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能几见庐山

王路在隐身2024年01月10日约 7 分钟

（本故事改编自《高僧传》卷7、《广弘明集》卷23等）

我活在一个僧权极其强大的时代。以至于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都会作为话题反复讨论。让讨论达到高潮的是庐山的远法师。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在庐山跟随他学了七年。他既算是我的师长，也算是我的师兄。因为我的出家师父汰法师和他的师父安法师是同学。

那个时代，第一流的人物如果不是出家人，也和出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瓜葛。我祖上做过些小官，父亲是广戚县令，他们在历史上都没留下任何笔墨。如果不是父亲在我十来岁的时候送我出家，我一辈子很可能跟他们差不多。

出家是因为汰法师。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就到汰法师座下做了沙弥。法汰法师是东莞人，非常漂亮，辩才比不上安法师，容貌倒比安法师好很多。他们少年时代就是同学，后来因为战乱，慕容俊的军队逼近陆浑，他们逃到新野。在新野，安法师遣散了徒众，让我师父汰法师南下杨都。汰法师对安法师说，你去西北弘法，我往东南教化，这辈子恐怕见不到了，来生在佛国净土相见吧！

汰法师去了杨都，住在瓦官寺，深受晋简文皇帝敬重，请他讲《放光经》。我出家没多久，汰法师就圆寂了。我十五岁已经能登上讲台说法，年长的法师都辩不过我，可惜汰法师看不到了。我二十岁受了具足戒，又过一两年，就南下庐山找远法师了。

我在庐山待了七年，主要学习般若。当时最流行般若。安法师和汰法师一生所学也主要是般若。但我的后半生，般若已经慢慢没那么受重视了。随着僧伽提婆、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佛陀什、昙摩蜜多等外国三藏来震旦，流行风气三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

僧伽提婆是去过庐山的，那时候我也在庐山。他主要讲阿毗昙，在庐山翻译了《心论》和犊子部的《三法度论》，也教坐禅。我对阿毗昙兴趣不大，那些名相太繁琐了。坐禅我也没有多少体会，我认为慧解是根本。那时候我不到三十岁。

后来，听说鸠摩罗什法师到了长安，我和不少同学想去参访。远法师也鼓励我们去。他年纪大了，安法师圆寂了，他不会再亲自去长安。但年轻的学生，远法师鼓励我们多出去看看，开阔眼界。我一生最重要的师长就是远法师。虽然跟随汰法师出家，但汰法师很快圆寂了。我后来也在罗什法师那里待了五六年，但他对我的影响不及远法师。

和我一起从庐山去长安的同学有慧睿、慧严、慧观、道温、昙翼等人。慧严、慧观学得比较刻苦。我和慧睿是得意忘言那种。从庐山来拜在罗什法师门下的人里面，我应该是最有名的。罗什三藏门下贤者很多，年轻的是我和肇法师，肇法师比我还年轻将近十岁，年纪大的是融法师和另一个睿法师，不是我在庐山的同学慧睿。

我在罗什法师门下有名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学得好，是因为我个性特殊。罗什法师的译场，我参与得很少。他译出《大品经》《大论》《维摩》《法华》时，我都在。我还给《维摩》《法华》作过注疏。但我学了这些，没感觉有什么新鲜的。我嫌《大论》太长了。很多东西没那么重要。像一些故事，还有佛经开头为什么是“如是我闻一时”，要是把时间都花在这些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学完。你得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和罗什法师以及各位同学的见解经常有出入。比如肇法师他们依据《大论》，说菩萨到七地顿悟，七地以前，好比梦里渡河，用手用脚划来划去，到了七地发现那些都是做梦。七地以后还要再修。我总觉得意思不好。实相不是一段一段的，实相不能分，不能说你先看见一半，又慢慢看见另一半。看见就是看见，没见就是没见。这才是顿悟。当时我就经常提出一些不同的主张。慢慢地，跟他们就有点疏远，干脆走了。

我离开长安后，佛陀跋陀罗禅师去过长安，因为和罗什法师见解不同，起了冲突，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慧观带着佛陀跋陀罗禅师门下四十多人去庐山了。这也让我觉得，意见不和，早一点走是好的。

罗什法师有名的弟子里，我是最早离开的。离开长安后，我先去了庐山、霍山，又回到杨都。在庐山，我帮助远法师把一百卷的《大论》编成二十卷的缩略本。罗什法师后来翻译《中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的时候，我已经不在长安了，也没学过那些。

我理解佛法主要靠悟，不靠看书。我也看书，但我看经论是这样，自己先想清楚了再去看，看看经上说的跟我想的一样不一样。如果我想明白了，经上不是那么写的，就表示经上只是方便说。

