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北京秋拍】朱彝尊家族旧藏明万历“国本之争”重要文献亮相嘉德秋拍

中国嘉德2023年11月02日约 11 分钟

2023中国嘉德秋拍古籍部推出朱彝尊曾祖朱国祚为万历皇帝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时，拟订校改的大典仪程草稿。在万历朝拖延达15年之久的“争国本”阴霾笼罩下，万历皇帝、孝定李太后、皇长子朱常洛、王恭妃、郑贵妃、皇三子朱常洵的复杂关系，都使得这次皇太子的册立非同寻常，不管是具体仪注的拟定，还是行礼的方式，都与明制的一般规定存在差异，体现了朱国祚的“巧思用意”。此卷有朱国祚十一世裔孙朱贞瑞题签，粱同书引首，阮元、张廷济、李嘉瑞、沈曰富、王国维、金蓉镜等十八位清代学者累累题跋。明清两代一直为朱彝尊家族宝藏，晚清民国间为吴兴藏书家蒋汝藻密韵楼所得。

明代万历皇帝，即神宗朱翊钧，由于宠信郑贵妃，迟迟不立东宫太子，导致在朝大臣对“国本”之担忧，最终酿成旷日持久的“争国本”案。按照明代宗法制，太子首先应为嫡子，即皇后所生皇子，若皇后无子，则立皇长子。太子须尽早册立，以便早定“国本”。神宗王皇后没有儿子，按明代礼制，宫人所诞长子朱常洛应被封为太子，但神宗却久不立太子，并执意进封自己宠爱的郑妃为地位仅次于皇后之皇贵妃，并意欲使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群臣耳闻目睹皇帝有意废长立爱，纷纷上疏，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明神宗在位共四十八年，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到万历二十九年（1586-1601），竟贯穿万历朝将近十五年。此事件最终屈服于祖制，以长子朱常洛册封太子而暂告一段落。此次征集所得《明太傅朱文恪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便是我们直观感受这场旷日持久“争国本”案最为直接之存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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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40 阮元、张廷济、梁同书、王国维、金蓉镜等题跋 明朱国祚手定册立明光宗为皇太子仪注稿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写本 1卷 102.3×29cm 、414.5×29cm、238×29cm 著录： 1、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 2、（清）张鉴《冬青馆集》 3、《王国维集》第一册
朱国祚（1559—1624），字兆隆，号养淳，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十一年（1583）以状元及第，历任皇长子讲筵侍班官、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光宗即位后，以国祚曾从侍潜邸，特旨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天启三年（1623）进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改武英殿大学士。天启四年（1624）病逝，享年六十有六，赠太傅，谥文恪。
从该卷内容来看，卷内详细记载了册立皇太子和四位亲王的规制议程，并有朱国祚对初稿的修改墨迹，朱彝尊曾撰文，说其曾祖朱国祚“册立旨下，《仪注》皆先公预定，出诸袖中”。此件即为朱国祚几度修改删削的《册立仪注》稿本。是我们直观感受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国本”案最直接的存世文献。

《明太傅朱文恪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
皇长子朱常洛之母王氏原为神宗母妃李太后所在的慈宁宫宫女，万历皇帝对于私幸宫女一事感到不甚光彩，只是在李太后一再坚持下，才只好于万历十年（1582）四月进封王氏为恭妃。与此相反，万历皇帝十分宠幸郑氏，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随着郑氏诞下皇三子朱常洵，这种境遇悬殊更加明显。同年（1586）二月万历皇帝晋封郑氏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这种区别对待，随即引起了朝廷群臣对神宗“废长立爱”的担忧。

神宗以元子身体虚弱再稍等二、三年为辞，不同意举行册立大典。虽然他也强调，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但他始终是以拖延的办法静待情况的变化。
神宗的延宕立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按照明代祖制的规定，皇子十岁出阁读书，十五岁行冠礼，十六岁行婚礼，神宗本人五岁就能读书，但朱常洛直到十三岁还没有入学，二十岁时冠礼、婚礼更是不知时日。为此朝臣与神宗展开了持续十五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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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拖延不立太子的举动也惊动了其母李太后。在神宗到慈宁宫看望李太后时，太后质问神宗：“皇长子马上就要过了弱冠之年，为什么还不册立为太子？”神宗随口答道：“他是都人所生。”太后听到这个回答极为震怒，怒斥神宗说：“你也是都人所生的！”内廷称“宫人”为“都人”，李太后也是由宫女晋封，所以听到神宗的回答大发雷霆。神宗此时惶恐万分，伏地请罪不敢起。在李太后的坚持下，神宗连声答应马上举办册立分封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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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九年（1601）九月十八日二更时分，神宗突然颁下谕旨，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准备举行册立皇太子和分封皇子大典，正式颁谕礼部择吉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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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代理礼部事的朱国祚很快拿出预先准备的《册立仪注稿》，并在修改后于二十三日正式呈上《册储分封仪注》。从修改痕迹来看，自朱国祚拟出初稿后，又经过其修订，由于定稿需要上呈万历皇帝，草稿则存留在了朱氏家中，并一直由其子孙收藏。

