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旋镖学者：前往工业界后，为何又重返学术圈？

学术界到工业界的转移并不是单向的。那些在两者之间切换的科研人员解释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原文作者：Christine Ro

虽然许多研究人员将进入工业界视为一条不归路，但不乏有些人将离开学术界的时间视为对职业发展有所裨益的学术休假。关于如何进行这种职业转变——无论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很难找到指导建议。

工业界的研究往往侧重专利而非论文发表，这或许是想重返学术界的研究者需要考虑的。来源：Qilai Shen / In Pictures via Getty

《自然》于2022年进行的研究生调查中，47%的研究生表示他们不满足于当前受到的职业发展指导。之前的调查表明，职业早期的科研人员希望追求学术职业道路：例如，2020年的调查中有63%的博士后研究者表示希望留在学术界（参见：《自然》博士后调查第四篇：前途未卜，但世界需要我们）。但基于《自然》2019年（参见：深入博士生涯的曲折真相 |《自然》2019年博士生调查）和2020年（参见：《自然》博士后调查第二篇：他们对博士后的工作很失望）的调查，那些转向工业界的科研人员往往更快乐，收入也更高。

也有一些科研人员在企业进行尝试，但发现那里并不适合他们。然而，由于收入、职业期望和工作文化的差异，重返学术界之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自然》邀请了四位科学家回顾他们重返学术界的经历，希望能为那些正在考虑职业过渡的职业早期科研人员提供建议。

01

JEREMY SIVAK:

适应不同的工作文化

加拿大多伦多克伦比尔研究所高级科学家和青光眼研究主席，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引领我进入了工业界。2005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了组织形态发生和修复的博士后研究之后，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计划。我曾经面试了一个助理教授的岗位，并没有成功。但几个月后，当时的面试官联系到我，说他们将去工业界工作，并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这是一个尝试新事物的机会，也能让我的家人重回北美。

于是我加入了诺华制药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规模虽小，却发展迅猛。我在那里作为眼科药物发现的项目领导总共待了五年。我在2010年回到学术界，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Jeremy Sivak在回到加拿大的学术界之前曾就职于美国制药公司诺华（Novartis）。来源：UHN Foundation。

学术界对工业界普遍存在一些误解。例如，工业界的工作负担更轻，因为你不需要用（学术界）一样的方式申请基金，也不需要为资源使用进行合理化说明；另外，工业界的研究工作创新性较小。

这并不完全正确：在工业界中，压力和创造力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然而，我确实体验到工业界在合作方面与学术界有很大的差异。在学术界中，项目通常规模较小且非常聚焦；而在工业界，你需要同时在多个复杂的项目上分别与不同的团队进行合作。

例如，工业界的毒理学研究者会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由不同团队管理的诸多项目上，而其中每个项目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

这样的合作方式有利也有弊。一方面，你不必独自面对推进这个项目的巨大压力。但你也可能失去推进项目过程中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你也能在与团队合作完成任务或达成进度里程碑的过程中感受到很多乐趣。

但我最终仍然感觉自己有些格格不入。我不太能适应自上而下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公司战略决策会通过管理层传递下来。而我对于自己想要研究的内容及方法充满了好奇心，也有自己的想法，这也驱使我积极找寻回归学术界的机会。不过我并未感觉自己完全离开了工业界，现在仍然与前同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要关注不同业界中的评价指标。我曾看过一些人在企业仍然像他们在学术界中一样行事——开展多个副项目并申请基金，但我认为这样做效果不太好，因为这样会减少他们对公司目标或主项目的贡献。

学术界和产业界在评价指标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学术界中，你的简历就是你的身份象征，但我在工业界工作期间并没有发表过论文。对我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向学术界人士解释我在工业界的成就，尽管由于所有权限制原因，我不能讨论某些项目的细节。

我觉得在工业界的经历确实改变了我对科学和研究的看法，现在我不自觉地用稍微不同的方式运营我在学术界中实验室。我倾向于转换关注点，试图戴上我的“工业界帽子”。

02

VINITHA M. THADHANI:

学习工业界的语言

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国际化学与生物科学中心有机化学兼职教授。

在我所在的斯里兰卡，普遍的做法是获得博士学位后受聘为高级讲师。2007年我提交博士论文后，就加入了科伦坡的锡兰化学研究所，担任高级讲师。那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学术组织，我在那里从事化学基础研究，包括分离植物化合物并研究它们的生物活性。

2014年，我转向企业工作，加入了同样位于科伦坡的锡兰纳米技术研究所（SLINTEC），担任高级研发科学家。SLINTEC是一个由政府和合作企业共同管理的研究机构，开展一些商业化导向的项目。该机构关注企业家的需求，例如将研究从实验室转化为商业产品的最终成本。

我在应用化学的不同领域获得了经验，比如如何在较低温度下使织物染色，以及如何让油漆具有防水性。我开发了一项可扩展的专利技术，该技术能够将斯里兰卡联合利华速溶茶工厂的茶废料转化为具有商业可行性的纺织染料。

