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挣扎在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上）
王志毅约 40 分钟导读：
全文目录
上
一、求学生涯
二、中国科学社
三、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阅读
四、执掌浙江大学
五、论二十八宿之起源
下
六、批判爱因斯坦的风潮
七、中国气候变迁的历史研究
八、可桢一生唯谨慎
王志毅 | 撰文
在学术之外，留美8年也塑造了竺可桢的生活态度。回国之后，他仍然定期阅读美国《纽约时报》、《读者文摘》来了解世界时事，阅读《耶鲁评论》等知识分子刊物，并长年保持每天打网球（坚持了50年）或游泳的习惯，在生活方式上是颇为西式的。到了晚年，由于身体原因，他放弃了这些运动，不过还时常打太极拳和做健身操。
“哈佛三百年纪念碑”
不过据哈佛大学自己的记载，此碑是因哈佛大学两位校友施祖贤和刘瑞恒两人发起，而不是宋子文。他们两人在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将原碑重新刻字后作为礼物送给哈佛大学，并获得了蒋的同意。
此碑上刻文字由胡适所书，共370字，并配上了英文翻译。胡适在其中云：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
竺可桢在留学哈佛期间，便加入了由任鸿隽等人所创立的中国科学社，这对他的学术生涯影响颇深。根据任鸿隽的回忆，建立科学社的缘起是因为留美学生们想要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也就是后来的《科学》月刊。
青年竺可桢
一开始的科学社并无正式组织，而是以入社者每人交股金5元的形式，用作发行《科学》杂志的资金。到1915年，拟定社章，才正式成立中国科学社，举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胡明复（会计）、秉志、周仁五人为董事，杨铨为编辑部部长，并以每年10月25日为成立纪念日。[10]
据曾担任《科学》杂志总编辑的张孟闻回忆，1918年，科学社迁回国内，但没有固定社址。当时的骨干多数在大学任职，“如邹澍文、邹秉文、过探先在南京高师农院任教，胡敦复、胡明复兄弟在上海大同大学任教，就将两所大学作为科学社办事员通信的地点。”[11]
中国科学社虽自始至终为一民间机构，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却起到过巨大作用，具体而言，则包括了1922年成立的生物研究所，在上海建立的明复图书馆等。 刚成立时，社员不过35人，到了1949年，已经发展为3776人。除了定期召开年会，为中国科学届立一共同交流场所之外，它的另一主要贡献便是创办了《科学》杂志。
创刊之初，杂志的编辑负责人包括杨铨、王琎、任鸿隽、刘咸、卢于道、张孟闻等人。到1951年停刊为止，《科学》出了32卷，每卷12期，总发表论文有三千余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唯一的专业科学杂志，也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杂志。[12] 李约瑟于1948年7月的《自然》杂志上略带夸张地称许道，中国的《科学》杂志可与伦敦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媲美。
尽管自我定位为类似于《自然》的综合性科学期刊，早期的中国《科学》杂志却颇关注于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意义、科学与文明之类宏大话题。可以说，为科学辩护，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是《科学》杂志的重要工作。郭颖颐指出，直到20年代末，“它每期的首篇文章都为采取科学世界观辩护”。[13]或许是受此影响，竺可桢在这方面也发了一些文章，如《地理与文化之关系》（1916）、《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1922）、《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1930）、《科学与社会》（1943）、《科学与世界和平》（1947）。
竺可桢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社员，对科学社的发展贡献颇多。在科学社第四次年会上，他致辞说，“欲谋中国科学之发达，必从（一）编印书报；（二）审定名词；（三）设图书馆；（四）设实验研究室入手”，大致框定了科学社后来的工作方向。1923年起，中国科学社在南京举办了第一次理事会，竺可桢被推举为书记，后来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学社社长。
科学社对竺可桢早期的择业与学术方向也有相当的影响。郭秉文回国担任南高教务长及东南大学首任校长之后，不断地将科学社的主要成员聘至南京，包括了周仁、杨铨、秉志、胡刚复、王琎、茅以升等人，1923年更聘任鸿隽为东南大学副校长。竺可桢也于1920年秋从武汉转至南高担任教授，开始了他本土学术生涯的第一个主要时期。
