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研究者在不利的全球局势中竭力进取 | “自然指数-气候与保护” 增刊

原文作者：Rachel Nuwer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国际合作和实地调查产生了巨大影响。

挪威北冰洋斯瓦尔巴群岛附近冰川的鸟瞰图。图片来源：Sebnem Cosku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和许多极地研究人员一样，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地球科学家Julie Brigham-Grette正在弥补因疫情而损失的时间。2020年2月，就在她搬到德国，在洪堡研究奖学金资助下开始为期八个月的工作几周后，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她回到了美国。“和我一样的许多科学家只能快速中断计划。”她说。

接下来的两年她尝试了充分利用时间。她撰写并编辑了《第四纪科学杂志》的一期特刊，并通过头脑风暴提出了新项目。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另一项资助下，她通过Zoom与阿拉斯加的两个村庄开展了合作，通过当地原住民社区的经验和知识来探索她和同事的研究应该以何为重。

2022年初，随着世界各地限制放松，极地科学家们渴望重返工作岗位。“每个人都准备恢复正常的国际合作，并为他们的大型调查季做好准备。”Brigham-Grette说。她准备参加一支前往北冰洋的大型国际探险队收集海底样本，以便团队能够整合出该地区过去200万至300万年的完整气候记录。“一切都计划好了，这次考察本会很棒的。”她说。“我们终于能拿到这份美妙记录了。”

但随后，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给国际科学界带来了重大的新难题，Brigham-Grette说。

这种影响在北极地区尤其明显，因为俄罗斯领土约占该区域的一半。Brigham-Grette的实地考察因采样点距离俄罗斯水域太近而被取消。无数其他需要从俄罗斯进入北极或与俄罗斯伙伴合作的研究团队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

人们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孤立于国际研究界之外，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会造成何种影响。“为了应对世界目前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挑战，[我们]需要俄罗斯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例如甲烷释放和北极永久冻土融化。”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专门从事北极和南极研究的高级研究员Evan Bloom说。

虽然俄罗斯作为研究目的地对大多数人已经实现不了，但极地科学家正在努力在其他地方重启实地合作并重返现场。例如，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我们的科学家数量与新冠疫情之前一样多，甚至可能更多。”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气候与环境科学家Kim Holmén说。

尽管热情高涨，但恢复研究仍有许多困难。例如，关键机构和政府人员的变动减缓了重回正轨的努力。“人员总会有些轮转，但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空缺，有更多人对以前的常见事项不熟悉了。”Holmén说。“需要时间重建丧失的连续性和经验，才能达到和之前相同的工作效率。”

资助截止到期也意味着研究人员必须重写申请和重新获取资助，对许多团队来说，资助现在比疫情之前更加有限。6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南极项目宣布，各种部分由于正在COVID-19相关方案持续实施，已导致延期南极研究积压工作所需的后勤支持“严重短缺”。因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预计其南极项目至少在明年将“大幅缩减”。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专门研究人类参与南极活动的社会科学家Daniela Liggett说，总的来说，延期研究的积压正在造成后勤方面的瓶颈。“我们在南极做事情的能力是有限的，包括能提供多少住宿，或带多少人到现场。”

数据丢失或延迟对极地科学产生的可能影响因项目而异。Holmén说，对于一些跨越数十年的长期监测研究来说，缺掉一两年可能不会对总体结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对于另一些数据集可能是一个重大挫折。例如，对于北极熊监测项目，“错过一两年，尤其考虑到我们所看到的环境变化，问题可能很大”，北极熊保护国际（加拿大的非营利组织）的主任Geoff York说。

与重新启动研究同样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关系。一些科学家在疫情期间设法维持甚至扩大了他们的合作网络，部分是因为线上交流和会议消除了旅行、签证和费用等研究人员与国际同事会面的交流壁垒。“你忽然就开始和各种各样、以前从没见过的人交谈。”Liggett说。

但有些人的情况正相反。York感觉，总体上北极熊研究的国际和跨学科合作遭受了重大打击。“我觉得很多人都筋疲力尽了。”他说。许多北极熊科学家受到不可退还的后勤投入影响，例如飞行合约和远途工作的燃料缓存，一些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是否要继续在国际研究投入——即使在正常时期，这些投入往往也十分昂贵、有着后勤和政治上的困难、危险，且需要长时间离家。York说：“有人提前退休，有些人换了工作，还有一些人专注于手头的、或者合作者较少但更容易的工作。”他补充道，即使现在可以旅行了，“我的感觉是，我们在重建多边合作方面还是有点慢。”从自然指数很难中分离出有关北极熊研究的数据，但总体而言，自2020年以来气候和保护科学的国际合作趋势也好坏参半（见“气候研究方面的合作”）。