2017年，SLINTEC学院成立，可以颁发学位。我在2019年成为那里的一名副教授，并于同年成为位于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化学与生物科学国际中心（ICCBS）的兼职教授。这一学术关联有助于我发表科研论文，这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至关重要。

我在2022年离开了SLINTEC及其学院，但我并没有完全离开工业界。在ICCBS，我测试植物产生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并致力于利用废料制作纺织染料。我还是阿育吠陀药品公司（译注：印度的传统医学Ayurveda，由两个梵文词组成：Āyur指生命，Veda指科学。）的研发主管，同时是一家印度制药公司的顾问。

当你在工业界工作时，你可能会遇到不太了解基础的商业人士。因此，你必须用他们能理解的用语和他们交流。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与你谈论数字、成本和利润，因此你也需要尝试理解他们的用语。

03

SAYAN RANU:

找到你的动力

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计算机科学副教授。

2012年，我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拿到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我非常确定自己想要从事研究工作。但我不太确定自己应该选择工业界还是学术界。起初我更倾向于工业界，因为我认为那里的薪水会更好。我也想回到印度，所以（毕业）两个月后，我加入了IBM研究院，在这家国际技术公司的研发部门，担任班加罗尔的研究员。当时，商业业务很重视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而这些与我的研究兴趣契合。

我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也很满意那里的工作。但我意识到，尽管鼓励研究，公司最终的目的是创收。我觉得这使得制定长期的研究计划变得困难。一切都以商业为重，优先级一直在变化。我希望能够更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研究问题，并进行更多的基础研究。

在工业界的实验室中，专利非常重要，因此在提交论文之前，你必须得到知识产权团队的验证，这一流程通常会延迟发表。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发展迅速，有很多人从事相关研究，所以即使是短暂的延迟也可能给我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我在2014年重返学术界，成为了印度理工学院（IIT）马德拉斯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的助理教授，薪酬是一个很大的调整。我的薪水大约是我在工业界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我不得不住进一个较小的房子，并且减少前往加尔各答探望父母的次数。我花钱从不大手大脚，所以对我来说这更多是一种心态上的调整，而不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于2016年开始担任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的助理教授，关注网络科学和人工智能。在那里，我看到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在学生们身上再现了。许多学生去了工业界中的科研实验室实习，并认为如果他们以后成为全职研究者，所承担的责任也与实习生别无二致。

我也曾做过几段实习，都是积极的经历。但在工业界，我认为许多人可能要求实习生在三个月内进行一些风险较高的研究，这些实习项目给人的感觉就像学术项目。当你进行全职工作时，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研究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我让我的学生们观察他们在工业界的导师：看看他们是否一直在进行研究工作，还是同时在做其他事情，比如向客户做演示。

我告诉我指导的学生：要弄清楚什么是你真正喜欢做的，是什么驱使着你。说自己不喜欢科研是完全没问题的；在学术界做科研的过程中确实会发生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你想要发表论文并创造新知吗？还是说你想要打造一个产品，一年后就能看到人们在使用？这两者都可以为人们提供许多动力。它们都很重要。在你弄清楚了自己的动力源泉之后，再考虑薪酬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04

MARIANA MAYER-PINTO:

不要害怕改变

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海洋生态学高级讲师。

我于2009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拿到海洋科学的博士学位后，有些厌倦学术界了。那是一种混合着疲惫和渴望新事物的感觉，于是我和我的伴侣一起去阿根廷和巴西（我们的故乡）旅行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决定一起回到澳大利亚。当时，位于珀斯的RPS（译注：RPS全称为Resource Planning System，指资源规划系统）咨询公司发布了一个天然气环境项目中的工业界职位，我认为这是一种继续从事科研的好方法，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

海洋生态学家Mariana Mayer-Pinto认为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来源：James Redmayne/Reuters。

我很幸运——我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正在寻找具有学术技能的人。我在珀斯度过的为期一年半的工业界经历很愉快，但我的伴侣当时在悉尼，而且我怀念学术界的灵活性，尤其是我成为一名母亲之后。

搬回悉尼后，我无偿为同一领域中的其他研究人员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我意识到我需要提升自己的存在感。我写信给一些人，其中有一个我的博士论文评审人，她说她有一个临时职位空缺。于是我一路从最初的临时职位发展到固定的兼职，然后再拿到全职岗位。这花了我一些时间，而且我在进入研究轨道之前也做了一些仅限教学的职位。

我在工业界的收入要高得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降级，但在澳大利亚，学术界的工资并不算太差（博士生除外）。

我知道这么说是站在一个具有一定特权的立场，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不要害怕改变。有时候改变可能令人望而却步，但更糟糕的是由于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而感到不快。

有时你会发现一些极端的观点，比如工业界更好或学术界更好。我觉得我们需要停止这种想法。两个领域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哪一个更好或更差，这取决于你在生命中一些特定时期想要什么，以及你的兴趣所在。

出于篇幅和清晰度考虑，这些访问经过编辑。

本篇文章收录于《自然》职业指南: 教职，这是一个编辑独立的附录。商业广告对文章内容没有影响。

原文以Boomerang academics: why we left academia for industry, but then came back标题发表在2023年9月27日《自然》的CAREER GUIDE版块上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3-030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