入校之后，竺可桢便提议成立地学系，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大学科，获得了学校的同意，[14]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地学系。“东大的地学系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等领域的新型系，开出了10余门课程，他自己始终讲授地学系中一门重要的基础必修课《地学通论》，兼授气象学、世界地理和世界气候等课程，发表了40余篇论文”。[15]
1925年学期结束后，竺可桢离开东南大学，受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部长， 同时兼及科学社的工作。当时的他住在霞飞路的霞飞坊26号，也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淮海坊。在当年，此地是上海的时尚之所，霞飞坊里的房子为清一色三层砖木结构的法式小洋楼，外墙是红色砖面，今天看来仍然相当醒目。
第二年8月，竺可桢又赴南开大学讲授地理与气象。北伐成功之后，1927年6月，竺可桢回到南京，重新担任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起，竺可桢筹创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从此当了近二十年的气象研究所所长。
虽然他到了南京工作，霞飞坊的房子仍然留了一段时间供家人居住。1929年1月，他还致函中央研究院会计处，表示他的薪水分作两处，50元寄到南京，其余则仍寄至霞飞坊26号。[16]
同时，科学社的工作也扩宽了竺可桢的学术视野，要求他关注广义的科学领域。竺可桢长期阅读科学史类读物，以及Science,Nature等综合类科学杂志的习惯，显然与此有密切关系。
他的早期作品几乎都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包括根据他的硕士论文所翻译改写的《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后来他陆续发表在该杂志上的重要文章还包括《空中航行之历史》（1919）、《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1920）、《改良阳历之商榷》（1922）、《南京之气候》（1922）、《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5）、《风暴成因之新学说》（1926）、《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1926）、《论以岁差定〈尚书·禹典〉四仲中星之年代》（1926）等。
竺可桢与创社社长任鸿隽及其他同仁的关系亦相当良好。1932年，气象研究所经费短缺，准备参与国际气象会议所组织的第二极年测候计划，却缺乏测量设备，故不得不向中华基金会申请资助。[17]任鸿隽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自然竭力从中周旋。1933年1月，竺可桢又致信中基会申请购买仪器。两周后，任鸿隽回信表示 ，经中基会执行委员会议决后，同意先行拨款4000美元，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竺可桢还未正式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之时，他便与科学社骨干胡刚复面谈，想聘他为浙大文理学院院长，胡任职于浙大长达十余年。后来他又将曾负责《科学》杂志，且与他在东南大学共事过的王琎聘至浙江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王琎之后一直在浙江大学工作，院系调整之后才到杭州大学任教授直至不幸过世。1937年，竺可桢又聘后来担任了《科学》总编辑的张孟闻为浙江大学教授，直到1943年。
全面抗战时期，尽管形势紧张，物资运输极为困难，但浙大还是帮忙带上了中国科学社的一些珍贵书籍加以保管。浙大将这批书籍先运至湘湖，再到建德，最后到泰和。直到1938年5月，科学社才派唐慧成把书提走，共计87箱。此事还造成一定误会，外界以为浙大又要搬迁至他处。[18]
浙大迁至贵州以后，竺可桢仍不时参与科学社的工作，并担任理事。1944年，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之际，由于战争原因，无法举办纪念年会，只是在各地分头举办活动，并出版一纪念刊。竺可桢在此专刊上有一篇小文章，题为《希望中国科学社能真成一个CAAS》，重复了他的一贯主张，即科学社可以改组为如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那样的机构，将范围扩大，包括一切科学，“以谋科学上之改进”。只是当时的任鸿隽等人并不赞同科学社的改组与扩大工作。
1949年之后，科学社及《科学》的命运变得难测起来，几近波折之后，最终双双关门。1949年7月，时任《科学》杂志总编张孟闻来访竺，表示他与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两人被排挤云云。竺可桢劝他少说多做，并认为“二人之受排挤，于科学社极不利”。[19]当年11月，竺可桢还到上海，与科学社讨论经费问题，议论下来尚可维持。
