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大，争议更大

写在前面

今晚聊最近的新片——

《可怜的东西》

我和大家一样，这部期待了很久，外在的光环早早就叠到眩目，欧格斯·兰斯莫斯新作，艾玛·斯通主演，囊括了奥斯卡十一项提名，更揽获了威尼斯主竞赛金狮奖、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和最佳等多个奖项。

片子的尺度极大，密度极高的裸露戏和性爱桥段，但她同时又是在讲述一个关于女性觉醒的议题。

大光环，大尺度加上男导演和女性觉醒的议题，产生争议几乎是必然了，也因此关于这部片的任何讨论，都无法回避这些争议。

这部片起初被诟病最多的，是这种裸露程度和密度的性爱戏是否有男性创作者剥削女演员的嫌疑，国内外都有不少人质疑这点。

这个争议，最终是艾玛·斯通本人出来回应了，表示她自己本身就是这部片的制片人，在整个电影制作中拥有很大的声音（话语权），她对这部片的走向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个回应让这个争议本身就已经没有讨论下去的必要了，毕竟剥削要发生在有高低权力差的关系里，但现在这部片里不存在这种权力差，那剥削就无从谈起了。

我们更想细说的，是另一个对这部片批评的声音——她对于女性议题的呈现，是很单一的，而且因为概念先行，导致了表达上必然的浅薄。

这点我基本认同，这当然是一部好电影，但放在如此多的提名和奖项肯定之前，它也是一部被严重过誉的好电影。

我们会更倾向于，它更准确的定位是又一部《芭比》（这部片当初也面临了类似的批评），它们都没有讲述什么新的女性主义的观念，而且都让出了大量的篇幅去玩概念，但他们做了类似的事情——

《芭比》是以绝对鲜明的姿态走出了女性主义的第一步，在舆论场里永恒刻下了名为“肯”的讽刺性坐标，把这件事摆在了不可忽略的明面上。《可怜的东西》也一样，它用片名完成了类似于“肯”的讽刺。

更重要的是，在故事上《可怜的东西》甚至可以被视为《芭比》的后续，它迈出了第二步——去叙述芭比有了性器官之后。

当我们抛开那些光环，承认他的单一、浅薄和过誉，摆正到这样一个位置和角度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一、关怀

进入这部电影要从片名开始——“可怜的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可怜这个形容词，本身就带着暧昧的多义性，当你以不同的语气念出来，你想表达的情感也是完全不同的。

也是因此，导演充分利用了这种暧昧，把它的不同含义融合成了电影不同层次的表达，放在了不同的角色身上。

第一层，也是最显见的一层，这种可怜指向了怜悯和关怀，关怀的对象则是女性。这主要就体现在了女主贝拉（艾玛·斯通）身上。

电影里，贝拉是一个和芭比一样特殊的人类，因为电影的文本脱胎于小说《弗兰肯斯坦》（主角弗兰肯斯坦是一个科学怪人，爱好拼装不同的人体部位），而导演也延续了这种疯狂的超前实验性，重塑了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利用女人的肉体和她腹中孩子的大脑，组装成了贝拉，一个肉体成熟完整，但从零开始感受世界的自然人。

在这个设定下，初期的贝拉就像一面澄澈的湖水，所经历和接受的一切都会被清晰展示，电影的怜悯意图也多是体现在这一时期，给我们看贝拉被不同男性以不同方式施加束缚，正如现实里女性一直遭受且仍在遭受的。

古德利用的是社会教条，作为贝拉的创造者和养育者，他行使了家长身份和权力禁止贝拉外出，还为贝拉安排了不得离家的婚姻协议。

律师则利用了爱。虽然贝拉也对他产生了爱，但从律师没经商量就把贝拉装在行李箱里带到船上、扔掉贝拉的书等行为来看，他更多的是以爱之名，行占有之事，将贝拉归为自己的所有物。

最后那个将军则是为了让贝拉留在自己的城堡，意图使用枪和阉割，这两样都是暴力的所指。

但越到后面，你越容易发现这样的设计和表达也不完全是出于对女性的怜悯，而是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表示反对。

因为贝拉的遭遇，实际是重新验证了一个理论的准确性，也就是波伏娃《第二性》里提到的较为广泛和重要的理论：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

对女性的定义和要求，是远远先于女人的本体而存在的，放到电影里，就如同里面妓女属于被贬低的身份、妻子需要依从丈夫等等这类“俗成默认”的规则，是先于贝拉诞生的，只要身体是女性就无法避免。

所以尽管婴儿本身的性别被模糊了，贝拉的本体实际是去性别化的，但就因为这个婴儿的大脑被装在女性的躯体里，即等于是芭比有了性器官之后，还是落到了女性的处境上。

电影无意延展这一点，而是去叙述贝拉如何最终找到自己的主体性，所以贝拉觉醒的完成，也正意味着对这一切女性既定处境的反抗。

基于这一点，我们又能脱离对贝拉的观察，从而代入到贝拉的主体视角，从而进入导演表达的第二层。

二、嘲讽

男性也是可怜的东西，只是在指代他们的时候，可怜带的是嘲讽的色彩。

说白了，女性的可怜是受迫，男性的可怜是活该。

里面的男性大都被描述得非常可笑，尤其是律师，他身上聚合了许多父权社会里典型男性的特征，因而显出了对男性的强烈冒犯性，也承担了最多的喜剧效果。

例如他自诩睡过一百多个女人，性能力很强，而当贝拉表示想来第四次时，他表示自己到达了极限，还找理由说男人不能索要无度，被贝拉指出“这是生理问题吗？是男人的弱点吗？”各种台词对他外强中干的批判都毫不留情。

