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合作伙伴关系的作用 | “自然指数-南北合作”增刊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必须克服许多合作上的障碍。

最脆弱和最贫困的人口生活在联合国（UN）描述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LDC）的 46 个国家中。由于粮食、饮用水和电力缺乏足够的保障，他们在经济和环境灾难面前更为脆弱。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极大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1088美元，使其中大多数国家通过投资取得科学进步的能力有限。最不发达国家政府平均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21%投入研发，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为0.93%。LDC每百万人口中博士生的平均数量为45人，全球平均水平为近 800 人。LDC每百万人仅发表23份科学出版物，而所有国家平均为562份。

因此，最贫穷国家的研究人员往往依赖外国资助来获取科学设备，以及获得高级学位和培训的机会。

自然指数采访了塞内加尔、海地、尼泊尔和柬埔寨这四个国家的研究人员，探讨了当全球北方国家试图合作并增强这些国家的研究能力时，哪些努力卓有成效，哪些则不尽人意。

Balla Diop Ngom和学生们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的量子光子学、能源和纳米制造实验室。来源：Sylvain Cherkaoui/Panos Pictures for Nature

我的实验室是塞内加尔第一个培养材料科学研究博士生的实验室，现有博士生11名，硕士生10名，已毕业博士7名。在塞内加尔可以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我们缺乏最先进的设备，有些人选择专注于理论性的博士论文课题。

我们经常依靠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外交来产生我们自己的实验科学。为了获得设备和培训的机会，我们的大学和国外大学之间会创建一份谅解备忘录（MOU）。例如，在数据科学方面，我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国家科学研究所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从而允许我们使用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设备和 X 射线衍射技术等设施。我们的联合提案获得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我们要求学生去那里三到六个月，使用他们的设备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四个学生去了蒙特利尔；第一个学生于 11 月毕业。然而，有时在两所大学之间建立谅解备忘录很困难，尤其一所大学说英语，而另一所说法语。我们以各语言起草了两份谅解备忘录文件。

另一个策略是帮助学生获得资金以及在合作者实验室工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机构之间没有谅解备忘录，但学生获得全额资助。例如，我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的一位合作者共同开发了一个研究项目，研究存储设备或可再生能源所需的二维材料，然后我选出塞内加尔的学生申请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斯伦贝谢基金会提供的未来奖学金。我有一名博士后和一名博士生在这些奖学金的资助下来到德雷克塞尔开展工作。这些协作培训的策略在塞内加尔并不常见，且只有在研究人员已经建立了国际网络的前提下才可行。

来源：Nature Index/Dimensions by Digital Science

我的第一笔重要资助来自世界科学院（TWAS），它为我提供了一年约16000美元的资金，使我能够建造自己的实验室并购买设备。接下来，我从英国皇家学会和非洲科学院获得了为期两年的未来领袖——非洲独立研究奖学金，金额约为30万英镑（364239美元）。这笔钱帮我培训了学生，并让他们和我自己得以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和建立人际网络。我还有另一笔35000美元的TWAS赠款，用于购买设备和化学品以及参加会议。全球组织需要知道，虽然资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学生很重要，向导师提供资金也很关键，这样他们才能保持稳定的博士生来源。

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里，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一直在增长，但政府可用于培训的资金却很少。塞内加尔政府提供的资助很少，研究人员只收到一半的预付款，其余在项目完成后交付，这使得科学研究变得很困难。我从未向塞内加尔政府申请过经费。同时我们从全球北方国家获得的小额赠款不足以购买大型设备。例如，一台扫描电子显微镜的成本可达100万美元。

能帮助到非洲国家学生的一件事，是在这些国家召开高级别科学会议。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没有经费旅行。在这些领域组织此类会议将有助于科学家建立联系并开展合作。

Balla Diop Ngom是塞内加尔达喀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的纳米材料物理学家。

Savouern Soum 研究柬埔寨的一个巨大淡水湖——洞里萨湖及其支流。来源：Chhut Chheana/Wonders of the Mekong

我于2020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洞里萨湖的水质，这是东南亚最大、生产力最高的湖泊。洞里萨湖在柬埔寨、泰国和越南都非常重要，因为湖本身及其周边生产了大量粮食。我的研究表明，鱼类数量下降可能源于湖周围的水质下降（尤其是低氧），这与该地区水稻生产中化肥的使用增加有关。与此同时，上游的额外用水减少了湖水，导致营养物质富集，氧含量下降，对鱼类造成了伤害。

2020年，我有机会在“湄公河奇迹”项目资助下学习水化学，这是由内华达大学里诺全球水中心与美国和柬埔寨政府机构共同开发的项目，以促进对湄公河下游的研究。我了解了洞里萨湖周围人们的多种不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活如何与洞里萨湖产生关联。在柬埔寨读博士真的很难，因为政府经费有限；柬埔寨的研究生资助主要来自其他国家。

Balla Diop Ngom和学生们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的量子光子学、能源和纳米制造实验室。来源：Nature Index/Dimensions by Digital Science