朱贞瑞题签： 先太傅文恪公册立仪注稿。十一世裔孙贞瑞谨藏

粱同书引首： 明太傅朱文恪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钱唐后学梁同书书。钤印：山舟、梁同书印
该稿一直是由朱国祚后人保存。他的六世孙朱守葆在编订朱国祚年谱时，还提及此稿由其敬藏。朱氏后人遍邀江浙地区名贤题跋。此卷有朱国祚十一世裔孙朱贞瑞题签，引首有梁同书手书“明太傅朱文恪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末有阮元、冯登府、张廷济、李嘉瑞、沈曰富、陈寿熊、洪文益、张森榦、郑庆庄、张乃治、张乃淳、仲湘、李龄寿、张王熙、蒋一桂、周龄、王国维、金蓉镜等十八位学人题跋，时间从清嘉庆间一直横跨至民国。

阮元等人题跋

王国维题跋
《仪注稿》第一个题跋，是清嘉庆九年（1804）九月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朱国祚八世孙朱墨林“持此索题”，阮元“写跋归之，俾其家世世永保焉”。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冯登府也“曾观于娱老轩”，而朱墨林（1780-1819）则是朱彝尊之裔孙。

↑向上滑动阅览 1、阮元题跋：右明大学士朱文恪公删定万历二十九年冬十月册立光宗为皇太子仪注稿一卷。史称公争国本至数十疏，储位卒定，而竹垞太史书先太傅奏疏尺牍卷后亦云。先公万历中以礼部左侍郎掌本部尚书事，清性著闻。是时朋党纷争，先公中立不倚，惟力持谠议，抗疏建储。迨册立旨下，出仪注于袖，越宿而大典行。盖此卷即其所手订之稿，今以《明史 · 礼志》证之，大致不殊。惟志云“皇帝御奉天殿”，而卷云“文华殿”，则三殿既灾故也。其于慈圣太后止，云“宣文明肃”而无“贞寿瑞献”，则加徽号尚在十月后也。仪注元本“皇太子”下四王，即史所云，同日封贵妃子为福王，皇五子为瑞王，皇六子为惠王，皇七子为桂王也。恭妃者，光宗生母也。皇贵妃者，郑贵妃也。端妃者，皇五子之母周端妃也。当日礼官具注如此。公笔削之，使十余年不举之典一朝而定，观此益叹公大节克建，而竹垞太史所述祖性之不诬也。嘉庆九年（1804）甲子秋九月，朱氏裔孙诸生墨林持此索题，因写跋归之，俾其家世世永保焉。浙江巡抚扬州阮元。钤印：阮元之印 2、冯登府观款：后学冯登府曾观于娱老轩。钤印：冯登府印、太史之官 3、张廷济观款：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四月十六日，嘉兴张廷济第三次读于西埏里寓。钤印：张叔未
此后该稿继续为朱氏后人所宝藏，并在清咸丰六、七、九、十年（1856-1860）间，集中邀请学人题跋，分别有李嘉瑞、沈曰富、陈寿熊、洪文益、张森榦、郑庆庄、张乃治、张乃淳、仲湘等人。

↑向上滑动阅览 4、李嘉瑞观款：咸丰六年（1856）岁在丙辰清和月既望，析津李嘉瑞读。钤印： □□、嘉瑞 5、沈曰富题跋：册光宗为太子在神宗廿九年，而恭妃之薨在三十九年，稿末或注二妃已逝，于灵前行礼盖未考耳。四王虽同日受封，而惠、桂两王尚幼，虑有改命，故略之。文恪以前此一年署礼部，曾劾郑国泰，而仪注之定竟出其手。观卷中凡遇保姆字样，悉行抹去，若早知他日有客魏之难，而预为防维者，大臣为国随处留意，不以细故而加忽，即此可想见矣。咸丰六年（1856）五月八日，吴江沈曰富敬观。钤印：富之 6、陈寿熊题跋：稿中跳行处多不如式，盖公余令家之小吏为之，非部吏所具，且观纸端所注字，则此已三易稿矣。公于国家大事用意不暂舍如此，真可为后世法，不独朱氏所当宝也。咸丰七年（1857）四月十二日，震泽陈寿熊识，钤印：寿熊 7、洪文益观款：咸丰七年（1857）四月十四日，吴江洪文益敬观。钤印：文益 8、张森榦观款：咸丰丁巳（1857）立秋前三日，吴江张森榦敬观。钤印：韫卿 9、郑庆庄观款：咸丰七年（1857）岁在丁巳壮月中秋前五日，秀水郑庆庄敬读。钤印：静轩 10、张乃治、张乃淳观款：咸丰九年（1859）己未立秋后一日，张乃治、张乃淳敬读。钤印：元之、张庚生 11、仲湘题跋：旷典传前代，仪文定老臣。昔年关国脉，此日重家珍。一卷云仍守，年秋楮墨新。试看塗乙处，字字动星辰。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复丁老民吴江仲湘拜题。钤印：复丁老民、仲湘六十以后之作
随后在清同治十一、十二年（1872-1873）、光绪十八年（1892）间，李龄寿、张王熙、蒋一桂、周龄亦分别撰写跋文，从张王熙“今文孙春山幸宝藏，于兵火之余将善继前贤志业，以是卷卜之可矣”、吴江知县蒋一桂“此手定建储仪注册稿，点窜不苟，历久如新，神明呵护有以也，朱氏当永宝之”，可知至少到光绪年间，该稿仍由朱氏后裔家藏。

