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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北京秋拍】了得心身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赵之谦隶书《拘留孙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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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是晚清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影响清末、民初,乃至于今的艺术发展。他怀才负奇,博通古今。通籍后官江西,历宰鄱阳、奉新、南城等县,颇著政绩。精研书画篆刻。作画推崇篆隶之意,山水花卉古茂沉雄;于书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北朝碑刻,楷书“魏底颜面”,篆隶以邓石如为基,又掺以魏碑笔意,自成一格;篆刻由浙到皖,上追古镜、权量、诏版等,欲“历尽一切境界”。

赵之谦深谙佛性之理,有悲盦、无闷、思悲翁等号,有绘佛像之画,又刻有“餐经养年”印,自称“佛子弟”,还有临写佛经为乐事的作品。

隶书《拘留孙佛偈》录“七佛传法偈”之第四偈,为赵之谦书法成熟时期作品。拘楼孙佛,或译名拘留孙佛、鸠楼孙佛、迦罗迦孙佛,是过去七佛中的第四佛,又是贤劫(现在之劫)一千佛的第一位,意译领持、灭累、所应断已断、成就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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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

隶书《拘留孙佛偈》

147.0×40.5 cm. 约5.4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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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识:拘留孙佛偈。赵之谦书。

钤印:赵之谦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赵之谦》42印,1337页)

释文:见身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心身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

鉴藏印:怀清堂汤氏收藏印

说明: 收藏者“怀清堂汤氏”应为清代诗人汤右曾(1656-1722)后人袭用其堂名者。汤右曾,字西厓,仁和(今杭州)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性伉直,工行楷,诗与朱彝尊齐名,为浙派领袖。有《怀清堂集》。