我还申请了“下一代湄公河科学家”项目的资助，该项目由美国国务院支持，旨在汇集柬埔寨、泰国、越南和老挝这四个湄公河流经的国家的早期职业科学家。这笔资金支付了我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杜兰大学的费用，以更多地了解其他科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工作。在那里，我获得了新实地技术的经验，学到了调试各类设计适应我的领域。

我们的政府需要科学研究成果。鉴于我们没有关于其他国家如何影响下游的证据，他们可以随意改变湄公河。例如，在距离柬埔寨很远的上游修建的水坝减少了湖泊的接收水量。因为洞里萨湖50%的进水量依赖于湄公河，此举增加了营养物质的浓度。

我希望“下一代湄公河科学家”计划能够帮助我获得如何长期维持研究项目的经验。我们通常会获得购买设备的资金，但接受过设备使用培训的人太少，人们毕业或项目结束后，这些设备往往会闲置。我们需要资金来维持学生的流动以及他们对设备和实验室技术的了解，从而让研究工作得以延续。“下一代湄公河科学家”最好的部分是他们支持湄公河沿岸所有四个国家的研究人员，这有助于我们在跨境项目上建立合作，以改善每个人的环境条件。

Savouern Soum是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应用生态学和管理博士生。

Anushiya Shrestha 来源：Pradip Dhakal, Communication &IT Associate, SIAS

我在南亚高级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向尼泊尔地方、省和联邦政府，特别是自然资源和灾害风险管理机构，提供有关社会环境问题的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这不是一个大机构，我们只有大约20名员工。我们还有兼职同事，是瑞典、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外大学的教员。

国际资助者是我们最大的资助来源。我们获得了来自不同机构的资助，包括加拿大渥太华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瑞典研究委员会，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总部位于南非开普敦的气候与发展知识网络，以及荷兰研究委员会。目前，我们的项目资金价值为2050万尼泊尔卢比（154000美元）。尽管许多国际组织积极作为发展伙伴，但研究伙伴的数量仍相当有限。

来源：Nature Index/Dimensions by Digital Science

鉴于尼泊尔政府对向国外汇款的严格管控，与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可能很困难。即使我们领导一个项目，并且项目资金进入我们的账户，也很难将其转给国外合作者。政府每年用于研究的资金非常有限。因此，特别是对于试图从事社会科学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来说，机会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国际奖学金，我们许多人就不可能获得学术机会，例如博士培训。

我们一直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何种研究进行资助是由全球性的议程决定的，而这并不总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当地情况。例如，森林保护至关重要，但森林覆盖率的增加也带来了现实生活中的挑战，例如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以及粮食和水危机。对于资助者或全球北方国家的同事来说，这些需求可能被认为“太本地化”或范围有限。语言限制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普遍问题，因此有时北方国家的研究人员会完成提案的最终撰写和出版物的编辑。另一个挑战是，我们作为一个政策机构，想要强调实证研究结果，但北方国家合作伙伴可能有不同的优先事项，例如推动新的分析框架和决策工具。我们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与北方伙伴主导的理论论点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贡献被认为是次要的。

Anushiya Shrestha是尼泊尔加德满都南亚高级研究所的研究主任。

Axler Jean Paul希望在完成美国医院住院实习后返回海地。来源：Matthew Allen for Nature

我去年毕业于太子港的海地国立大学，这是该国唯一的免费公立医学院。该项目为期七年，其中五年在医学院学习，一年在海地国立大学医院实习，另一年在社区工作。学生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培训的能力。在我申请时，125 个名额有8000名申请者竞争。海地还有五所私立医学院，但每年的费用约为20万海地古德（1508美元）。对于人均年净收入约为1725美元的海地来说，这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由于没有经济援助，最多只可能有5-10%的学生在国外接受培训。

来源：Nature Index/Dimensions by Digital Science

海地临床研究人员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缺乏高质量的医疗数据。我们只有一个可供科学家发表论文的国家期刊。教授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培训学生，特别是在医学专业。例如，我们没有心脏外科医生。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海地用于医学研究的大部分资金都是针对霍乱和艾滋病毒等传染病，但我们还有其他许多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和神经系统疾病在内的问题需要解决。我希望全球北方国家的同事们认识到，海地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几种传染病。例如，我们需要神经科学方面的医学培训。我们全国只有八台计算机断层扫描仪，每位患者的扫描费用为200至300美元。

为了获得神经病学方面的经验，在家人的帮助下，我自己支付了今年五月的前往美国的差旅费用。我联系了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尔斯迈阿密大学的一位同事，他帮助我联系上了从事中风研究的教职人员。八月份，我通过了三项考试中的第一项，获得了美国医疗执照。十月份，我前往肯塔基州，在路易斯维尔大学神经学系做志愿者，该系有一个关于脊髓损伤的研究项目。一旦完成考试，我可能会去迈阿密，在另一家医院获得更多经验，以增强我对一家美国顶尖培训医院的住院医师申请。大约五年后，等我完成住院医师实习，我想将我的专业知识带回海地。

Axler Jean Paul毕业于海地州立大学医学专业，目前在路易斯维尔大学做志愿者。

采访：Virginia Gewin。

出于篇幅和清晰度考虑，这些采访经过编辑。

原文以Making partnerships count为标题发布在2023年12月15日出版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南北合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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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 doi:10.1038/d41586-023-0390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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