经过任鸿隽等人的讨价还价，《科学》与《科学世界》两刊于1951年合并，改名为《自然科学》，暂时算是存活了下来。然而，《自然科学》也只办了一年，到1952年中期，又与《科学通报》合并，从此《科学》便正式消失了[20]，其背后的时代原因是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科学》杂志又复刊，此次复刊只持续了4年，在1960年再次停刊，直到1985年。
竺可桢并不是一个热心社会政治之人，即便在他的私人日记中，也很少谈及政治观点。竺可桢的个人理念一直是为科学而科学，1918年他在中国科学社第四次年会上发言，便表示20世纪文明为物质文明，“欲立国于今之世界，非有科学知识不可”[21]。在后来的“自述”中，竺可桢曾回忆说，“在当时以为能脱离政治是最清高的一件事”。
1945年7月，他发表演讲，表示中国传统有其宽容自由的优点，但有三点应改进：1.士大夫之传统观念，偏于少数专政者，自私自利；2.黄老学说；3.凡做事不应以个人利害为出发点，而要以大多数人民之最大幸福为出发点。这是他较为罕见地表达了自己在社会政治领域方面的基本观点。在民国时代，竺可桢可说是一位“唯科学主义者”。
大致浏览《竺可桢全集》之后，竺可桢最令我惊讶之处还是他对现代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涉猎之广、掌握之深，以及在中西文史知识方面的涵养。
60年代中期以后，能够读到外国刊物的地方很少。竺可桢年届八十，患神经性耳聋，行动很不方便。不过他还是经常坐车或搭公交车，去朝阳门大街上的中科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和中关村图书馆，阅读最新文献。1967年3月，他读到《科学美国人》上面有一篇日本对外贸易部秘书，曾来中国访问的内田的文章《中国的技术》，做了相当详尽的笔记。针对内田批评中国的工业状况尚停留在日本15年前水平，竺可桢评论说，“他的论断未必正确，他所看到的也不是中国尖端，但批评得对，我们也要注意”。
他还保持着阅读科学和历史书籍的习惯，涉猎范围同样极广，包括物理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等，乃至各类思想经典，如斯密《国富论》、穆勒《经济学原理》等。举例而言，1945年4月，竺可桢较为系统地阅读了丹皮尔的新版《科学史》，并作了详细的笔记。1951年2月，他又阅读了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并对其中的天文史部分作了评论。
1960年1月，他收到李约瑟寄赠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在之后一段时间，进行了详细的阅读。他评论道，李约瑟阅书之渊博殆无伦比，有些涉及作品，“不但未见其书，甚至不知其名”。同时他也列出了书中的一些引用和理解错误。
1965年国庆当日，他先是白天天安门观摩国庆游行，晚上又回到天安门看焰火表演。回到家后，则开始阅读斯诺所著的《再看两种文化》，并就斯诺关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隔绝等观点做了笔记。由此可见，他一直关注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与意义等问题。
甚至在“文革”的高潮期间，竺可桢也依旧手不释卷。1968年3月，在每天读《毛选》之外，他还仔细阅读了美国科学家康诺德的《科学与常识》，并作了较长的评论。此书只是一本通俗的科学史读物，竺可桢认真阅读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他1947年去哈佛时，两人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当然，他在日记中也不忘指出，作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学术著作之外，竺可桢也喜欢阅读当时一流知识分子的作品，并常作笔记。1936年3月，他花了不少时间阅读Julian Huxley等所著的We Europeans一书。1938年6月28日，他在《十九世纪》杂志中读到威尔斯（H.G.Wells）的文章History as Poison，记录道“谓目前所教历史，全系各国国家观念之著作，使各国人民互相敌视，结果非养成战争与侵略不可云云”。
竺可桢对威尔斯的作品一直保持着深厚兴趣，1965年2月的日记中还记载着，读了他的The Way of Homo Sapiens，不过此处应该有录入错误，威尔斯的原作名是The Fate of Homo Sapiens(1939)。
1942年7月，竺可桢从图书馆借出法国作家莫洛亚的《迪斯累里传》和《林肯传》。当年8月，竺可桢又花费了不少时间阅读Emil Ludwig的《林肯传》，并作笔记与评论，读完后还赞叹道：此书写来真如小说，但事事有根据，惜中国无此等大手笔耳。[22]他对路德维希的传记评价极高，9月又开始读他写的《歌德传》，同样作相关笔记。