出版 :《清朝篆隶名品展图录》(谦慎书道会会展六十回纪念),第83页,谦慎书道会,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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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盦、梅庵、无闷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篆刻家。此隶书轴为赵之谦书法成熟时期作品,所录《拘留孙佛偈》为“七佛传法偈”之第四偈,五代《宗镜录》《祖堂集》及北宋《景德传灯录》等唐宋佛教典籍中均有完整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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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佛教术语,梵语Gāthā(偈陀或伽陀)的省音译,意译为“颂”,在中国通常又梵汉对举音义并译为“偈颂”,是一种略似于诗的有韵文辞,通常以四句为一偈。佛经在用散文(长行)叙述以后,往往又用韵文(偈)概括地复述一遍,以加强听众的印象,如《金刚经》文末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偈”这种佛经体裁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史上韵白交替的说唱文学的形成曾起到过有利影响,历史上一些僧人、文士也喜欢作偈,其中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一首偈为禅宗六祖慧能所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七佛传法偈”是指佛教中过去七佛各举得法之偈,主要讲述了身心皆为虚妄的佛教见解。所谓“过去七佛”,简称“七佛”,是指释迦牟尼及其成佛之前悟得正觉的六位佛尊,依次为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在佛教发展进程中,他们是释迦、弥勒信仰共同崇拜的对象。《长阿含经》云:“七佛精进力,放光灭暗冥。各各坐诸树,于中成正觉。”七佛信仰源于古印度,随后传入我国,南北朝特别是北朝时期,七佛信仰在我国最为盛行,在北朝开凿的著名石窟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大多有七佛造像和壁画。赵之谦本幅作品所录《拘留孙佛偈》为“七佛传法偈”之第四偈,作者拘留孙佛是“过去七佛”中第四尊佛,又是现在贤劫一千佛中第一尊佛,梵语称作“Krakucchanda”,汉语又译作“拘楼孙”、“鸠楼孙”、“拘留秦”等,义为“所应断已断”、“灭累”、“成就美妙”等,于现在之贤劫中第九减劫人寿六万岁时出世,种婆罗门,姓迦叶,父礼得,母善枝,居安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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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孙佛偈》在唐宋间流传的过程中,主要有三本不同的文献版本,仅前二句词句略有出入。《宗镜录》曰:“见身无实是佛见,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祖堂集》(高丽再雕版)曰:“见身无实是见佛,了心如幻是了佛。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景德传灯录》曰:“见身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宗镜录》《祖堂集》均成书于五代十国末期,真实反映了唐五代口语特点,是极为珍贵的佛学著作。《景德传灯录》成书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对宋元教界文坛产生过很大影响。其后收录《拘留孙佛偈》的佛学著作如《联灯会要》《禅门诸祖师偈颂》采用《宗镜录》本,而《五灯会元》依据《景德传灯录》本。针对《拘留孙佛偈》的三种不同版本,学者邱震强、李芳曾有专文依据佛学、语言学等作了多方面考辩,可供参看。赵之谦本幅所录《拘留孙佛偈》采自《景德传灯录》版本,惜将“身心”颠倒为“心身”。按照邱、李二人的文章,拘留孙佛此偈应释为:“懂得了身体由四大和合而成,并不实在,就明白了什么是佛;懂得了心如梦幻,就明白了佛的含义。如果懂得了身体和心的本性是空的,是因缘而生,那么这人与佛有何区别?”该偈与七佛传法偈其他六首一脉相承,都讲述了身心皆是虚妄的佛理,旨在劝诫世人迷途知返,莫要执着于我、法二执,依仗佛力照见虚空幻象,证得如如不动之真如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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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赵之谦所书佛偈的内涵之后,我们再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审视一下这幅作品。赵之谦在书法上四体皆工,尤以“颜底魏面”的北碑大字饮誉书坛,既有端庄雄壮的正楷书,又有流丽跌宕的行楷书,以对联、条幅、条屏等立轴形制最为常见。楷行书以外,赵之谦在篆、隶书上同样取得了瞩目成就。赵之谦曾言:“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此甘苦自知之语。”由是,在赵之谦的书学生涯中,他对篆书、隶书倾注了大量精力,苦心研习。根据现存少量的早年作品看,赵之谦的隶书初师邓石如,其后逐渐转益多师,将目光投向汉碑。1862年末,三十四岁的赵之谦经由海路到达北京城。这段时间里,他与好友胡澍、沈树镛、魏锡曾等与京城收藏巨擘来往密切,广泛搜集各种汉魏碑拓、原石等,艺术鉴藏交流活动使得赵之谦眼界大开,开始大量临摹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间刻石作品,构成了赵之谦一生书法艺术上最为关键的转折期。其中隶书取法于《石门颂》《刘熊碑》《封龙山颂》《武荣碑》《谷朗碑》等经典作品,朝夕摩挲,心追手摹,并在汉碑基础上融合北碑技法,自出新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隶书风貌,成为晚清书坛当中极具辨识度的隶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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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早年隶书似邓石如,笔画圆润朴厚,其后临摹了大量汉代隶书碑刻,并接受了碑学思想及包世臣“万毫齐力”的笔法理念,又从张宛邻(名琦,1764-1833)书风中深悟楷书、隶书相互结合之法。成熟时期的隶书用笔在汉隶基础上融入了北碑笔意,将北碑的劲健挺拔融入隶书当中,行笔时寓圆于方、方圆结合,运笔过程斩截果断,又有急缓有致的节奏变化,富有阳刚的力量感和活泼的生气。赵之谦隶书的起收笔较之其他书家,动作的幅度、力度略大,形态变化更加丰富。行笔过程中增加了铺毫、裹锋之间的“卷锋”转换,强化了单个笔画的提按变化,笔画一波三折,灵动多姿。在收笔处往往强调重按出锋,夸张了隶书特有的“蚕头燕尾”之态,形成了丰腴、劲健的笔画特点。结体方面,赵之谦将隶书的结构、字势进行适度的夸张,整体上呈现出开张舒展、飘逸飞扬的特征。在整体横向扁平取势的基础上刻意增加了一些纵向取势的字形,横画的波挑更加舒展,字形结构重心上移,增强上紧下松的体势,在左右错落的同时穿插避让,使字形在不失稳重的同时更加险绝。在章法布局上,赵之谦有意地打破行列之间明显的界线,字与字之间因势利导,前呼后应,随机生发,加之其字法错落跳宕,用笔一波三折,节奏感十足,使得整幅作品富有朴茂雄强的体势和活泼灵动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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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书家善隶书者颇不乏人,且大都宗法汉碑,但是在风格面目上多因循汉碑厚重、朴实、工整的特点,真正形成个人独特艺术风格的书家并不多,金农、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等尤数其中佼佼者。赵之谦习古并不全盘吸收,而是根据自身的喜好和需求进行有选择的继承。他选取汉碑中鲜有书家涉足之处,在汉隶讲求醇厚朴茂、典雅工整、法度森严的普遍特点之上,融合帖学与北碑笔意,审慎地构建个人艺术面目,最终形成了婀娜多姿、劲健丰腴的隶书风格。另外,赵之谦平生用力考证审订金石碑版,对异体字颇有见解,著有《六朝别字记》,再加上他力求出“奇”,故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增加异体字的使用,为他的书法风格参入了“奇古”的品位。从整体来看,赵之谦的隶书常常以郁勃之气贯通全篇,笔势雄肆沉厚,他十分注意笔画与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的内在关联,注重作品全局的浑然一体,具有朴茂雄强、淋漓宕逸的风格特点,给观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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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不遗余力访求金石碑拓、整理书法遗存的鉴藏活动,以及诸体兼攻的艺术实践为晚清书坛的碑学运动掀起了高潮,并激励着后来人持续向纵深处探索。赵之谦书学思想中具有可贵的创新意识和大胆突破陈规的理论勇气,他在《章安杂说》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为最工。夏商鼎彝、秦汉碑碣、齐魏造像、瓦当砖记,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笔,而古穆浑朴,不可磨灭,非能以临摹规仿为之,斯真第一乘妙义。”赵之谦推崇的书法最高境界是“以不学书、不能书为最工”,可以看出他在碑学思想影响下对稚拙、朴厚书风的击节称赏,其次他又列出一系列的出土金石、碑版、造像、砖瓦等书法遗存,并称之为“斯真第一乘妙义”,推崇备至。这些新出土书法遗存正是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崛起而受到书法界愈来愈多的重视和取法,赵之谦书法篆刻获得重大突破并建立个人风格,正是借助这些当时还不甚为人所重的新出土材料。赵之谦逝世一百年后,学术界正式给予这些新材料以“民间书法”的学术定义,并在书坛汇成了取法民间书法风潮的“流行书风”,如此可见赵之谦书学思想的精深宏富与超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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