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原始瓷器的出现（1）

夏商周原始瓷器的出现（1）

陈逸民 陈莺 宁蔓

陶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我们在前面的论文中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述。陶器的制作和使用扩大了人类的生活半径，提高了原始先民的生活质量。没有陶器，为了取水的方便，人类的活动范围只能在接近河流的地域。大型陶器的制作成功，解决了先民们盛水的难处，解放了为取水而必须的劳作和时间，使得先民有更多的时间去农耕、去盖房，去改良工具，去发现新的生产技术和材料，去制作祭祀用的祭祀器，去创作反映先民精神世界的艺术品。首先发明制作陶器的原始部落，一定较早地进入文明的门槛。因为陶器的制作，既是人类生产技术的一种进步，更是人类改变天然材料的大胆尝试，也是人类用火技术不断进步的标志，而陶器除了作为生活用具之外，还是人类进行艺术创作的载体。我们在《辉煌的中国原始陶器》论文中，对此做了详尽的论述。

中国的原始先民已经在潜意识中认可陶器的重要性，从而产生女娲捏土造人的神话。也就是说，最早的人类是由陶土捏制而成的。这个陶土造人的传说，其实证就是遍布我国各地新石器时期文化的陶人，这种普遍性，说明了在我国大地上，陶器的产生和发展犹如星罗棋布，也说明了陶器在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虽然，制作陶器的陶土比较容易获得，最早的陶土先民们是就地取材，但是，不加选择的泥土，制作出来的陶器往往易碎易破，在考古发掘中，迄今还不能发现完整的旧石器时代陶器就是明证，当然，即使是破碎的陶片，如江西仙人洞的20000年前旧石器陶片，也被郑重地陈列在上海博物馆中。所以说，如图版1的商代白陶罍，就显得更为珍贵。

图1 商代白陶簋（芬兰劳华富收藏）

如前所述，这件白陶罍至所以引起上海博物馆的兴趣，不仅在于它的完整，在于它整体的艺术感染力，更在于它在陶瓷发展史上的联结作用，陶器和瓷器“这两者的联结点是一种特殊的陶器—印纹硬陶。”[1]

首先，这件白陶罍的质地和烧制工艺，都为瓷器的出现作了很好的铺垫。无论是它的原料成分还是烧制工艺，都是使用较稀少的瓷土和近高岭土的土质烧制，烧成温度一般高达1000摄氏度左右，而这种在商代较少烧成的白陶，其白色完全是因为原料中的氧化铁含量较低的缘故。因此，灰陶和砂陶无论从胎质的致密度和渗水率来看，都完全不能和白陶相提并论。

其次，从白陶罍的瓷化程度来看，当时的窑炉已经能够烧制千度左右的高温，人类的取火技术，从就地堆烧到窑炉的出现，或许走过了数千年，但最迟在新石器时期晚期，我国各地文化期区域内都出现了窑炉，而到商代，窑炉的进步更是无需置疑的。

第三，白陶罍的制作，成功地从青铜器上借鉴类似的形制和图案，这也说明白陶器的珍贵和稀少。而这种陶器和青铜器互相借鉴和渗合，是先秦时期陶器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在商周乃至秦汉时期，陶器中出现不少青铜器器皿的形制和类同的纹饰是不足为奇的事情，前文中已经介绍了许多这样的陶器。

像白陶罍这样的完整印纹白陶器，在安阳博物馆的陈列中还有不少，遗憾的是，商代大墓中更多出现是白陶碎片，白陶完整器和碎片的发掘，不仅说明了商人对白陶的喜爱，也说明了白陶的制作已经十分成熟，陪葬碎片中能够拼制出各种白陶的壶、蛊、盉、豆、罐、壶等形式，就是最好的佐证。毫无疑问，以瓷土和接近高岭土的土质为原料、烧制温度高于其他陶器的白陶，虽然表面没有施釉，但已经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原始瓷器的先声，更为战国时期成熟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认为，图版1的白陶罍，尽管还是一件印纹硬陶，但，它的确是我国陶器和瓷器联结的纽带，这样一件在陶瓷史上有着如此重要意义的物证，还完整保存在民间，实在是我国收藏史的幸运！

[1]刘毅：《商周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研究》,《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