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术专业化的发展，象牙塔与现实问题之间的鸿沟似乎正在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学术严谨性”等同于对特定技术的运用，尤其是数学与计量模型，使得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对于政策制定者及普通民众而言愈发晦涩难懂，社会科学研究似乎正丧失其现实意义。为什么学术上最“科学”的方法似乎与现实最不相关？学术研究为何与现实政策渐行渐远？社会科学能否同时实现学术严谨性与现实相关性？在 Cult of the Irrelevant 一书中， Michael C. Desch 追溯了一战至今，在安全研究领域，美国政府与象牙塔之间关系的演变，由此探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的关联度。通过丰富的案例，作者展示了为何有些学者的政策影响力会更大、政策制定者们又是如何被社会科学研究所影响的。Desch 细致的研究不仅破除了关于学界与政界互动的一系列常见误解，也指出了方法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哪些危险。他的研究启发我们思考，当下学术研究的意义什么？什么样的研究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2008年4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 Gates）在演讲中表示，“我们必须再次拥抱学者及他们的智慧。”其意在强调，大学曾是前沿研究的重镇，为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政府以外的资源”（resources outside of government）。但即便他力图弥合政策界与象牙塔之间的鸿沟，双方之间依然渐行渐远。根据教学、研究与国际政治项目（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RIP）的调查结果，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认同他们应当以某种方式为政策制定做出贡献，但也清醒认识到，社会科学的最新方法恰恰是对决策者而言最没有帮助的。而安全政策的决策者们也认为，社会科学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样的趋势似乎与一般的认识背道而驰。长期以来，人们乐观地认为，社会科学的严谨性与其政策相关性应是可以兼容的，甚至认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是其真正相关性的必要条件。在 Cult of the Irrelevant 中，通过对一战至今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政策之间互动关系的长时段考察，Michael C. Desch 重新定位了社会科学的学术性与现实相关性之间的联系，阐释了社会科学之所以走近或远离现实政策的驱动因素，并为缩小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区隔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原价：205元，到手价：169元（12月9日-12月12日双12活动期间）
2009 年 4 月，曾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情报部门高层任职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 Washington Post 上发文称，“象牙塔的围墙似乎从未如此之高”。而自 1980 年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的顶尖学者提出政策建议的意愿绝对值也在逐渐下降。在学术界和政策界眼中，双方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固，尤其是在政治学学科努力变得更加“科学”的时候。作者提出，问题在于学者们越来越将严谨性等同于特定技术（数学和通用模型） 的使用， 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相关性标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科本身对专业化发展的追求，二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在美国，政治科学创立的初衷便是“学以致用”，早期美国政治学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象牙塔外的人士，但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模范”、追求专业化发展的风潮很快影响了这个领域：学者们的研究问题变得具体而狭窄；对客观中立的追求导致学者们回避卷入现实政治；对科学方法和研究技术的崇尚，超过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1980年以来顶级国际关系期刊中使用量化方法与正式模型的文章与政策分析文章的占比变化（图源：Cult of the Irrelevant）
外部环境的变化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科学界回避政策相关性的倾向。 战争是一个关键变量，发挥着联结象牙塔与政府的作用。战争时期，对专业知识的需求促使政治决策者和公众向大学寻求有助于战争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而共同的威胁感所造成的“聚旗效应”（rally-around-the-flag effect），及其所激发的爱国主义情绪同样会影响到学术界，使之倾向于更宽泛的、不排斥政策相关性的严格性定义，并增强学者平衡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矛盾的意愿。和平时期，学科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并削弱了这种联系。社会科学现实相关性下降的第一个逻辑源于学术事业本身的动力。学术研究通常是累积性的，科学家关注的通常是那些可以用与已有的概念和工具相近的技术来解决的问题，进而造成各专业之间以及各专业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日益隔绝。作者警告称，社会科学的发展与专业化可能正促使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不再关注与政策相关的问题，“因为已知事物的复杂性最终会阻碍知识体系本身的发展”。其次，专业化的标志之一是“团体性”，即“一种有机的统一感，以及将自己视为一个有别于普通人的群体的意识”。学科的整体利益促使学者设法将自己与非专业人士区分开来，其中一种方式便是采用外人难以理解的行话或其他话语模式。而复杂的社会科学方法（模型、统计或深奥的专业术语）为非专业人士提供了理想的准入门槛，因为学习这些方法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组织利益的角度出发，另一个与前两者略有不同但互为补充的组织利益解释则涉及各学科如何定义对严谨性的定义，以及各学科成员相互采用类似方法的动机。在各学科中普遍存在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分野，与社会科学对其“科学”特性的强调，使社会科学越来越脱离实际事务。一些学者认为，基础研究的成果也能够通过“涓滴”（trickle down）的方式影响政策制定，从而同样具有一定的政策相关性，但正如作者在后续案例中指出的那样，这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作者提出，使政治学更加“科学化”的努力往往会降低政治学的政策相关性，“技术化”往往会导致政治学家为了使用研究方法而使用研究方法，而不是基于这些方法是否适合手头的研究问题，从而使研究事业偏离具有更广泛利益的工作。当严谨性被狭义地定义为所使用的技术时，政治科学势必将与现实渐行渐远。作者认为，国家安全研究是观察学科严谨性与现实相关性关系的最佳透镜之一。它在战争或紧张时期极为繁盛，吸引了大量学者的注意并将学术界与政策界密切联系起来。随着局势的好转，它又成为众矢之的，陷入缺乏严谨方法与理论的批判中。