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晚年不搞花里胡哨

昨晚睡前看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一早就发给了宋方金老师，并转到写作班群里。是王彬彬的《汪曾祺失去了什么》。

我几乎不在写作班里转任何东西，转这篇，是因为王彬彬梳理得很好，而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我在写作班里说：一个好作家之所以能不断进步，不在于放弃了别人觉得不好的写法，恰恰在于放弃了别人觉得很不错的东西。

别人觉得很不错，不代表真不错。直白点儿说，那些不好。

因为我们要写的是文章，不是句子，也不是比喻。

从“汪曾祺失去了什么”，我们能更清楚汪曾祺在拥抱什么。

一个作者如果老让读者觉得他“文笔挺好的”，他就失败了。

我赞成“有事说事”，没事别支棱着。作者不要老是从纸面上蹦出来，最好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让读者直面作品本身的律动，而无暇在阅读中关心作者是谁。

我建议学员文章写得朴素一点，把目光多放在考察一件事情本身值不值得写上，而不是琢磨“怎样把一件事写好”。我们都受了应试作文的毒害，从小学，就老是写《一件小事》——既然是小事，那就没必要写了。什么叫《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就是老师想不出题目了，才让你写这个。

而学习写作，最根本的是要明白，一件事情值不值得记录，是由事情本身决定的。写作者企图在上面多添点，或者减少点，都是僭越。作者一旦张扬起来，让读者过多注意到他的文笔，他就飘了。飘起来的东西是没有分量的。

《翠子》里一段，“爷难道不怕狗？不怕我因为担心他怕狗而怕狗？”——这是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不值钱的。它不改变任何东西。要写的是行为，是选择，是选择造成的实实在在后果，是人物关系不可逆转的变化。

我在写作课上讲名家作品，也讲学员的文章。时间长了，我发现大家对班里同学写的东西更感兴趣。为什么呢？——文学很多时候是伪装。一个会写文章的人，笔杆子一摇起来，就开始装了。就像网上直播，自带美颜滤镜。——这也是我对纪录片比剧情片更感兴趣、对非虚构比虚构更感兴趣的原因。当然，前提是好的纪录片、非虚构——事情本身值得拍、值得写。

汪曾祺早年写过，“云自东方来，自西方来，南方来，北方来，云自四方来。云要向四方散去”。王彬彬说，“这样的表达立即让我们想到那首著名的汉乐府”——对，这就是它不高级的地方。中年以后的汪曾祺，不想再做第二个别人，哪怕是汉乐府。所以他老了羞于再那样写。

1947年《异禀》的开头，挺不错。——你要不是想看《异禀》，它真的挺好，但你要是看《异禀》，它没用。找一篇鲁迅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或者别的小说，把那几段插到前面，好像也行——这就是它不该作为《异禀》开头的原因。

那几段的结尾是：“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很好，傍晚是一天的结束，也是夜的开始。但作为文章的开头，如果它是好的开头，就只能是开始，而不能是结束——如果可以是结束，为什么不在这里就把文章结束掉？

1980年《异禀》的开头，就只能是开头。一个人把脚砍掉，还可以活；头砍掉，就活不成了。1947年的《异禀》，把开头砍掉，没关系，小说依然成立；1980年的《异禀》，开头你砍不掉。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开头是真开头。

1947年的《异禀》，写王二晚饭前后的忙，颇费笔墨，王彬彬的评价是，“刻画入微”“绘声绘色”“真切的画面”“生动的细节”“笔下流出”“应接不暇”“精彩极了”。到了1980年，汪曾祺砍掉了四分之三——为什么砍掉？

因为晚年的汪曾祺，对调兵不感兴趣了，只在意遣将。汪曾祺当然有能力把王二忙碌的场面和细节写好，但晚年的他知道，没必要。——知道什么没必要写，比知道怎样才能把它写好，重要得多。

小本买卖也赚钱，路边卖煎饼果子的，也生意兴隆，来吃的人排长队。但有了更好的生意，小本买卖就不开张了。怎样描写、怎样比喻、怎样让一句话更文学……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这里面有多少真东西？——行家买金货，不怎么关心造型，只看成色和分量。

汪曾祺晚年的成功，就在于他舍弃了那些看上去蛮文学的东西、文学评论家喜欢的东西，因为他很清楚：离文学性近的东西不是文学，离生活近的才是。

写作班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