1943年1月，他阅读弗雷泽的名著《旧约全书中的民间传说》和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中亚边疆》。1945年8月，他细读了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中译本，9月又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阅读清单真可说是文史哲兼收。
空闲时，他也会浏览各种世界文学名著。1937年1月，竺可桢乘轮船赴香港参加远东会议，临行前特意从浙大图书馆借书数本，包括了歌德的《浮士德》与哈代的小说，显然是供路上消遣之用。竺可桢对歌德的兴趣颇大，1943年1月在重庆还购了郭沫若所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他成年后似乎不太读中国的近现代小说，1943年3月读《三国演义》，特意指此书在地理上错误极多。1949年5月，他在上海读了徐訏的小说《风萧萧》之后，还评论道，“我素来不看小说，在炮声中无心读书，故翻阅之”。1949年下半年，他用了不少时间读《水浒传》，算是个少见的例外。
1949年他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之后，更是不时阅读相关领域的专业著作。1970年7月，他阅读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论》，并感叹自己年轻时的物理基础太差。
竺可桢阅读文献相当认真，1971年他读Scientific American 1970年的文章，便发现文中数目字很不正确，“如p.34说印度东部原靠南极洲说成是西部；p.35,Pangaea的面积就200，000，000方公里，说200，000。但从此也可以看出Scientific American的校对工作是做得很差的。” [23]
在这里，不妨以1936年1月和2月为例，简单梳理竺可桢在日记中披露的个人阅读历程和进行的学术工作。为了方便起见，他在这段时间所阅读的部分中文报纸与专业文献，并没有列出来。
1936年1月1-5日，他阅读薛定谔《科学与人之本性》，作了相关笔记，并对关于“科学与时尚”这两章评论道，“科学亦随时势为转易……各种道德之标准因以统起疑问，故中国学生之不尊重师长，欧美男女防范之解放，实因时代性之关系。其次则各项价值是非之相对性之认识，最后则为mass control集群控制机械性”。
1月6日，阅读Detmar著《一个科学家之自述》，记录了其中关于蛇毒的医学作用等。1月7日读了张其昀寄给他的《地理之进展》关于人种地理一章。并评论道，“此文写竣当有八九万字，对于近二十年来之地学可谓无所不包矣。”
1月13日，他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读了Haskett著的Radio around the World,摘录了其中关于电磁波理论的历史。1月16日读《纽约时报》Binyon《关于中国之美术》一文，记录了其中关于中西绘画的比较观点。
1月21日，他在下午读《越缦堂日记》，晚上则阅《数学家的话》一书。1月22日下午写就《北京前清之气象纪录》一文，拟登在《气象杂志》之上。
1月23日上午，他翻阅了商务印书馆寄来的《英文中国年鉴》，评论道，此书“可称鸿著。有晓峰之地理、顾颉刚之历史、余青松天文、陶孟和人口，作者共五十人，云五及王雪艇等均在内”。这是商务请他作校对之用的。
1月26日，他参加地质学会第十二次年会。27日，他收到了Kohler书店、黑雪书店的邮包，里面显然是书，当天他便汇了马克给两家书店。
1月29日，他收到《伊利诺大学报》。1月30日，得知《中国之雨量》出版。当天早晨他阅读了美国《科学》杂志中《美国之政府科学咨询机关》一文，记录了其中关于美国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介绍。
2月1日，他向Lugac书店汇了二十镑，应该也是作为购书之用。2月2日，至中华书局及世界书店购《天方夜谭》《金银岛》两书，这可能是供他的孩子阅读的。
2月3日，读新收到的Gantis《非洲撒哈拉沙漠》一书。晚上读《纽约时报》杂志中的几篇文章，并在日记中有所评论。又读谭惕吾所写的《内蒙之今昔》，后来也做了相关笔记。
2月4日，阅林语堂《我的国家与民族》，并进行了相关评论。2月5日读Allan写《北京明末清初之耶苏会教士》，自言对关于利玛窦的功绩、南怀仁与康熙之关系等有所了解。他相当关注利玛窦的生平事迹，同年7月5日，又阅读了裴化行所写的《利玛窦对中国科学的贡献》一书，并注意到利玛窦对北极阁观象台也有过纪录。
2月8日，开始读Lloyd的《文化之发生与衰亡》一书，并在10日的日记中评论道，“此书命题甚佳，但内容并不高明。持论既泛而庸俗，所引证据亦未足以服人。”接着又作了大段的评论。
2月11日，开始作《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英文稿。12日与13日读张其昀的《经济地理学》。2月18日，他读了陈长蘅在《经济年鉴》中的《中国人口论》及日本人饭田茂三郎《支那人口问题研究》两文，并作了相关笔记。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关注其来有自，之后都会注意浏览相关文献，在此前后都有相应文章发表。1949年之后，他还和马寅初、邵力子等人一起提出过不少关于人口问题的政策建议，主张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24]