其学科地位的不确定性是外部局势与学科动态如何影响社会科学严谨性与相关性平衡的缩影。Cult of the Irrelevant 追溯了一战至今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现实政策之间互动关系的动态变化，展示了社会科学的学科动态如何越来越倾向于狭义的科学严谨性，而忽视了更广泛的政策相关性，从而走向了“知识上的死胡同”（intellectual dead ends）和“政策上的失败”（policy debacles）。 社会科学专业化的浪潮早在一战前便出现了。讽刺的是，它最初的目的是使社会科学变得更“有用”。早期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普遍乐观地认为，科学的严谨性和实用性是相辅相成的，人类理性的发展能够自然地改变现实状况。但随着“科学”越来越等同于纯粹的研究，等同于为知识而知识（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等同于采用效仿自然科学模式的“科学方法”，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窄，专注于使用数学方法来解释更小、更深奥的问题。这使得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与决策者试图理解的社会逐渐被隔离开来，科学与实际应用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渐突出。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表明，战争能够抑制学科专业化与内向化的趋势，促使社会科学家离开象牙塔，克服学科障碍并回归到实际工作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人类学在二战中发挥了惊人的巨大作用，而这种影响力来源于它在方法论等内部问题与解决重大政策问题的需要之间取得了平衡。不同于社会科学的一般潮流，人类学家愿意在“大单位”中解决“大问题”并使用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纯粹”研究与复杂方法有时当然也适用于某些政策，但更多时候并不能供给政策制定者所需要的产出。战时的经验表明，政策制定者们并不关心具体的学科问题，当社会科学是跨学科的、侧重于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由政府组织内的研究团队而非政府外的个人研究者执行时，社会科学是“最有用”的。 但战争的结束很快导致社会科学的再次退缩。局势的平稳使学者们再次回归到学科本身的逻辑中，思考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与发展，这推动了使社会科学进一步专业化的努力。二战后，这种专业化浪潮催生了著名的“行为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行为主义主张科学方法的统一性，其愿景是在社会科学中引入被认为是普适的自然科学方法。这场革命席卷了社科学界，也包括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尽管大多数政治学家认识到了行为革命所暴露出的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的矛盾，但“对科学的忠诚”促使他们热情地接受了严谨性。这造成了二者之间日渐增长的矛盾，并使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等著名政治学家不得不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做出选择并永久离开了象牙塔。拥护学科专业化与基础研究的学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自然地通过“涓滴”或其他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而无需专门的应用转换。但决策者们很难同意这一点。战后初期，美国政府曾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提供了许多支持，但它很快发现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对它而言用处不大。决策者所需的“有用”研究是社科学者眼中的“纯粹”科学所难以提供的，这令决策者抱怨“对错误问题给出整齐划一的答案，可能比对正确问题给出不完整的答案更糟糕。”此外，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醉心于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因果机制解释，但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面对的是具体情景中的具体问题，并非抽象的变量关系。于是，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很快让位于对应用研究的压倒性关注，政府同时开始寻求其他安排以利用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包括特别暑期研究（ad hoc summer studies）、大学研究中心及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等等。这表明，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者们需要的是外行人也能理解的社会科学，它能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得平衡，并能解决决策者们面对的关键政策问题。 冷战时期，这样的分歧在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和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两位学者身上集中体现出来。很多政治学者往往以经济学为例，意图说明在使用科学化方法和复杂模型的同时，仍然可以获得巨大的现实影响力。例如，著名经济学家谢林曾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尤其是核战略决策极富影响力。但作者的研究却表明，他的政策影响力并非来自于学者们所认为的科学模型和前沿方法，而恰恰是不那么“象牙塔”的一面：首先，谢林与政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的是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关注的现实问题——在当时苏联核武器库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核威慑力量的可行性；其次，在国家安全相关研究中，他倾向于不使用高度数学化的博弈论版本；最后，谢林认为，理论的发展和现实问题密不可分，力图发展易于理解和传播的理论。谢林曾一度实现了对理论导向性、方法论严谨性和政策相关性的兼顾，但外部安全局势的缓和和战略学自身的发展动态使他在模式方法和实际问题之间选择了前者。对理论一致性的强调导致了他的政策立场开始自相矛盾乃至违背直觉，从而使他对决策者的影响力愈发降低。谢林的经验表明，当学科内部的激励机制将复杂方法和优雅模型置于现实问题之上时，知识动力往往会将学科引入知识的死胡同。罗斯托的经历是这一分歧的另一面。罗斯托兼具学者和决策者的身份，在美国政府内部具有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但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却难称正面。罗斯托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经济发展模型并用它来指导实际决策，他的发展阶段模式为美国确定自己在东南亚的利益及识别这些利益所面临的威胁提供了概念基础。然而，罗斯托对根据具体的地区情况修改普适的理论框架的做法非常抵触，顽固地拒绝任何与其理论框架不符的经验证据。这既影响了他的政策建议的合理性，也阻碍了具体地区研究的开展以及决策者对具体国家的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准则与针对战区局势开展的现实研究之间的矛盾最终造成了行为社会科学在越南的失败。而罗斯托的经历也表明了学者直接进入政府的弊端，这可能使他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而产生偏见。