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德国在中国的舆论公关,为什么失败了
大家好,我是老古。
关于政府行动由舆论决定,由大多数能观察到的民意决定,这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文章主题,并且,我将这些写成了一篇理论一点的文章:
今天我们来谈最近以色列中国大使馆、德国中国大使馆在中国舆论中引发的争论事件。
首先,我们来分析以色列和德国的大使馆,为什么会与中国网友怼上了,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都负担有影响驻地舆论之使命,能否达到目的是另一回事,但是通过各种运作影响当地的舆论,创造出有利于此国政府的政治行动的舆论环境,就是大使馆参与当地舆论的目的。
很显然,以色列和德国大使馆,此次影响舆论的结果是失败的,是没有达成他们要的目的的。
一国在国际上的政治行动,要想得到更多国家政府的支持,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合纵连衡,还需要获得全球民众的舆论支持。
民间的舆论可以倒逼政府改变政治决定。
大多数时候,大使馆会采取与当地精英群体的沟通、会议等方式,达成这一目的。比如,搞一些酒会、邀请所在国的精英群体参与。
这其中,并不缺乏一些利益交换,以达成让对方支持的目的。
你会看到,不少民间机构,能够成为政客们的座上宾,原因都是这些机构在所在国有巨大的舆论能量,能够在两国政治关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美国商会就曾经在中美长期的贸易纠纷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这些公关行动,往往根据所在国的国情,来制定策略。
比如,在美国,很多外国政府机构直接就给钱到游说公司,通过游说公司影响议员,从而影响美国的政治决定。这些游说活动在美国是公开的、合法的且被记录在案的。
例如,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公开信息,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日本政府游说美国政府的投入最大,自2016年以来已花费1.5亿美元左右。其他游说投入排名靠前的国家政府包括沙特阿拉伯(9千万美元)、爱尔兰(7千5百万美元)、以色列(7千2百万美元)、韩国(6千7百万美元)。
其次我们要来谈,为什么以色列与德国会在网上开杠?
在互联网媒体时代之前,影响所在国的舆论的重要手段,就是影响当地的精英,但在互联网媒体时代来临后,则大有不同。
因为互联网媒体时代是一个民粹媒体时代,传统精英已经边缘化了,他们影响不了大众了,因此,各国都开始在推特、微博上建帐号,透过新的方式 来影响当地舆论。
美国大使馆也办过馆庆,邀请了国内的不少名流参与活动,司马南这样的民粹头头之所以被邀请,也是源于其在中国舆论中的巨大影响力。
在社交媒体时代,为了达成目的,影响社交媒体中的民粹舆论领袖,也是公关对象之一。
只有在这种场合,才有私下沟通的机会,并创造一个可以影响对方的方案。
俄罗斯国内的一些政治机构,也会邀请饶谨、司马南等人参与俄罗斯的政治活动,他们的目的,也是希望这些人在国内继续挺俄,从而在国内制造更多的亲俄舆论。
因此,只要你是舆论上影响大的人,象司马南,成为美俄两国大使馆的常客,这是一件不必惊讶的事,这是这些政府外驻机构影响民间舆论的手段之一。
第三,以色列和德国大使馆为什么杠不过中国网民?
无论是什么情况,只要存在争议,他们一定杠不过网民。因为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言的也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只要开口说话开始论理,那就是输的。
因为争议往往不是一个很清晰的道理,如果是清晰无误的道理,就不存在争议,争议往往由一个事件复杂的背景构成,比如巴以长达八十年的复杂历史。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的是情绪。
伊朗大使馆就很聪明,他们就是不断地将加沙各种悲惨的事件视频往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扔,特别是抖音,形成了巨大的播放量,有效地影响了当地的舆论。
这就是一种迎合社交媒体特点的煽情方式。纯以目的手段分析的话,伊朗大使馆的舆论战,比以色列和德国大使馆要成功得多。
在新媒体时代,伊朗大使馆比德国和以色列大使馆,更能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第四、政府运作社交媒体还处于初级阶段
如果以一个社交媒体运营的视角来看,这些大使馆们运作的媒体,都还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
中国的整体形象在外媒上也受到了比较大的扭曲,可见,他们的全球公关策略也不怎么的。
美国大使馆也不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的东西都是一些官话套话。
这是政府效率决定的,缺乏市场机制的官员们,并不会向市场的媒体学习,所以死板僵硬,往往是政府在民间开展舆论影响中的特点。
他们还习惯于在大使馆用私下会面,一对一沟通的方式影响当地精英,还没有学会如何在网上与民粹化的舆论进行沟通。
当然,这不是一个显学,而是一个所有政府都在做,但是,都不能公开宣称,也没法大张旗鼓做的事。
因为舆论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甚至关系到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斗争。基于政治目的的舆论宣传战,只能从功利上判断,是否有利于两国民众之间的合作、交易和交流,如果是有利的,那么,这种舆论是存在边际改善的。
如果这种舆论战只是服务于国际政治上政府之间的恶斗,那么,这种舆论战则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方。
那显然,未来国际政治风云中,类似的舆论战会越来越多,各国政府下场直接参与社交舆论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