2月19日上午他读了Field的《太平洋沿岸经济年鉴》一书。20日阅Bowman《地理与社会科学》，特意摘录了书中所引的加尔司华绥之言，“历史事实告余等以为现状乃一纵即逝，而大同则难期望云，”并评论道，此言实有至理也。
加尔司华绥也即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他于1932年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当时可谓明星级人物。竺可桢似乎对他并不陌生，而特意摘录此句，或许也与当时中日冲突一触即发，竺对时局持极为忧虑的心态有关。2月29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在读Brooks所写的Why The Weather一书。
1928-1936年独掌中研院气象所的8年，是竺可桢学术生涯中最为愉快的8年。他把南京钦天山北极阁定为气象研究所的地址，从无到有，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建成了气象基地。接着他又开始推动在各地成立测候所，到1941年底，共建了28个直属测候所，加上与其他部门合作的测候机构，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气象台网站。又定期出版《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还编印出版了《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25]
2月17日，竺可桢面见时任中研院院长蔡元培，询问他是否应该见蒋。“蔡先生以为能不往浙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 他曾考虑推荐即将学成回国的王琎担任浙大校长一职，蔡元培也表同意，又提及汤尔和可为人选，后来又提到了陈剑修。
2月21日，他面见蒋介石。蒋约他赴杭州长浙大事，他则说须先与蔡元培谈后方能决定。“余询布雷以杭校近状，知杭校有学生七百人，共文理、工、农三院，经费每年七十六万元。其中中央补助月四万五千元完全可靠，而浙省月万余元则常须迟发。郭任远到校后颇思励精图治而过于超切，开除学生太多，而与教职员又不能融洽，故不得不更换之云云。”
2月25日，在家中讨论浙大之事，竺可桢自己认为他的困难是，“一，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二，时局如斯，万一半年内战事发生，余不能离杭，则不免悬心吊胆；三，余目的并不于要能长做校长，故半年之内亦难看见成绩也”。
3月1日，访翁文灏与陈布雷，表示“余亦愿牺牲于一时，但不愿放弃气象研究所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尚未完全上轨道，所以只愿兼浙大事半年。过了几天，陈布雷之弟，当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劝他接受浙大校长之职，并表示代理校长郑晓沧也赞成竺可桢来杭，令他心中有底。
尽管竺可桢之前并没有在学校的行政历练，但他很清楚校长工作的要决，“校长之最要在能请得良好之教员”。1936年3月10日，他致信张其昀，表示如他任浙大校长，希望下学期张也可到杭讲学。同日日记中记载，浙大无地理教授与历史教授，非新增人不可，已经开始为去浙大后的工作进行人事筹划了。
张其昀可说是竺可桢最得意的学生，之后十三年一直担任浙大史地系主任，并于1943年被聘为第二批部聘教授。张其昀在浙大任职期间，请到了一批知名学者，包括钱穆、张荫麟、谭其骧、向达、方豪、任美锷、涂长望等。史地系在短短十三年所培养的学生中，后来有5位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成果不可谓不丰硕。[26]而张其昀在西迁时期创办的《思想与时代》，也具有超越学术的影响力。
竺可桢在3月22日又与胡刚复面谈，请他担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之后竺可桢便开始考虑农学院的院长人选。他先向时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的钱天鹤询问合适人选，钱便推荐了几位。竺可桢考虑之后，认为当时在棉业统制委员会工作的冯泽芳较为合适，便托钱天鹤去探问冯。第二天，冯来到竺可桢处，表示目前无法脱身，而改推荐了中央实验所的吴福桢，在吴同意之后，此事也就定了下来。
那时的浙江大学只有三个学院，文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时任工学院院长为朱一成，竺可桢先通过不同渠道了解朱一成的为人，又在4月5日与朱一成面谈，朱表示愿意留任浙大。这样，在竺可桢还未就任之前，他的“组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竺可桢接着又请他在东南大学时的学生诸葛麒（字振公）担任秘书。诸葛麒之后一直追随竺可桢，对校务工作帮助极大，可说是他的左膀右臂。从中可见，竺可桢的处事风格属于谋而后定，不打无准备之仗的类型，尚有绍兴师爷的机敏之性。1955年5月28日，他回到南京当年的地球物理所旧址，见到了诸葛麒的夫人，得知诸葛麒后来被迫离院去泰州教书，并已经在上月不治，不仅感叹道：振公为余初至东大时地（学）系学生，如此结局亦可悲也。