但作者并非认为学者不参与政治结果会更好，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对越南地区性知识了解的匮乏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对政策参与的不足，是造成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越南政策失败的关键因素。越战结束后，安全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这部分地是因为安全研究的合法性受到了意识形态反弹的冲击，但更多是学科专业化的结果。对科学严谨性的强调使安全研究成为众矢之的，这种“科学冲动”（scientific impulses）造成了安全研究的周期性。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美国政府加强了利用社会科学知识的努力，包括著名的“政治动荡预测项目组”（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 PITF）。但PITF的成果似乎并不受决策者欢迎。作者认为，原因在于基于统计模型的定量预测工作往往不符合决策者的需求，前者只能提供一般性预警和普遍性解释，而后者需要的恰恰是针对特定事件的定点预测。在回顾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历史之后，作者指出，社会科学确实曾经对战略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直接的，更多时候是间接的——不是通过制定理论或者起草作战计划，而是通过提供知识框架和思维路线图，来影响决策高层的思维方式。因此，理论和方法上的兼收并蓄十分重要，将战略学完全改造成一门以经济学为模型的“科学”追求是错误的。 值得说明的是，作者并非反对在研究中使用科学化方法和复杂模型，他反对的是，将研究方法置于研究问题之上的学科倾向。他呼吁，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应当采用问题驱动而非方法驱动的方法，并将首要关注点置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众普遍关心的优先事项，而不仅仅是学科本身的发展。同时，学者们应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最适合阐述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学界应当认识到，政策相关的工作并不是毫不费力地从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源泉中流淌出来的。更多与政策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将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而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同样也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应用型研究”和“基础研究”并非泾渭分明，正如科学史的研究所证明的，解决现实问题也会带来理论创新。本书最后，作者为重建社会科学的学术严谨性与政策相关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包括重新思考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实际应用、重新定位理论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修复将学术研究成果传递到政策领域的传送带、以及扩大对卓越学术成果的定义等等。作者强调，社科学者们应该认识到，他们不仅背负对学科规范的义务，同时也对更广泛的社会和国家负有伦理义务，这要求他们必须保持对相关性问题的关切。
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原价：205元，到手价：169元（12月9日-12月12日双12活动期间）为了调动智力资源来应对“9·11”给美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认为：“我们必须再次拥抱学者和他们的智慧。”然而，从实际上看，国际关系学理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之间的距离有多遥远？在 Cult of the Irrelevant 一书中，Michael Desch 追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的历史，考察在这期间联邦政府决策者与学者（Beltway and the Ivory Tower ）之间的互动关系。Desch 认为，战争或社会危机期间，社会科学研究更关注实际问题的解决，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与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在和平时期，学者们又回到了与现实不太相关的研究议题。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鼓励方法复杂、逻辑严谨的学术工作，而非那些涉及混乱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现实的议题，因而，学术文化愈发偏离解决实际问题的最终目标。当今的学者更多地从事基础性研究，并希望这些研究能以某种方式“涓滴”（trickle down）至政策制定者面向。通过对历任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及历史经验的考察，Desch 为这些希望影响政府工作的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一系列具体建议。这是一部丰富的思想史，也是防止该领域迷失方向的重要警醒。本书作者 Michael C. Desch 是圣母大学国际安全中心的创始主任，国际关系 Packey J. Dee 教授。
“Cult of the Irrelevant 极富启发性，为一个通常缺乏历史关切的主题带来了宝贵的历史视角。”
——Hal Brand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rump 作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政策相关性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家。这是对这一问题的严肃冷静且细致周密的探索。“——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大学教授，The Ideas Industry 作者“在这本关于核战争和游击战时代战略战术的学术史著作中，Michael Desch 深刻揭示了植根于经济潮流和时尚的形式化是如何将常识和实用性从安全研究中剥离出来的。他的作品扣人心弦、细致入微、极具说服力，对于那些和他一样希望学术界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人和那些认为重点在于改变国家的人来说，他的作品具有同等的价值。”——James K. Galbraith，德克萨斯大学教授，Inequalit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作者“Michael Desch 对过去一个世纪中学术界与华盛顿政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来说，他们正在寻求发展与政策相关的严谨的学术研究，这本书回顾了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些领军人物如何努力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架起桥梁，将被证明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James Goldgeier，美利坚大学教授因公众号推送规则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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