来源：自然指数

与社区合作的研究人员面临着与当地合作伙伴重建人际关系的额外任务。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环境科学家Gregory Thiemann正在与安大略省的三个原住民社区合作，以更好地了解和缓解人与北极熊之间的冲突。他说，过去几年无法进行实地访问，导致该项目落后了大约四年。Thiemann说，在与社区合作时，“确实需要面对面沟通来建立关系和信任。”

俄乌冲突可能会对北极研究产生比新冠疫情更大、更持久的影响。尽管大多数国家和机构尚未发布明确命令禁止科学家与俄罗斯同行合作，但“实际上合作极其困难”，Bloom说。他表示，对于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来说，与俄罗斯科学家合作可能会被视为无意中支持俄罗斯政府，因为俄罗斯政府资助了该国的大部分研究。而如果俄罗斯科学家与西方合作过于密切，他们的处境也有危险。

“与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同事进行的合作和接触，明面上都冻结了。”俄罗斯地质研究所的地质学家Dmitry Nazarov说，“不过在非正式渠道，人们保持着联系。”

Nazarov说，战争时期科学和保护的资金经常会枯竭，但目前政府资助的俄罗斯北极研究仍在进行中。即便如此，他说“北极的研究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因为大多数外国科学家无法再进入该地区的很大一部分。

日本国家极地研究所副所长榎本浩之（Hiroyuki Enomoto）仍与俄罗斯同事保持联系。“但他们无法发送任何数据，我们也无法提供现场工作合作的预算。”他说。榎本说，目前的计划是两个团队继续分开工作，希望“将来情况能够改变，数据能够连接起来”。

一些研究人员正试图将研究区域从俄罗斯领土转到别处。“突然之间，德国有各种各样的团队前往阿拉斯加和育空地区（加拿大）。”Brigham-Grette说。但这并不能解决北极被分开的总体问题。“如果我们或俄罗斯科学家与北极的另一半隔绝，那么我们都无法弄清楚整个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Holmén说，“人人都是输家。”

南极洲的研究受到疫情的打击比北极更重，但受俄乌冲突影响略小些。然而，南极洲也受到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国际合作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南极条约》的决策方，该条约最初签署于1959年，旨在促进在南极洲物种保护和旅游管理等问题上的合作。Liggett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不和“确实让方方面面都很紧张”。

俄罗斯对乌克兰最大海港和黑海盆地最大港口之一敖德萨港的封锁，导致乌克兰无法为其南极研究站提供服务。“乌克兰的南极研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Liggett说。Liggett说，当战争开始时，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不得不挺身而出，确保当时在该地区的12名乌克兰科学家得到补给和运输，“不至于缺衣少食地困在南极洲。”

后勤问题也影响了其他研究团队。例如，印度国家极地和海洋研究中心主任Thamban Meloth和他的同事与一艘驻扎在南非的俄罗斯船只签订了一份合同，以将他们运送到南极洲。然而，位于船上的、研究人员也要使用的直升机属于一家乌克兰公司。“外交角度上需要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Meloth说。自战争开始以来，从印度向南极洲运输货物的成本也增加了约30%。

榎本说，在某些方面，与俄罗斯的关系就像回到了铁幕倒塌之前的日子。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他说，研究人员“现在的心态与冷战时期不同”，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国际团队一起合作有怎样的可能性。榎本说，与俄罗斯同事保持联系，并期待未来再次开展合作，是“对科学非常重要的工作”。

身在俄罗斯的Nazarov对此表示同意：“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有一天能重返国际联合项目。”

原文以Polar researchers strive for progress despite adverse world events为标题发布在2023年10月11日出版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气候与保护“上。

© nature

Nature | doi:10.1038/d41586-023-03088-1

《自然》增刊“自然指数-气候与保护”编辑独立，《自然》对社论内容全权负责。

版权声明：

本文由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负责翻译。中文内容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版为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如需转载，请邮件[email protected]。未经授权的翻译是侵权行为，版权方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 2023 Springer Natur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