4月2日，他致信蔡元培，表示教育部长王世杰已经同意他的要求，将浙江大学的经费增加到每月6万元。人事和经费都已到位，竺可桢执掌浙大的成功在他担任浙大校长之前便已决定了大半，后面的工作反而并不难做。孙子兵法云：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在浙大校长任上的工作尚算顺利，竺可桢在稳定了浙大的局面之后，还是很快便准备离开了。陈训慈晚年在回忆竺可桢掌浙大事的时候，认为竺在1937年已经放弃了迅速离开浙大的愿望，显然陈在当时还没有读到竺可桢的日记。
1937年3月1日，他在南京会晤陈布雷，便提出辞职事宜，并举荐由任鸿隽继任校长。但陈布雷表示中央有若干人不喜欢任鸿隽。第二天，他又与翁文灏商谈，才了解到，任鸿隽因调四川教育厅一事不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所喜，故调浙一事也不太可能。
他在1938年2月3日致吕炯的信中表示，去年就想辞去校长一职，只是“横遭匪谤，以致未能摆脱。现浙大已全部迁赣，学生均已上课，可告一段落，故已函托骝先先生与教部说项，由中央研究院调桢回所”。[27]原来他37年的离职事宜未能实现，是另有原因。
1937年5月，部分对竺可桢不满的人士在学校发匿名帖，指责他九大罪状，又指陈训慈为“太上校长”。竺可桢虽然阅后只是一笑了之，但此事后来有所发酵，显然影响了他的辞职计划。
1938年2月15日，竺可桢致信朱家骅，表示要摆脱浙大事务。3月又在香港见朱家骅，谈辞职事。朱家骅表示如果胡刚复愿意接替，可与教育部谈，但胡刚复明确表示拒绝。
1938年5月底，他又考虑辞去浙大校长之职。“桢下年度职务方面，拟请蔡先生与榴先先生设法摆脱浙大，因办学校实在可称劳而无功，且两年以来脱离书本，与气象知识过于隔膜，若再事拖延，必致尽弃所学，舍己耘人，非桢之所愿”。[28]1938年6月10日，他在致信吕炯时又云，此时照例不准辞职，“故非中央研究院提出于教育部不可，惟浙大事逐鹿者多，望足下万弗将消息转告于外人，以免蹈去岁之覆辙也。”[29]
当时他的大致想法是请时任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出面，以中研院的名义将他调回气象所，离开浙大。但他也知道朱家骅当时不可能提出此议，“只可仍旧维持现状”。
1939年1月，李四光辞去中研院地理所所长一职，时任中研院总干事任鸿隽希望竺可桢来兼任，竺提的条件便是辞去浙大校长。1939年3月4日，竺可桢在重庆开会，与陈立夫谈摆脱浙大事，陈的意见是应做到抗战结束。
1939年7月，他致吕炯的信中又提到，浙大的事使他厌倦到万分，其导火索则是“教育界中自私自利心的普遍和公益心的缺乏”，因为好几位教员接到了浙大的聘书，但临开学时，其他方提出更好的条件，便马上食言毁约。[30]但在1939年8月初，陈立夫仍然表示竺可桢的校长须做到抗战终了。
1940年5月，他又写信给教育部表示辞去校长，只愿维持到当年暑假。在无效之后，1940年10月，他到重庆见到朱家骅，提出气象所与浙大二事必去其一。
1940年10月26日，竺可桢致函陈立夫，再次表示辞职意愿。1941年6月，吴士选来信，告知陈立夫有意调他为中央大学校长，大约是因为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已经准备辞职，教育部在寻找合适的替代之人。他回信表示拒绝。
1942年3月竺到重庆开会，他再向陈立夫递辞职函。之后他又不断向教育部和中研院提出辞职事宜，只是此事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有实现。
竺可桢之所以一直想要辞去浙大校长之职，除了他自己所述原因之外，与他的处事方式也不无关系。竺可桢做事细致、考虑周到，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这与蔡元培只管原则不管事，以及蒋梦麟“抓大放小”的工作风格大不相同，也难免有心力交瘁之感。
在杭州的时候，他每天早上起床，六点半开始写当天要发出之信函。接着上班处理各种公务，当中既有浙大的校内事，还包括南京气象所的相关事务，中午或晚上又往往要应约参加各种招待活动，以及陪同各色人等参观访问，一天下来，可以自由支配进行读书研究的时间几近于无。1937年12月6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自至杭长浙大以来，余两鬓几全白，颓然老翁矣”。
到了西迁时期，竺可桢的工作更为繁重，包括寻找校舍、设备搬迁、安置学生，乃至购买生活用品，以及处理与各级政府的关系等等。到了后期，他还要不断处理教员之间的矛盾，当时浙大理学院内部矛盾颇多，胡刚复和贝时璋等时有冲突，难以调和。1943年，竺可桢不得不亲自出面，并命诸葛麒把生物系主任聘书送至贝时璋处，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长年累月，这样的生活令他疲惫不堪，想要摆脱也是自然之事。
抗战结束之后，竺可桢继续他的辞职工作，但仍然无法如愿。1948年1月，得知他要辞职，教授代表苏步青、谈家桢等人与他面谈，竺可桢表示，“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31]但直到1949年5月国民党彻底败退之时，竺可桢才算辞职成功。