还有当贝拉告知他，自己的大腿内侧皮肤被一个教国际象棋的男人摸过，还舔过阴蒂，他的反应是抓狂到用头去撞桌子，还捂脸哭泣，呈现出直观的无能。

有一个细节我也很喜欢，在贝拉探险回来之前，律师先是在房间里来回行走，呈现出焦虑和无聊的状态，但听到门有响动后，他立刻端正地坐回桌前，假装镇定且有事可做。

医生这个角色也是如此，只是呈现得更隐秘。

他看上去性格温和，但前后期对贝拉的态度以及自认的身份是截然不同的，前面他会当古德的帮凶，在马车上按住贝拉，在贝拉要跟律师走时，还想要使用暴力制裁律师。

但当贝拉游历结束，找到了自身的主体性，他的地位就和贝拉完全对调了，他无限听从贝拉，不曾质疑贝拉的任何决定，在结局里甚至默认了男仆的身份，自觉给坐着的贝拉和女伴端了酒。

医生和律师被如此表述，本质都指向同一件事，就是男权秩序的虚弱。

他们支持且维持着这套秩序，好让自己站在俯瞰女性的上位者的位置，但一旦女性的主体性意识萌发，重新拿回对自身的掌控权，他们的秩序就会即刻动荡，崩溃，难以为继。

当然，这是他们应得的。

有趣的是，导演并没有止步于此，当我们把视角放到更高一点的地方，会发现导演还有第三层表达。

三、同情

可怜的东西不止女性，男性，而是人类本身，这自然也包括导演自己在内。

这种可怜的意味，接近于对人类普遍的困顿、挣扎所萌发的一种同情。同情所有人，也同情自己。

这首先指向的是电影内的人们。

借由贝拉，电影看上去回答了一个超现实的议题，就是人类如何得到解放，获得完整主体性，获得比现在更多的自由。

但这样的未来是否真能实现，以及实现之后，这样的自由又是否足够理想，导演似乎都抱以比较消极的态度，他把这种消极藏在了两个角色身上。

一个是船上那个男子哈利，他肩负的是前者的疑虑。他不希望贝拉读哲学，原因不是束缚贝拉，而是抱有一个观点是，人类已经完蛋了，读哲学也没用。

这个观点还综合另一件事进行了强化，即哈利带贝拉去看了豪华游轮下的贫民窟，孩子、女人都境地悲惨。

贝拉拿了律师的钱，想让船员带给穷人，全然不知自己是被骗了，船员私吞了这笔钱。

人性很难改变，社会结构不会改变，走向普遍的解放和自由更不可能。这直接指向了哈利说的那句：“通过哲学进行的改良，只是人们试图逃避自己就是残暴的野兽的事实。”

一个是贝拉，肩负的是后者。贝拉完全凭借直觉生长，也因此获得更多的自由，意识到了自身欲望，也不断满足着欲望。

但结果是，吃蛋挞吃到呕吐，选择当妓女获得了更多的性快感，最终又坠入一种空洞，跟妓院老板说“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几乎什么都感觉不到。”

无论是人类的未来，还是人类的当下，都无法投掷太多的希望。

这种消极的同情，也当然覆盖了银幕外的我们。

我们也是可怜的东西。

这种可怜体现在，性别议题、系统性困境的改善本身就是很难的，更难的是意识的更改。

这也是为什么电影频繁使用鱼眼镜头，展现人物和动作的变形效果，这在兰斯莫斯之前作品也很常见，但在这一部里它的意味更沉重也更明确了：

导演想提供一个畸变的也更窥私的第三者视角，并不确切指向任何角色，模糊掉所谓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而希望我们跟角色拉开距离，从故事里反观自己。

贝拉的成长是觉醒的过程，而观众如何看待贝拉，就意味着观众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看待自己的生命意志。

如果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男性的压迫，认为律师对贝拉“妓女”的评价是羞辱，关注贝拉在性爱里遭遇的局限性，那或许说明我们仍然下意识地默认女性能动性的丧失，在观念上受父权制度所困。

如果我们更多地代入贝拉自己，意识到贝拉在逐渐拿回自己的主动权，比如在餐桌上先点自己想吃的而不顾男人，比如贝拉说“我们是自己的生产资料”，那或许我们已经开始有意地把视角拉回女性这里，更在意自己而不是他者的感受。

无论是哪一种，电影都是不带指摘的，因为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第一层和第二层表达里所指的男女性身份，都困于结构性悲剧，因而带着某种必然性。

最后，个人非常喜欢电影的结尾，贝拉亲手布置了自己的伊甸园，里面有被安装了动物大脑变得温顺的将军，有自己挑选的女伴和伴侣，和自己一样从零开始成长的女人，还有手上捧着的书。

世界无法改变，那就先试着改变自己和周遭。很老的道理了，但似乎多说一遍也无妨。