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书店店长荐书王小波：最大的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牢笼先王小波/2023年11月28日/约 4 分钟 我有一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正如王小波这篇文章所言：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但正因此，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站在21世纪往回看，如果王小波真的火过，他应该已经过时了。他离世的25年间，我们的生活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动，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的更新换代，一切都在匆匆向前猛冲。但不变的依然是常识的缺失，特立独行的头脑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有趣的灵魂依然只能独行，沉默的大多数依旧不会看他的作品。他尖锐，但不刻薄；他理性，但不教条；他清醒，但不冷血；他独特，但不孤傲；他深刻，但不深沉。他拥有诗意而有趣的灵魂，他用文字对抗虚无，并甘愿战斗到死。我们怀念小波，不是对他的个人崇拜，而是对他的精神充满敬意。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王小波作品全集（纪念版），他的所思所感，皆是从平凡人的身份出发，着力解决人们的困惑和不解，加以人类文明中那些天才们的思想精华，让琐碎的日常问题都变得丰满，又让遗世独立的伟大哲思，变得有趣、平易近人起来。这套书是王小波遗孀李银河唯一授权并亲自勘校，迄今为止王小波最全的作品集，也是他所有作品的最终定本。先知书店一次性完整收集，更附有王小波写于五线谱上的手稿。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王小波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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