即便如此，希望他回任浙大校长的声音仍然不绝。1949年5月31日，竺可桢日记又载：“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固确，乃真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他的妻子陈允敏似乎也绝不愿意竺再任校长。1949年6月27日，她在杭州写信给竺可桢，甚至表示，如果竺回浙大，就要与他分居。
不管竺可桢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他的十三年校长生涯都可以说是极为成功的。竺可桢赴杭之后，引进了一大批学者，尽管也招来不少非议，称其以“哈佛为经，东大为纬”，但确实提升了学校的学术品质。1942年，教育部公布第一批部聘教授30人，其中浙大三人，苏步青、王琎、吴耕民。第二批部聘教授中，浙大又占两人（陈建功、张其昀）。在各校排名中，浙大位居第三，仅次于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
竺可桢对浙大原有的老师也相当尊重，1943年9月，竺可桢组织聚会，为钱琢如作浙大任教15周年纪念。钱琢如谈及校中资格最老教员，“除朱叔麟外，推李乔年，继续不断在校十六年余。琢如次之，建功、晓沧又次之，十四年。贝时璋、苏步青十三年余。”
在贵州时期，尽管困难重重，但浙大的硬件设备与其他学校相比并不糟糕。1941年从西南联大到浙江大学任教的蒋硕民曾向竺可桢表示，“浙大物理设备、数学书籍甚佳，国内无出其右”。[32]
1945年11月，在浙江大学复校开学典礼上报告，“我们离开杭州时，仅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学生只有五百余人。现在有文、理、工、农、师范五个学院，学生二千余人。”且战前百分之七十的食品，全部的西文书籍，大部分的中文书籍都得到保留。可以把这看成是竺可桢执掌浙大的毕业报告。
离开浙江大学以后，他在中科院的工作同样繁忙，却很关心浙大的发展和人事状况，这与他欲罢脱浙大校长时的急迫恰成对比。1950年4月，他与时任浙江大学农化系主任的朱祖祥交谈，了解浙江大学与英士大学合并后的状况，两人谈至晚上十点半才别。
1963年，他以浙江人民代表的身份到杭州视察，在省政府召集的座谈会上，他就提到杭大、浙大性质相近，地点也相近，应该合并，可说是主张“四校合并”的先驱人士。
他与浙大的旧同事们也仍然保持着联系。1946自浙大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后在杭州大学工作的徐规，直到“文革”时期仍然与竺可桢通信讨论古诗的物候问题。
到了晚年，竺可桢对浙大的关心更甚。只要有从杭州来的朋友探访，竺总是会询问浙大以及老同事们的近况。1971年4月11日，曾任浙江大学教授与杭州大学副校长的陈建功过世，第二天竺可桢便得知了消息，并在日记中加以记载。
竺可桢关心中印二十八宿之起源，很可能只是出于历史的机缘巧合，却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篇经典之作，也可算是一段佳话。
作者简介：
王志毅，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公司编辑。
本文全文收于《寻找浙东》一书，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4。另此文的节选部分曾以“挣扎在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为题发表于《澎湃新闻》。《赛先生》获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有删节。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1]此文全文收于《寻找浙东》一书，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4。另此文的节选部分曾以“挣扎在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为题发表于《澎湃新闻》。
[2]邓昉，清末北洋大学堂学生的首次留美之路，图书馆杂志，2018第三期，121-127
[3]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24-26页
[4]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2008，江西教育出版社，第33页
[5]费侠莉，丁文江，新星出版社，2006，第二章
[6]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71页
[7]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89页
[8]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0，第433页
[9]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370页
[10]任鸿隽，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第721-724页
[11]张孟闻，《科学》的前三十年，科学. 1985(01)，第75-77页
[12]任鸿隽，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第719页