回到杨都后，我住在青园寺。在庐山和长安的同学慧严法师，后来也去了杨都，住在东安寺，我们和罽宾的佛陀什法师翻译了《五分律》。

我不擅长人情往来，在杨都落落寡合。后来的一件事情，让我再次出名了。那次，天子请僧众吃饭，上饭晚了，过了日中。按照戒律，僧人是过午不食的。天子有点不自在，说时间才刚到中午嘛。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早就过了中午。我站出来说，白日丽天，天说是中午，怎么不是中午！说完，端起钵就吃。别人见我这样，也都吃起来。因为这件事，天子很赏识我。司徒王休元、侍中范伯伦、中书侍郎颜延年等人也都向我问道。

范伯伦，人称须达长者，因为他在永初元年布施了祇洹寺。祇洹寺是大寺，他请慧义法师住持。人们把慧义法师称为舍利子。慧义法师在晋宋易代中起过重要作用。早在晋朝的时候，慧义说，冀州有个法称道人，临终对弟子普严说，嵩山有神说，江东有个刘将军，应该接受天命，他用了三十二块玉璧、真金一饼作为印信。刘将军称帝前，先派慧义去找玉璧和黄金。当然就让慧义找到了。

元嘉初年，徐羡之、檀道济专权，范伯伦骂过这些人。徐羡之恨他，范伯伦担心杀身之祸，去找慧义求助。慧义说布施可以消灾，劝范伯伦把果竹园六十亩布施给祇洹寺，范伯伦布施了。

到了元嘉三年正月，徐羡之被杀。后面范伯伦就对慧义流露出不满了。祇洹寺有很多外国沙门，像昙摩蜜多就在那里教授禅法。外国沙门吃饭是踞坐，也叫偏坐，大腿叉开，不太雅观，而震旦的传统是方坐。范伯伦建议慧义，一律改为方坐。慧义不同意，说踞坐是如来制定的，《摩诃僧祇律》说洗钵盛饭都得踞坐。范伯伦说服不了慧义，就给司徒王休元等一帮人写信，给我也写了。

范伯伦在信里对我说，慧义、慧观那帮人，心里没有主见，什么流行信什么。僧伽提婆刚来，他们高唱小乘，说大乘都是魔书。后来，僧伽提婆说法连高座都不上了。法显带回来《涅槃经》，他们又说法身常住才最究竟。

很显然，范伯伦这么说是恭维我，拉我站他这一边。我的个性和慧义、慧观恰恰相反。慧观是我的老同学，在庐山、长安都是同学，现在也在杨都。他和他的学生，对我批评不少。他们非常拘泥文字，看不惯我这种风格。关于踞坐方坐的问题，朝臣大多支持范伯伦，僧众里面，支持慧义的多，范伯伦就想拉拢我。我无意参与纠葛，而且觉得方坐踞坐无关紧要，我自己也不会因为西域的沙门踞坐就跟着踞坐。范伯伦要的就是我这句话，我这样说，他就给天子上表，说道生法师就不踞坐。

又过两年，范伯伦死了。他的三儿子说六十亩果竹园是慧义逼他布施的，要收回来，慧义拿着范伯伦生前写的地契，说是范伯伦自愿，又闹得沸沸扬扬。后来，慧义离开祇洹寺去了乌衣寺，和慧睿法师同住。

慧睿、慧观，虽然是我的老同学，从庐山一起去长安的，但在对佛法的理解上，难免有不少隔阂。慧琳法师倒和我走得近一些。在居士里面，认同我的是谢灵运，后来也被杀了。

我说善不受报。有人说，为什么还有色无色界的果报、声闻独觉的取证？那不是善行本身受报，是对善行的贪著受报。三界受生，都是烦恼的果报，而且只是烦恼的果报。善业没有果报。因此，如来也没有净土。净土只是接引众生的方便。

讲这些，让我在京师遭到很多非议和憎恶。有王休元、范伯伦护持的时候，还算好一点。元嘉五年六月，王休元降为卫将军，八月，范伯伦死了。形势一变，我在杨都的处境，也就艰难了。

元嘉六年夏天，雷电大作，在青园寺的西墙上显出一道龙的影子。因此改名龙光寺。有人说，龙走了，道生法师也该走了。没多久，反对我的人把大众召集起来，要驱摈我。理由是我说一阐提能成佛。《泥洹经》里写着一阐提不能成佛，但以我对涅槃实相的理解，阐提不可能不能成佛。他们认为我毁谤佛经，必须驱摈。我站在大众面前起誓说，如果我说的和经义不合，就让我现身忽表厉疾，如果我说的不违经义，就让我舍寿时高据狮座。

说完，我拂衣而去。我来到虎丘山，旬月之间，就有几百人跟我学法。虎丘山离杨都不远，我住了一年，也待不下去了。元嘉七年，我决定还是去庐山。这时候我已经老了。云高风肃的九月，山林剩下一片素色，慧琳道人给我送别。

在庐山东林精舍，我又重新改定了《法华经疏》。后来，听说大本《涅槃经》传到杨都，里面果然说阐提可以成佛。经本传到庐山，我升法座，给大众开讲。是元嘉十一年十一月。《涅槃经》是讲如来涅槃。讲到快结束，我觉得时候到了，就舍寿在法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