↑向上滑动阅览 12、李龄寿题跋：《明史》列传载，公争立储事，独详其劾。郑国泰言外戚不当预闻斯事，及言冠婚逾期，皆人所不能言者。盖此时光宗已生十九年矣，储二国本也。公之立朝有古大臣风，于此可见。此册立仪注，公所点窜皆有深意，盖此事实定于公手。后人宝此，正当如天球河图，而居高位有辅相之任者，不当以公为取法耶。同治壬申（1872）夏四月，李龄寿展读数过谨跋。钤印：李龄寿印、匏斋
13、张王熙题跋：文恪立朝偘偘，而于建储事尤力持之。今读此稿，想见大臣筹国至意，历劫不磨。今文孙春山幸宝藏，于兵火之余将善继前贤志业，以是卷卜之可矣。同治癸酉（1873）夏五，后学张王熙谨识。钤印：张王熙印 14、蒋一桂题跋：史称公争国本至数十疏，大节炳于日星，文达公亦言。其始末綦详，不复赘。此手定建储仪注册稿，点窜不苟，历久如新，神明呵护有以也，朱氏当永宝之。光绪己丑（1889）夏六月，权知吴江县事蒋一桂敬题。钤印：蒋一桂私印 15、周龄观款：光绪壬辰（1892）夏四月下澣，后学周龄敬观。钤印：周龄、鹤亭
《仪注稿》最后两跋分别为王国维、金蓉镜所作，王国维在跋文中注意到，由于册封时，三皇子母亲郑氏已封为贵妃，皇长子的生母只是恭妃，在名位上悬殊有别，所以朱国祚用“母妃”二字浑括，极有用意。王国维题跋落款为 “辛酉（1921）孟冬” ，跋文称“此卷旧为朱氏家藏，今归吾友蒋孟蘋学部”，金蓉镜题跋作于“戊辰（1928）闰二月”，内称“孟蘋与其子榖孙皆留意文贤翰墨，缇袭宝藏亦可尚也”。蒋孟蘋，即蒋汝藻，则该稿从朱氏家中流出，归于蒋汝藻密韵楼，也很可能发生在民国初年，也使得此卷的传奇身世得以继续延续。

16、王国维题跋：此卷旧为朱氏家藏，今归吾友蒋孟蘋学部。案竹垞先生《史馆上总裁第六书》及《书先太傅奏疏尺牍卷》后并云：“册立旨下仪注皆先公预定出诸袖中”，盖即据此文恪手定仪注为说也。《上总裁书》又言：“公上言国朝册立东宫无谒，谢贵妃四拜之礼，宣德、嘉靖旧仪，与今有别，故《实录》特书是年礼臣悉从裁革。”今此稿中皇太子有拜母妃，无拜皇贵妃事，则竹垞之言信矣。又稿中本有“一内侍引皇太子诣恭妃前行四拜礼；一内侍引□王诣皇贵妃前、□王诣端妃前，各行四拜礼”二条，文恪删之，而于末增入“一内侍引皇太子、亲王各诣母妃前行四拜礼”一条。盖时福王母已为皇贵妃，而皇太子母尚为恭妃，与瑞王母端妃名位不殊，言之不顺。故以“母妃”二字浑括此等处，极有用意。昔竹垞言其家有容堂所藏文恪手迹，多至四椟，经乱尽失之。既而搜访掇拾五十年，装界成六册，皆奏疏尺牍也。此卷既非疏稿，又系折本，当不在所装六册之内。今六册者不知存佚。而此卷独存，足以见前代大臣之用心，是足珍已。辛酉（1921）孟冬，海宁王国维敬观并识。钤印：王国维、静安
当我们走进晚明的历史，再次感受与万历、天启、崇祯朝政局演进相始终的晚明党争，凝望这份仅存的《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无疑增加了它的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深入了解这场旷日持久的册立分封礼的隐微细节提供了窗口。同时《仪注稿》上朱国祚“已三易稿”的笔墨痕迹，也在穿越五百年的历史时空后，深刻的展现了那时士大夫在与皇权之争中于皇太子册立旦夕间的“巧思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