士
戈登·盖蒂为美国石油大亨兼著名艺术藏家让·保罗·盖蒂（J. Paul Getty，1892-1976）之子，是古典音乐界的重要人物。安则热爱科学和考古，盖蒂夫妇结合双方的专长（安的犀利眼光和戈登的敏锐听觉），共同建立的重要装饰艺术及艺术品珍藏，可谓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瞩目的珍藏之一，其位于旧金山大宅的居所便是最佳明证，夫妇二人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建立起互相交流的桥梁，宛如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丝绸之路。拥有这些藏品，不但意味着拥有极致罕有的奇珍瑰宝，更能藉此沉醉于灿烂的人文历史之中。而保罗·盖蒂一手筹建的盖蒂博物馆，由盖蒂中心博物馆（The Getty Center）和盖蒂别墅博物馆（The Getty Villa）两处场馆构成，收藏了欧洲绘画、绘画、雕塑、彩绘手稿、装饰艺术等，成为教育中心以及致力于保存古希腊、罗马艺术文化的国际重量级博物馆。精彩的千年木佛极为稀罕，即使状况不完美，仍为藏家追捧。例如巴黎佳士得的金朝木观音，左手缺掌，右手指头损坏，两边脚掌已毁，天灵盖更以倾斜角度整片横切佚失，仍然引起激烈竞投。近十年的市场成交情况略举一二：2012年12 月19日，佳士得巴黎拍场上，一件高175厘米的13世纪木雕观音坐像，估价为20至30万欧元，最终拍到902.5万欧元，创造了中国木雕佛像的最高纪录。2015年3月17日，曾安置在安思远家客厅中的一件金代观音木雕像（高89.5cm），出现在佳士得纽约专场中，当时这件木雕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在竞拍现场，它的胳膊居然掉了下来，但丝毫没有影响拍卖进程，最终以168万美元成交。2015年12月12日，佳士得香港拍卖达古斋霍明志旧藏的北宋木雕观音坐像，3500万港币成交。2016年4月5日，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仅67厘米高的坐姿宋代木雕菩萨，以668万港币成交。2016年12月14日，法国著名鞋履设计师Roger Vivier先生旧藏的宋代观音坐像木雕彩绘，在佳士得巴黎拍卖场上，成交价超过500万欧元。2017年12月16日，巴黎莱克勒拍卖会上，宋代木雕彩绘观世音菩萨坐像，成交价247万欧元。2018年4月2日，香港拍卖会2018年春拍的「芬氲凝熠：玫茵堂曁私人珍藏中国艺术专场」上，一尊金至元（十二至十三世纪）木雕彩绘菩萨立像（Lot 3029，H 142cm），以760万港币起拍，1500万港币落槌，加佣金1770万港币成交。 2023年6月13日，巴黎邦瀚斯拍卖行的金代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坐像（拍品54，图14），于巴黎亚洲艺术周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专场上重磅亮相，在踊跃竞投下以估价2.6倍的金额落槌，连佣金近259万欧元（HKD 2,200万）成交。图14 巴黎拍卖行
金 木雕菩萨像
南朝大诗人谢灵运（385-433）是中国著名的山水诗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在《佛影铭》中曰：「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对于信众而言，佛影绝非普通的佛教造像而实为释迦真身，拜观佛影就如同与佛陀相会，道心因之可传，这也就是灵奇所在。此尊木雕观音像神情安详，姿态自然，人物形态刻画完美，毫无做作之感。这位神灵表现出自信的冷静，完美地表达了他对人类苦难的怜悯，并有效地抚慰了信众的灵魂。20世纪著名的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曾评这样价佛教造像：「超越了西方社会生活与艺术的典范，达到了精神层面的成功和完美的平衡。」驻足凝视这尊文静而典雅的观音像，带给人一种明净圣洁的视觉享受和至高无上的精神享受。这尊历经千年而重现盛世的木雕观音坐像，见证了故时建筑、绘画、雕塑的辉煌结合，记载着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点滴，将令藏家、学者、策展人进一步思考这些罕见的早期大型木雕佛教造像的起源，以及佛像背后寄寓的东方的佛法世界，浩瀚、神秘、包容万物众生，令古人和今人都为之心醉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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