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这个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用工成本的提高，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分水岭。

为什么叫刘易斯拐点呢?因为这个理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提出的。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

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

举个例子

以秦朝时期为例，当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制定了各种强国政策，大力发展工业。

由于到工厂工作收入水平高于农耕，大量农民弃耕从工。在这个情况下，秦朝的工业化进程当然就是大步向前，各工厂也将所获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直到有一天，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全部转型工业，工厂工资翻番也招不到工人了。

这个节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刘易斯拐点”。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于是，秦国就开始经济转型，放了弃一部分低技术粗放型企业，并加快产业升级，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以减少人工的使用。

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中国在几年前很可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其原因很明显:首先，从需求面来看，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将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和工厂企业工作;其次，供给面也发生了巨大的人口结构转变。

刘易斯拐点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进入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这个时候企业需要突破，提高对生产设备的投资与提高产出，同时满足雇员需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设备。

在这个时期因为劳动人口开始短缺，经济发展会导致工资水平不断上升。

工资上升又引起消费水平上升，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也会上升，这样公司的利润也会上升，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向上的正向循环。

在这个阶段中，经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型社会，即使教育水平不高的人，工资也在增长，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所以这个阶段也称为黄金时代。

西方社会 70 年代以前，日本及亚洲四小龙 80 年代以前都处于黄金时代。虽然不同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不同，但是大体上中国在 2018 年前后已经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开始进入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

我们看过去十年里的工资水平、消费水平、储蓄水平、投资水平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拐点的黄金发展期。

而已经经过这一阶段的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留下了丰富的参考经验，只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能够认清目前所处的阶段，做出适度的调整，就能够充分释放黄金发展期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