[13]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11页
[14]《竺可桢传》编辑组，竺可桢传，1990，科学出版社，第15-16页
[15]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 第一卷（第3版），2022，东南大学出版社，第118页
[16]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第196页
[17]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第440-447页
[18]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533页
[19]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482页
[20]许为民，《 科学 》 杂志的两度停刊与复刊，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3期，第24-29页
[21]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78页
[22]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8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387页
[23]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0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第397页
[24]参见 王勇忠，竺可桢人口思想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11期，第94-98页
[25]参阅，《竺可桢传》编辑组，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第3章
[26]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浙江大学学报，1998年9月，第55-60页
[27]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第540页
[28]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第581页
[29]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第584页
[30]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第712页
[31]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第27页
[32]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8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第193页
[33]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8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第568页
[34]参见，伊原泽周，论太平洋战争期中的中印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9-123页
[35]参见，张欢欢，全面抗战时期印度对华援助研究，延安大学硕士论文，2018
[36]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561-562页
[37]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57页
《竺可桢全集》
竺可桢（1890—1974），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科学史、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研管理和诸多科学文化领域皆有杰出贡献。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1300万字，《全集》第1~4卷为作者已刊和未刊的中文著述，包括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 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是编者在2004年之后陆续搜集得来的新增文献，作为前五卷文集的“补遗”。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
本书遵奉“存真”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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