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钴料的研究（上）

元青花钴料的研究（上）

陈逸民陈莺

在深入开展元代青花瓷器进口估料的研究之前，先要说明“苏来麻尼”料的问题。许多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什么是“苏来麻尼”料？好像只听说过“苏麻离青”料或者“苏渤尼青”料！

瓷器至所以能烧出青花来，是因为使用了含CoO的呈色剂，这种含CoO的呈色材料，在元代和明代早期，被称为“苏麻离青”或“苏渤尼青”。

我国陶瓷文献中最早录下这种材料的古籍是明万历十七年王世懋的《窥天外乘》，上面记载说：“……官窑，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其后，万历十九年高濂的《遵生余笺》亦有“宣窑之青乃苏渤泥青”的记载，陈继儒的《妮古录》也载有：“宣庙窑器，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青花用苏勃泥青。”同年（1591）年《事物绀珠》中“永乐宣德窑”条也有记载：“二窑皆内府烧造，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明清两代，类似的记载屡见文献，如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载：“宣窑之青，乃苏勃泥青也。”明王士性《广志绎》载：“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勃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清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唐秉钧《文房肆考》等文献，都有相同的记载。然而，这些记载都没有摆脱王世懋的影响，对这种青料的产地和命名，语焉不详，更不要说对这种材料进行组成分析了。

现今学人为了彻底搞清元青花的呈色谜团，对这种能呈现青色的矿物质作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各自得出了比较接近的答案。

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说：“郑和下西洋，（永乐年间六次，宣德时期一次），带回名为‘苏尼勃青’或称‘苏麻里青’的色料，景德镇用以烧制出青花器，非常富有特色。”[1]

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对青花钴料的描述仅“利用从中东地区进口的钴土矿”一句。[2]

两位学者都没有具体说明青花钴料来自于那个国家或地区。因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到实地考察，也只能作些大致推测。

蒋奇栖女士主张这种材料“来自伊拉克”。她认为：“在伊拉克的奥曼和黑加北部有着丰富的钴矿，钴矿在当地陶器中的使用在阿巴西时代（758---1258年）已经很广泛。萨马拉在公元9世纪也就是中国唐朝与波斯地区贸易最繁荣时期，是伊拉克最重要、最大的制陶中心，它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距巴格达以北125公里。在836--892年间曾经作为阿巴西王朝的首都。”我国早期的钴料应该来自于萨马拉地区。“萨马拉在古代的拼音文字为samarra，古希腊文写为souma，拉丁文写为sumere，叙利亚文是sumra 。中国早期青花使用的进口料为苏麻离青、苏渤尼青，这发音与萨马拉（samarra）及当时普遍使用的叙利亚‘sumra’这个地名发音相同”，翻译到我国，音译成苏麻离是很正常的。至于“苏渤尼”应该是音转的缘故。熟悉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和亲历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考察，使蒋先生对苏麻离青料的产地有了比前人更大的发言权。[3]

伊朗博物馆藏品

伊朗博物馆藏品

对元青花呈色材料的研究，刘新园先生作了最为详尽的考证，他在《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之研究》的第五章第二节，专门讨论了“苏泥麻—速来蛮”问题。他认为：

“‘苏麻泥’这类青料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细查有关文献，似有三种说法：

1、我国学者傅振伦的《中国伟大发明—瓷器》一书以为宣德青花料是以‘南洋苏门答腊的苏泥和槟榔屿的渤青’合成。

2、英国学者哈瑞·卡纳尔（Harry Garner）与玛格莉特·麦德里（Margaret Medley）认为是波斯卡山(Kasha)所产的砷钴矿，但又说‘最后建立这一观点之前，还需对中国和阿拉伯著作作进一步研究’（详1986年麦德里访问品陶斋的发言）。

3、上个世纪，英国人Friedrich Hirth博士在1888年曾倡导‘苏麻泥’为英语smalt（蓝玻璃）的音译。以后日本学者中尾万三在1982年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并自以为是他的创见。结果遭到本国学者尾崎洵盛的‘井蛙’之讥（日·尾崎洵盛﹤陶说﹥註解109页，昭和53年雄山阁版）。

从我国近期发表的著作来看，均认为第一说为望文生议之论。第三说‘苏麻泥’即smalt则广为征引，似有接受的均势。但我个人则偏向于第二种意见。”[4]

在对中外古代文献进行广泛的考证后，刘新园先生认为“永乐、宣德二窑使用之青料来自波斯”。

与刘新园先生从文献考察得出苏麻泥料来自波斯的结论一样，许明先生从另一途径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许明先生对元青花的研究，充满了现代学者的实践精神，他亲历了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考察，对元青花所用钴料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深入钴矿产地，结合波斯古代文献，使他的结论较为令人信服。

[1]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明代部分）》，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4年9月版，P29；

[2]冯先铬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P457

[3]蒋奇栖，《中国青花瓷对阿拉伯地区的影响》，《收藏》，2004—05，P23；

[4]刘新园，《景德镇明御窑厂故址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之研究》，香港市政局出版，1989，香港艺术馆编制，P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