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挣扎在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下）

导读：

竺可桢从年轻时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气候问题，此前已经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如《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

然而，《近五千年》一文绝不是他之前文章的重复或者说是一个加长版。实际上，《近五千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或者放弃了他原先的主张。

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竺可桢的依据是当时所记录的终雪日期，以及日中黑子的发现频率。而在《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一文中，竺可桢则利用雨旱灾数量、终雪日期，以及日中黑子的发现频率，来推断中国近一千年历史的气候变化，并得出结论说，“我国历史上气候之差异，与欧洲如此一辙。”[47]

可在《近五千年》一文中，他开篇便说，“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放弃了雨量和日中黑子这两个指标。

他解释道，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东亚季风区的雨量变动相当极端，而且邻近两地雨量也可以大不相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

至于太阳黑子，《近五千年》同样认为，气候的寒热与太阳黑子之间并非总是一致，“太阳的活动，如太阳黑子的多少，虽影响到地面上的气候，但其关系相当复杂，到目前我们还没能探索出一个很好的规律出来。”[48]

竺可桢把冬季温度作为唯一指标之后，解释力获得了质的提升。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他只能泛泛地指出，中国的大寒年数，与欧洲历史记载基本一致。而在《近五千年》中，他不仅将分析的年代从近一千年扩展到了近五千年，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气候变迁的周期现象，并进一步比较了中国与欧洲的气温记录，挖掘出了东亚和欧洲在气候波动上的时间差规律。

竺可桢显然经过极为漫长的深入思考，最终提炼出了他认为最具解释力，同时也最具有可获得性的指标，并创造性地将不同的研究材料加以组合。这种研究方法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但没有经过足够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对问题本质的深入把握，是不可能找到加以运用的途径的。竺可桢自己评价道，“这篇文章在我自己估价也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的”，[49]并非夸张之辞。即便就方法论而言，这也是一篇如何做科学研究的典范文章。

他的基本结论是，在大约公元前3000到前1000年，也就是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时期，是一个温暖期，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度左右。之后则出现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其中公元前1000年（商末周初）、公元400年（六朝）、1200年（南宋中期）、1700年（康熙时期）是最寒冷的年份。而在两个低点年份之间，又存在为期50-100年左右的小循环，温度范围在0.5度到1度之间。寒冷的变化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向西传布到大西洋海岸的。

尽管文章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的气候变迁”，但竺可桢并没有完全停留于此。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他试图将自己的结论与欧洲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加以比较分析，认为“古代气候变动如此一辙，足知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就具体细节而言，这种试图建立跨越大尺度时间和空间的框架的尝试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其中必然也有些材料错误引用之处。而他的某些结论，比如唐代的气候比今天更温暖，也受到了后来者的质疑。但竺可桢充分注意到了中国所拥有的关于气温记录的海量史料与文献，并第一次试图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材料组合起来，构建一个完整的气候变化图。这样的努力是首创性的，由此开发了一个可以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广阔领域。

1988年，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韩献博（Bret Hinsch）发表了《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一文。他在进一步参考日本和欧洲的气候资料之后，所构勒出的中国气温变化的基本轮廊，除了少数深化和修正之外，基本上仍然延续了竺可桢的观点。不过他特别指出了日本和欧洲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严冬的现象。[50]这也说明，竺可桢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可以经受来自其他数据的检验。

1972年9月10日，在最后一次校改文稿之后，他认为这是毕生之作。“此文长约26000字，小注一百多个，八十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这样一点成绩，实在太可怜了。”[51]

不过事实上，文章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民日报》还刊出了节选。到1973年10月，《近五千年》已经发表了11个版本。至于文章所受到的中外学者的赞誉，更是难以列举。直到今天，《近五千年》一文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结论并没有被后人完全超越。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史的一篇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